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八大標誌着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模式進入一個新的階段。習近平接任總書記，表明共產黨在文革和八九民運之後，的確明白到政治體制必須進行改革，才能讓自己有機會繼續執政；事實上它也成功完成了一些政治體制改革，這主要見於共產黨的權力領導和移交模式。
一、走向集體領導
由第一代領導人毛澤東至第二代領導人鄧小平，共產黨的領導模式基本上仍是以一個人為中心。雖然鄧小平的領導風格與毛澤東的分別很大，也沒有再搞個人崇拜，但他的個人地位仍是遠超同期的其他高級黨員。
到第三代領導人江澤民和第四代領導人胡錦濤，個人色彩逐步淡薄，領導模式走向集體領導方式，最高領導人不能一人說了算，在領導層內，他只是比領導班子的其他成員較為佔優一些，強人政治不再；正正由於最高領導人的權力不再是那麼絕對，才有機會讓其他方面的改革得以實現。
二、權力和平轉移
權力由胡錦濤和平轉移至習近平，意味共產黨能成功建立起一套權力和平轉移的模式。由江澤民把權力移交予胡錦濤，再由胡錦濤移交予習近平，完成第二次的和平權力移交，足證一套有序、和平的權力轉移模式已經穩固下來。
雖然共產黨內派系林立，必然經過激烈的權力鬥爭，在新領導班子內爭取最大的政治利益分配，但起碼一切都在幕後擺平，不再出現鬥個你死我活的慘烈之爭。
三、老人干政漸減
上一代領導人還在相當健壯之時已願意把權力交出，由較年輕的一代可有更多時間和更大空間主政。
現在建立的規範是每一代領導人主政十年，時間一到，就得把權力交予下一代領導人；雖然退任的領導人必然仍可在黨內發揮相當大的影響力，但老人干政的影響力必會逐漸減低。
四、提供歷練機會
有機會接任的新一代領導人，也會在現有的領導班子出任要職，好讓他們可以表現能力，以爭取黨內認同為接任的最佳人選，亦讓繼任人有更多歷練和建立威望的機會，一旦接任，便可較快、較順利地掌握管治實權。
黨員操守難靠
當然，中國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發展到今天這個階段，上述的政治改革已不足以應付未來可能出現的挑戰。
「薄熙來事件」正好說明黨內仍然有着一些人希望可以走回過去的強人政治老路；那種仰望政治強人出現、以拯救萬民於水火的政治文化，仍然普遍存於中國人民心中，這正是強人政治在中國地土可以重現的溫床。一旦政治強人再現，過去的政治改革大有可能毀於一旦。
新 任總書記習近平曾多次強調共產黨必須處理貪腐嚴重的問題。在十八屆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體學習中，他說：「『物必先腐，而後蟲生』。近年來，一些國家因
長期積累的矛盾導致民怨載道、社會動盪、政權垮台，其中貪污腐敗就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大量事實告訴我們，腐敗問題愈演愈烈，最終必然會亡黨亡國！」
不 過，習近平所能提供的解決方案只是：「各級黨委要旗幟鮮明地反對腐敗，更加科學有效地防治腐敗，做到幹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永保共產黨人清正廉潔
的政治本色。各級領導幹部、特別是高級幹部要自覺遵守廉政準則，既嚴於律己，又加強對親屬和身邊工作人員的教育和約束，決不允許以權謀私，決不允許搞特 權。」
「法治」必由之路
貪腐這種老、大、深的陋習，是否單靠共產黨員的個人道德操守便可以根治？現有黨國的防腐敗、打擊貪污的機制明顯不足，否則習近平也不用一上任，就定出反貪腐為重中之重的政治任務。
是 以，共產黨要進行的政治改革不可能只着眼於領導層權力的移交模式，而必須觸及權力制衡的模式。現有的黨內和國家權力的行使模式，不足以防止強人政治再現、
不足以解決貪腐叢生的問題。沒有足夠制衡，強人政治仍將是纏擾不去的夢魘，而貪腐也必會是永不能根治的蝕肉腐骨的絕症。
政治改革將無可避免地觸及共產黨專政（不是執政）的政治地位。今天，共產黨已到了關鍵的瓶頸位置，未來十年，如不進行徹底的政治改革，就真會如習近平所言，有亡黨亡國之憂；走上「以法限權」、「以法達義」的法治之路，可以說是進一步政治體制改革所不能再迴避的路徑。
Paola Subacchi：中國要維穩 須改革締公平
在剛剛結束的中共十八大期間，鐵路和地鐵站電視屏幕，一直鋪天蓋地的做着直播，但繁忙的北京人似乎並不很關注︰對他們來說，生活還是要過。
中國民眾對自己國家禮節式的權力交接漠不關心，並不出奇，因為所有的重要決定，在大會前其實已做好了，一切都關起門拍板，外界作為極其有限。但這次表面上的無縫權力交接，卻被視為將迎來中國（以及全世界）一個複雜、以及可能非常困難的10年。
經濟築底回升 仍受外圍困擾
中國正站在十字路口，1億多人仍生活在官方貧困綫以下，名義人均收入剛剛超過6,000美元，在這樣的情況下，穩健的經濟增長必須維持。剛卸任的胡錦濤主席更指，中國總體GDP和人均收入應該在2020年翻一番，這意味着年均7.5%的增長率。但中國可以完成這任務嗎？
最新的工業產出、固定投資和零售數據顯示，中國在最近幾季的經濟減速，很可能已築底回升，但當局仍然謹慎，因為中國的經濟前景，仍然很視乎外圍因素，而外
圍因素目前仍未明朗。盡管如此，大部分獨立經濟學家預計2013至2017年間年GDP增長率可達7至7.5%，而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預測更加 樂觀，達到了8.2至8.5%。
經改決策規劃 較以往更重要
在十八大期間，我們反覆聽到，中國領導人認為未來幾年最大的政策挑戰，是將經濟增長模式，由「出口導向型」轉為更加穩固的「依賴國內消費型」。有關的轉型
已經相當迫切，因為美國和歐洲，已不可能為中國出口提供很大的支持。事實上，盡管2012年首9個月，中國向新興市場國家的出口增長超過了10%，但人們 仍預計，中國在2012全年的貿易增長將低於其10%的目標。
收入增長和家庭儲蓄率的下降，對於中國的增長模式轉變具有關鍵作用。要做到上述兩者，關鍵改革是大前提。比如，改善醫療、教育和養老條件，並使之符合新興
中產階級的需求和期望，便可鼓勵家庭將更大部分的收入用來消費。同樣地，提高銀行儲蓄利率，則能夠在不減少市民收入的情況下降低儲蓄。
與此同時，中國沿着鄧小平30年前定下的市場經濟路綫繼續改革，決策也將變得愈來愈複雜。中國經濟要沿着其所希望的方向前進，又要不產生動盪，這便使得正確的政策措施協調和出台次序變得極其重要。一些中國同事告訴我，良好規劃決策在未來10年的改革中，比以往更為重要。
特別是在國企改革和進行銀行自由化時，新領導人需要注意實體經濟和擴張中的金融部門之間的聯繫。從商品到金融資產，價格形成應該更加市場化、更加透明，而
資本配置也應更有效率，尋租（Rent
Seeking）和腐敗的空間亦要抑制。此外，隨着人民幣繼續穩步國際化，國內金融自由化也應該與更深層的全球一體化同步的進行。
從胡錦濤的十八大開幕詞看，未來幾年的關鍵問題，將是國家和市場的關係。不過，改革將繼續是自上而下的、漸進的，特別是在金融改革上，因為這將是未來10年的改革重點。
改善收入不平等 維持凝聚力
許多中國人認為市場紀律可以帶來公平競爭，有助於消弭日漸擴大的貧富差距。事實是中國的收入分配非常不平等︰堅尼系數（用於衡量收入不平等性的指標）達到
了0.438，與美國相當，離北歐平等社會（英國除外）還遠。而不公平的資源配置，即個人和家族因擁有豐厚的政治人脈而致富的問題，也變得愈來愈難以糾 正。
因此，未來10年的一個關鍵問題將是，隨着經濟和政治進一步改革，中國當局的增長目標是否仍能維持社會的凝聚力。經濟蛋糕的增長速度正在放緩，如要社會繼 續穩定，關鍵便在於社會是否更為公平。這對於新領導人來說是顯而易見，但他們是否能夠做好必須的制度改革，則仍有待觀察。
英國皇家國際事務研究（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研究各種地域與全球事務，時常被傳媒引用作國際事務的資訊來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