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夢由來最易醒。看投票影片在電視上重播數十次後,對於巴勒斯坦這場難得外交勝仗的感動逐漸散去。取而代之的,是在眼前緩緩鋪展的現實畫面;所謂公義得彰 顯即使不是天真無知,都是陳義過高。慶祝過後的巴勒斯坦地區仍然在以色列的佔領下,隔離巴人與他們世代耕種的土地的高牆依然屹立。
紙上的勝利像一劑叫人無比亢奮的迷幻藥,但刻下仍然是槍炮﹑病毒與鋼鐵的世界,巴勒斯坦人不會從此獲得一國公民的保護與尊嚴;四散漂泊的巴人不會因此獲得回歸母土的權利。以色列立時宣佈增建三千多間非法殖民住屋。
活著就是抵抗
不由自主的找回薩依德的《流亡者之書──最後一片天空消失之後的巴勒斯坦》來重讀。這些年來,我一直反芻著書中一句:「寧取前途未卜的世俗成份,莫取直截 了當的神聖救贖」。數年前初讀的撼動難以言說。六十五年無根無籍的失所飄零,在民族尊嚴的不可觸下,凡俗種種孕育了更難以屈折的希望。
巴勒斯坦地區的出生率一直遠較以色列高,加沙人口幾乎處於爆炸狀態,三百六十五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住了近一百七十萬人,在斷水斷糧的狀態下還依然高踞世界人 口增長率第七位。在世上最大型的露天監獄,人們還是過著平常生活,男人和青年們在加沙海岸捕魚沖浪,婦女搓中東pita包子;從微小處可見與土地數百年難 解的連結。也許巴勒斯坦人很清楚:既然鍚安主義者要把他們往死裡打,生存就是最好的還擊辦法。卑微如螻蟻但永遠不會被徹底消滅,活著就是最有力的抵抗。相 比訴諸上帝,滿嘴聖經與「賜予」的錫安主義者,他們活得更像一個人。
以色列早知在美國沒有否決權下巴勒斯坦必然在聯合國取得大比數支持,刻意淡化巴勒斯坦由「觀察員實體」升格為「觀察員國」的重要性,只道是「微不足道」的 變化;另一邊廂卻在會上大肆譴責巴解不尊重奧斯陸協議,跳過和談私自尋求立國,破壞和平進程。如此氣急敗壞,叫人想起八十年代經歷國際社會大舉撤資,仍不 肯就範的南非白人政權。
暴力制度化
以色列一直以中東民主國家自居,以此維持文明﹑西化形象,掩飾其對於「野蠻」﹑「東方」的巴勒斯坦人的制度暴力。但以色列國會卻在去年十一月國會通過了一 條「反杯葛議案」,容許以色列公民以民事訴訟方式,控告任何響應國際杯葛﹑撤資及制裁(Boycott, Divestment and Sanction Movement, BDS)行動的國內團體或公民。議案通過後惹來國際甚至本土輿論惡評,都稱這條「反杯葛」議案反民主﹑反言論自由,是「政治投機主義」;連支持以色列的美 國右翼團體都紛紛譴責以色列在民主方面行倒車。以色列工會受壓,被迫跟外國支持對以制裁的友好工會割蓆,何止不符合工人階級串連的左派願景,工會為支持政 府與友會決裂更是聞所未聞。
一切本是自然的歷史進程:一個要對外犯下種族滅絕的國家必須走向極權,在中央將暴力制度化,將社會分子化,滅絕公民社會。這就是現代暴政的起源。阿倫特在 《極權主義的起源》裡批判納粹制度暴力,指出納粹之惡非關任何個體的惡念,而是出於至今仍被廣泛引用的「罪惡的平庸性」(the banality of evil)。她是猶太人,卻因此遭錫安主義者標籤為反猶人士。然而以色列那一堵又一堵高牆正是制度暴力可見的實體,被限制自由的不止巴勒斯坦人,尚有以色 列人。一切都在國安的大傘下暗渡陳倉,可憐許多以色列人仍活在錫安主義者的春秋大夢裡。
這些蟻,叫巴勒斯坦
雖然沒有人能夠否認船堅炮利就是政治現實。入聯成功後,各地巴人通宵達旦慶祝,四色的巴勒斯坦國旗一時滿地飄揚。然而一夕狂歡後,佔領者仍是佔領者,在各 地流離的巴人仍然無國可歸。名義上巴勒斯坦成為觀察員國後,也同時成為國際司法系統承認的法人,可以跟以色列對簿公堂,尋求司法公義。當然國際法在軍事實 力懸殊的以巴兩國間不可能發揮作用,以色列在美國支持下也大可拒絕玩法律遊戲,但又是另一條虛弱但不會輕易被折斷的戰線。
如電影《有毛冇翼飛天豬》裡,加沙漁夫雅法為了偷運一頭被猶太教和伊斯蘭教視為「不聖潔」的豬,把羊皮披在豬身上就公開拉著走。如此荒誕奇詭但卻正正是壓迫下的微小力量。加上在國際上愈演愈烈的杯葛及撤資運動,以色列在強硬的外表底下其實一身蟻。這些蟻,叫巴勒斯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