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文大學與三聯書店在香港與大陸分別出版的傅高義著《鄧小平時代》中文版，相差約5萬字。比較兩書，為了解今日中國的歷史敘述禁區與出版審查紅線提供了難得的機會。
哈佛大學教授傅高義(Ezra F. Vogel)傾十年心力完成的巨著《鄧小平時代》(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於2013年1月由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在中國大陸首度公開發行了簡體中文版。
《鄧小平時代》一書英文原著於2011年在哈佛大學出版社出版，2012年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了未經刪節的中文版，譯者為馮克利。港版全書約58萬字，其中注釋6.1萬字。三聯書店的大陸版仍採用了馮克利的譯本，但對內容進行了刪節。
大陸版正文較港版刪節約5.3萬字，其中包括“鄧小平時代的關鍵人物”(Key
People in the Deng Era)一文約2.6萬字。附錄部分，大陸版的注釋從港版的105頁縮減為78頁，索引由港版的39頁縮減為11頁。
在給《紐約時報》的郵件回復中，傅高義坦承了他對《鄧小平時代》大陸版的看法。他表示，三聯書店能夠獲准出版《鄧小平時代》中文版並保留了他想表達的核心內容（佔原著篇幅90%以上），令他感到欣慰。他稱贊三聯書店“努力地呈現了所有我想要表達的核心內容”，“當我抱怨我想說的話被省掉的時候，他們（三聯）有時會想出辦法把（我想說的）話說出來。”
傅高義還確認了他與三聯書店達成的協議，即三聯方面保証將大陸版所有的刪節之處告知傅高義並做出說明，而且不添加傅高義原話之外的任何內容。這一承諾從《三聯生活周刊》對三聯書店總編輯李昕的訪談中，可以得到佐証。《紐約時報》曾就《鄧小平時代》一書在大陸出版的情況聯系三聯書店置評，但三聯方面表示不便就此接受採訪。
客觀地說，大陸版《鄧小平時代》對天安門事件、鄧小平南巡前後對改革停滯的不滿、鄧小平子女的腐敗傳聞等敏感話題並未避而不談。那麼，正文部分蒸發的約2.7萬字都涉及怎樣的內容？這無疑是一個了解今日中國歷史敘述禁區及出版審查紅線的難得機會。筆者在認真比對《鄧小平時代》英文原版、香港中文大學版和三聯書店版的基礎上，將《鄧小平時代》大陸版編輯取舍的主要思路歸納舉要如下。
黨內的矛盾和斗爭
《鄧小平時代》記載了不同歷史時期，中共高層領導人之間存在的矛盾，如毛澤東與周恩來的矛盾，華國鋒和鄧小平的矛盾，鄧小平與陳雲的矛盾等。在大陸版中，對這些矛盾的描寫被不同程度地刪減和淡化。例如：
第2章《放逐與回歸》(Banishment and
Return, 1969-1974)中，兩段對毛澤東既不喜歡周恩來，又離不開周恩來的心態的描寫，第5章《靠邊站》(Sidelined as the Mao Era Ends, 1976)中對周恩來去世後毛澤東的冷漠態度的描寫被刪去。
第12章《重組領導班子》(Launching the
Deng Administration, 1979-1980)中寫道，葉劍英反對華國鋒去職但最終向多數意見妥協，後來葉帥病重時鄧小平沒有禮節性地前去看望他﹔以及為了更順利地使華國鋒下台，鄧小平分階段施加壓力——這些暴露中共黨內分歧的細節也被刪去。
1980年代後期，主張大力改革的鄧小平和主張穩健的陳雲在1984年之後分歧日益明顯。為了弱化這種分歧，第14章《廣東和福建的實驗》(Experiments in Guangdong and Fujian, 1979-1984)部分刪去了對陳雲保守態度的刻畫，例如“與此同時，廣東的干部則認為他（陳雲）始終是個讓他們頭痛的人。幾乎所有的高干都去過特區至少一次，對特區的成就予以表揚，隻有陳雲和李先念不去。陳雲每年都去南方過冬，比如杭州和上海等地，但他總說自己的身體狀況不允許他去廣東。”
類似對鄧小平和陳雲分歧的淡化處理在第14章節中出現了3次，第16章中出現了7次，在第22章（由於內地版將第20和21章合並為一章，所以英文版和港版是第23章，內地版是第22章）《終曲：南方之行》 (Deng’s Finale: The Southern Journey, 1992)中也刪節了部分有關二人矛盾的內容。不過，在傅高義“鄧小平時代的關鍵人物”一文中，也強調了鄧陳之前合作的一面。他寫道，“鄧小平和陳雲還是在這種路線分歧中盡量做到了和平相處。”
鄧小平1992年南巡前後，黨內改革與保守路線的斗爭也成是大陸版《鄧小平時代》努力回避的一個話題。傅高義認為，鄧小平1992年南巡最重要的意義在於使江澤民站到了改革者的行列中。有軍方要人出席的“珠海會議”是其中一個重要事件。大陸版刪去了大半有關珠海會議的內容，如鄧小平會上“誰不改革，誰就下台，我們的領導看上去是在做事，但其實他們沒有做任何有用的事”的嚴厲講話，及“如果江澤民不推行改革，得到軍隊擁護的鄧小平將用喬石來替換他”，“江澤民向時任福建省委書記的賈慶林索要珠海會議錄音”等。不過，大陸版第22章中仍保留了與“珠海會議”相關的一個段落（大陸版第626頁）。
天安門事件的經過和細節
大陸版《鄧小平時代》將原著及港版的第20章《北京之春：1989年4月15日至5月17日》(Beijing Spring, April 15-May
17, 1989)和第21章《天安門的悲劇：1989年5月17日-6月4日》(The Tiananmen Tragedy,
May17-June 4,1989)合並為第20章《北京，1989》。
在描述1989年天安門事件時，傅高義英文原著中使用了“鎮壓”(crackdown)、“悲劇”(tragedy)、“災難”(catastrophe)和“人類的苦難”(human suffering)等詞匯，但沒有使用西方世界形容天安門事件的另一種流行說法“屠殺”(massacre)。大陸版《鄧小平時代》對傅高義的表述進行了弱化，描寫6月4日的“鎮壓”(The Crackdown)一節，標題被改為“清場”。此外，大陸版用“六四”代替了港版中“天安門事件”一詞，來稱呼這場政治運動。
有關天安門事件的內容是大陸版刪節最明顯的一部分（比港版少了約一萬字），不過該事件的大致經過基本得到保留，包括以下十六個標題：“胡耀邦去世”，“騷動的根源”，“從悼念到抗議”，“‘四二六社論’”，“李鵬和趙紫陽的分歧”，“為戈爾巴喬夫的訪問做准備和絕食抗議”，“戈爾巴喬夫訪問北京”，“戒嚴令和趙紫陽離職，5月17-20日”，“戒嚴受阻，5月19-22日”，“准備清場解決,5月22日-6月3日”，“籌組新的領導班子，“強硬派學生的堅持，5月20日-6月2日”,“清場，6月3-4日”，“溫室中的一代和被推遲的希望”，“天安門意象的力量”，“假如”。
下列內容則被不同程度地刪減：悼念胡耀邦的天安門抗議與1976年悼念周恩來的“四五運動”的類比﹔“四二六社論”加劇沖突，李鵬的生硬態度和趙紫陽對學生的同情（如“李鵬的態度甚至無法贏得官方媒體的支持”，而趙紫陽在5月3日和4日的兩次重要講話則“像是一個長者去勸說本質還不錯的孩子”）﹔鄧小平接待戈爾巴喬夫時因為廣場局勢不斷惡化而將餃子從筷子上滑落下來的細節﹔趙紫陽和一批自由派退休干部——李昌、李銳、於光遠和杜潤生——為避免暴力鎮壓做的最後的努力﹔趙紫陽去職和被軟禁的細節，比如他在廣場對學生說話時“聲音顫抖，眼含淚水”﹔趙紫陽試圖寫信給鄧小平，解釋他與戈爾巴喬夫說過的令鄧氣憤的話，並於同一天被軟禁﹔鄧小平決定使用武力，如何在高層領導中取得一致，如何准備坦克，裝甲兵車，把遠距離的軍隊運送到北京﹔軍隊在6月4日夜間行動的經過，等等。
對於1989年6月3日夜至4日凌晨鎮壓的描寫，未刪減的港版有1283字，而大陸版隻有325字。此外，對於傷亡數字，原著提供了6種版本：中國官方估計的200多人，李鵬對布蘭特·斯考克羅夫特(Brent
Scowcroft)說的310人，遇害人之一丁子霖的母親截至2008年搜集到的近200個姓名﹔外國觀察家估計的300人至2600人，外國媒體報道的，“被嚴重夸大的”的上萬人﹔以及外國武官的估計和來自北京11所醫院的報告的478人﹔但大陸版隻保留了中國官方報告的200人以及外國媒體的上萬人，並指出那是“嚴重的夸大”。
對領導人的評說
大陸版《鄧小平時代》中對有關中共高級領導人評價的內容字斟句酌，其中不乏“為尊者諱”的情況。
傅高義用“喜歡報復(vindictive)”、“邪惡狡猾(devious)”等詞語來形容毛澤東，而這些詞語在大陸版中被弱化。他在第2章《放逐與回歸》中寫道，“毛澤東無論作為個人還是作為領袖，都是個強勢人物。他功高蓋世，整起好同志來也毫不留情﹔他精於權謀，任何人在對他的評價上都很難做到不偏不倚”(英文版第54頁、港版47頁)。這句話在大陸版中被改為：“毛澤東無論作為個人還是作為領袖，都是個強勢人物，任何人在對他的評價上都很難做到不偏不倚”(大陸版第67頁)。序言部分也有類似的刪節，如“在他統治的27年間，毛澤東不僅消滅了資本家和地主，也毀掉了很多知識分子和老干部”。
針對周恩來的一些負面情節也被大陸版略去。例如，在第2章《放逐與回歸》裡，傅高義寫道：“周恩來對文革受害者的幫助是有限的。周恩來在1956年一次政治局會議後曾惹惱毛澤東，他當時私下對毛說：他從良心上不贊成毛的經濟政策。自從那次受批評後，他在長達15年時間裡一直小心翼翼，避免讓毛澤東找到理由懷疑他沒有全心全意貫徹毛的意圖。儘管如此，毛澤東在1958年1月還是對周恩來大發脾氣，他說周恩來離右派隻有五十步遠，這一斥責讓周恩來進一步退縮。”又如，第2章中，“並非人人都把周恩來視為英雄，例如陳毅的家人就對他沒有保護陳毅很氣憤，一些沒有得到周恩來幫助的受害者家屬也有同樣的心情，還有一些人說他助紂為虐，對於文革的浩劫難辭其咎。”（英文版第66頁、港版57頁）
大陸版剔除了第16章《加快經濟發展和開放步伐》中對鄧小平1988年推行物價闖關失敗的批評：“鄧小平宣布進行全面物價改革這一決定，後來被証明大概是他一生中代價最高昂的錯誤”，以及“83歲的他已經遠離了群眾”（英文版第470-471頁、港版420頁）。
不過，與“為尊者諱”相反的是，大陸版淡化了原著對胡耀邦和趙紫陽的正面評價，如在第16章《加快經濟發展和改革開放步伐》中，傅高義寫道：“在智囊團為趙紫陽工作的人，都十分尊重和欽佩趙紫陽，他們喜歡他毫不做作的隨和作風，不拘一格，廣納賢言的開放態度，以及把想法轉化為推動國家前進的實際政策的能力。”
這段話在大陸版中被刪去(英文版第455頁、港版407頁)。
港版第20章《北京之春：1989》寫到李鵬“固執而又謹慎”的性格，與“熱情且富有同情心”的胡耀邦，或“超然而具有紳士風度和分析才能”的趙紫陽形成鮮明對比，而在大陸版中，對胡耀邦和趙紫陽的性格描述被刪去（但保留了李鵬性格“固執而又謹慎”的說法）。不過，在“胡耀邦去世”一節中，對他的正面評價仍然被保留：“群眾能夠長久被胡耀邦感動，不僅因為他熱情親切，還因為他做人正派，對黨忠心耿耿。他是知識分子的希望，曾為他們做過勇敢的斗爭。他是他們心目中好干部的表率——有崇高理想，無任何腐敗劣跡。他曾長期擔任團中央第一書記，能夠與他所培養和提攜的年輕人打成一片。”（大陸版第567至568頁）
此外，書的末尾“鄧小平時代的關鍵人物”一文包含了傅高義對陳雲，鄧力群，胡喬木，胡耀邦，華國鋒，李先念，毛遠新，任仲夷，萬裡，王洪文，習仲勛，葉劍英，余秋裡，趙紫陽的生平和他們個人性格的簡介，而這個2.6萬字的部分在大陸版中被省去。
一些極富爭議的國際人物和事件
對於中國與波爾布特(Pol Pot)的關系、1979年中越戰爭，齊奧塞斯庫(Nicolai Ceausescu)之死及東歐劇變這些極富爭議的國際人物和事件，大陸版《鄧小平時代》也進行了刪節。
第18章《為軍事現代化作准備》(The
Military: Preparing for Modernization)寫道，鄧小平為了遏制蘇聯與越南的軍事合作，要通過攻打越南來展示不惜一戰的決心。當越南出兵柬埔寨之後，紅色高棉(Khmer Rouge)領導人波爾布特請鄧小平派兵幫助柬埔寨。儘管波爾布特的暴政受到西方的強烈譴責，鄧小平依然決定與他合作。第9章波爾布特的名字和第18章對越戰爭的一些細節（如戰爭之後，鄧小平指示大量中國軍隊在邊境駐扎，對越南人進行騷擾），以及高層領導人對對越戰爭的不同意見在大陸版中被刪去。
第22章《穩住陣腳》(Standing Firm)寫到，羅馬尼亞領導人、中國的老朋友齊奧塞斯庫及其妻子因為向平民開槍被槍決。中國媒體對齊奧塞斯庫的向平民開槍未作任何報道﹔當齊奧塞斯庫被槍決兩天後，《人民日報》在第四版下方簡短地發布了一句話：“羅馬尼亞電視台12月25日宣布，羅馬尼亞特別軍事法庭宣判齊奧塞斯庫及其妻子死刑，這一判決已經得到執行。”
又如，原著第22章中對東歐和蘇聯社會主義陣營崩潰及中國反應的記載，“波蘭在1989年6月4日以公投的方式選出議會，東德於1989年10月7日爆發大規模抗議，1990年2月蘇共全會討論放棄黨對權力的壟斷，這些重大事件都被中國媒體淡化和掩蓋。”在大陸版中，中國媒體對東歐劇變的蓄意淡化也被淡化為兩句話：“通過《參考資料》上每天從西方媒體翻譯過來的材料，中國的官員要比一般的群眾更了解真相”，“儘管中國的領導人在向民眾報道蘇東劇變時動作遲緩，但很快就根據新的現實調整了其外交政策。”
注釋中的禁書
傅高義撰寫的《鄧小平時代》旁征博引，其中也引用了一些在大陸尚無法公開出版的著作。在大陸版中，這些涉及禁書的注釋被大量刪減，但也有一部分被保留了下來。
曾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工作的、周恩來生平研究專家高文謙所著《晚年周恩來》一書，在第2章英文注釋共出現了19次，大陸版中被悉數刪去。
張良、黎安友(Andrew J. Nathan)和林培瑞(Perry
Link)編著的《天安門文件》(The Tiananmen Papers)是很多學者研究天安門事件使用的重要史料，該文件集在英文版注釋中出現了26次，但在大陸版中僅了1次：它與《李鵬六四日記》，另外兩位學者的論文和著作，《紐約時報》記者紀思道(Nicholas
Kristof)和伍潔芳(Sheryl Wu Dunn)的著作一並出現在第20章的注釋12中。《天安門文件》被刪減的25條注釋中，有12條對應的正文被刪去，其余13條則保留了引用內容，但將出處單獨刪去。《李鵬六四日記》英文版注釋出現19次，內地版12次，刪減的7處相應引文均被刪去。
根據趙紫陽軟禁期間口述整理的《改革歷程》(Prisoner of the State)，在英文版中出現12次，大陸版出現1次。其中4條注釋被單獨刪去，引文保留，其余7條則與對應引文一齊刪去。《杜導正日記》在第19章出現了3次，但注釋與引文都被刪除。
原新華社記者楊繼繩的《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斗爭》雖然在第20章中的注釋被刪去，但在第14章注釋7和第19章注釋59中得以保留。
第17章《台灣，香港和西藏問題》注釋102中提到的王力雄著《天葬：西藏的命運》和蘇紹智、陳一咨、高文謙編《人民心中的胡耀邦》也被保留下來。
儘管大陸版刪節了5.3萬字，對於很多大陸讀者來說，它還是披露了大量的細節，許多關於1980年代中國歷史的敘述在大陸公開出版物中都屬首次出現。讀者仍然有機會從書中領略到歷史及歷史人物的真實和復雜。對於在出版審查中生活，並建立了“自我審查”的筆者，大陸版中許多保留的內容已令筆者感到意外驚喜。
參考資料：
1. [美] 傅高義(Ezra F.
Vogel) 著，馮克利 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編輯部、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編輯部 譯校《鄧小平時代》，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3年1月北京第1版﹔
2. 傅高義(Ezra F. Vogel) 著，馮克利 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編輯部
譯校《鄧小平時代》，中文大學出版社，2012年香港﹔
3. 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by Ezra F.Vogel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and
London, England 2011
李慧敏為紐約時報中文網撰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