因為計算不準交通時間，十一月十日早上六時四十分就到達台北市第二殯儀館。景仰堂倒已經佈置好了，白色鮮花圍繞，保安人員作例行檢查，因為一會兒總統要來。
我站在勞思光老師照片前，有那麼一點點激動。我竟然無意中成為第一個鞠躬的人。照片裏的眼睛好像看着我微笑。
多少年了，老師。我真後悔近年到台北沒有去看你。一半是因為總是來去匆匆，另一方面，也許是潛意識認為我那些乘桴浮於海的日子沒有甚麼值得說。感性日多，智性日少，對不起老師曾經說過我有骨氣的話。
其實我並不算他的正式學生。那時中文大學四年制，有大一英文，大一中文，大一哲學，很重要的通識課。據說有一個理科生第五年還留級，就為大一英文。那時英文系主任是牛津來的Dr. Hensman，外號「白髮魔女」，執法甚嚴，不及格沒有人情講。
全部一年級生都要上的課，分成幾班。那時不知道自己幸運，派到勞思光的一班。
那時年少無知，只見他身材瘦小，架着眼鏡，永遠穿西裝，打一個領結，大家叫他「魔術師」。他那一口湖南國語，其實十之七八聽不懂，可是擠滿課堂的人，就是
「感覺」到他講學的熱誠，眼睛閃着光，真像魔術一樣，令到自己也哲學起來了。他也知道這班小混混其實聽不懂，下課就派幾頁講義。拿到手的借給別人抄，再不
就找個好欺負的去影印，那時影印可慢得很。
一年級之後沒有再上他的課。我一直寄宿，在校園內聽到人說魔術師來了，就跑過去嘻皮笑臉地揮手，他也不介意。
我上大學是逍遙派，認為讀書不等同上課。看書時也看窗外，看着看着就坐到草地上，坐着坐着就跳上火車出城看電影去了。
這樣的一個人，後來竟然當上最嚴肅的一份工作，才真正和老師認識。
一九八三至八五年，中英會談香港前途，我由香港電台借調到新聞處。那時香港人知道這借來的地方，借來的時間將要結束，雖然不能直接參與，紛紛組織起來。
Hong Kong Observer是一群學貫中西的青年才俊，秦家聰，陸恭蕙，吳崇文，胡紅玉，于品海等，當時算是壓力團體，香港政府還開了檔案。
「香港前景觀察社」就是勞思光，董千里，徐東濱，陸鏗，李怡，胡菊人，談錫永等。
當時還有李柱銘，放下御用大律師的尊貴，投身香港前途，一往直前，寵辱不驚。他加入李鵬飛領導的各界才俊團，和張鑑泉等一起上北京表達意見。
前景社因為是經過國共內戰的前輩文人報人，對中國主導特別關心。書生論政固然是應有之義，而且身體力行，擔起公共知識分子的責任。
老師一向敢言，他的弟子關子尹記老師行誼的文章〈豈只學者風範，更乃國士胸襟〉盡道老師自《中國哲學史》至《歷史之懲罰》、《中國之路向》之行文立論，具經世意義。
我當新聞處長期間，工作長困中環。老師有兩次長途跋涉由沙田出來和我單獨談天。他對香港前途的憂慮，對人和事的分析，是勞氏獨家的精闢熱誠。每次我上的不是哲學史，是歷史和人生。有一次他具體地提到一個名字，其實我也所知不多。他表示擔心，但也承認不由人定。
現在回想起來，不知道為甚麼他提起「剛柔並濟」，還說了個笑話。其實老師是很有幽默感的，這些年來我卻忘得一乾二淨。
正在回想，其他人來了。我看見師母，告訴她金聖華寫她為老師藥膳補身，令他晚年身體大好。她立即告訴我一個方子，說「你們都要補補」。
老師三大弟子劉（國英）關（子尹）張（燦輝）陪同師母師妹作家屬謝禮。台灣每一間大學都參加公祭。我們中文大學代表也不少。校長沈祖堯在真正公私兩忙的日子來回十多小時。馬英九總統致褒狀後和校長握手，兩人一般高大，校長不用彎腰，老師看到一定滿意。
張劍虹也是放下工作飛一趟，真正尊師，也代表李怡。遠在多倫多的蔡文端剛好在高雄講學，也乘捷運來了。我們幾個，加上崇基院長梁元生，算是代表哲學系以外的中大人。
小思老師說過中大不識寶，沒有把勞思光從台灣請回來，也沒有為退休後長居中大的劉殿爵開研究生班。
我看劉國英悼老師的文章，特別提到老師畢生只有一個學士學位。他四六年入北京大學哲學系，四九年離開大陸，五二年台灣大學哲學系畢業。他從來沒有再找一個銜頭，上一代的人治學，才不把這放在心上。
可是現在的大學以此為聘用準則，想起錢穆，唐君毅，牟宗三，也在制度下受到委曲。他們三位加上勞思光，劉殿爵，學問之大，如日月之光，俱往矣，真正哲人其萎。
中大最突出的校友丘成桐說過，「起大樓容易，要有一個大師很難」。尤其是人文科學，日漸收縮，大學之道，不寬不明。
過了幾天，我早已計劃秋山獨行，重訪京都紅葉。走過許多寺院，上了一些未上過的山。買了一根木杖，一步一步地走。最後回到苔寺，重臨一遍心經。一字一字，漸漸心平氣和。
看着滿天紅葉，忽然覺得高興了，因為老師從來不是悲戚的人，他是入世的智者，瘦小的身軀是個智庫，像月宮寶盒，隱隱生光。
再見了，大魔術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