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一直是全球最成功的金融及商業中心之一。香港的經濟體系，自一九九八年至二○一二年，實質增長超過百份之五十三。以國際標準來說，香港政府財政儲備極其龐大，而且還在不斷增長。
這些繁榮成果實際上只有少數人可以受惠，比例上這”少數人”還愈來愈少。過去二十年，收入不均是世上最棘手的難題，懸殊情勢每況愈下。在香港，貧窮自五十年代起已經是我們生活的一部份。
「貧富懸殊」是為期兩年的研究項目 ; 我們的核心問題是：誰應為此負責？為何香港要容忍這種讓人羞愧的狀況？這個研究項目由本人負責，研究報告將於二○一三年秋天發佈。
可恥的政策
在二○○五年，超過一百萬人－相等於百份之十五的香港人口－被官方界定為貧窮人口。歸根究底，過去二十年政府決策階層及其商界「伙伴」需要為此負上絕大部份的責任；他們看待貧窮的觀念有錯誤，他們估算貧窮的方法也錯誤；再加上香港流行的一套”只問生存，社會關懷干卿底事?”的獨有生活態度，惡劣的貧窮境況便日趨嚴峻。
前特首董建華認為，香港經濟已失去了競爭力，並且必需以緊縮政府開支的方式來挽救，這是大錯特錯的做法。事實上，香港工人的生產力在廿一世紀已經超越了許多先進國家，而且更以三倍的速度高於工資的增長。董的經濟政策只削弱了消費者及投資者的信心，並且延長自九八年開始的經濟衰退期。接任的曾蔭權也一樣。香港的工業生產基地廣東於○六年開始出現衰退，曾蔭權提出的應對措施既昂貴又不濟。兩人同樣迷信於私有化及將公共服務外判，不但未能改善公共服務的質素及效率，而且更帶來更多不公平不合法的勞工問題。相反，政府處處優待商界，卻浪費公帑，造成公共設施被合法濫用的問題。
貧窮及弱勢者所受的歧視是極嚴重的。老人若要依賴社會保障生活，子孫會被歸罪為不孝。失業人士領取綜援，卻被標籤為大食懶寄生蟲。事實上，在香港依賴文化並不存在，依賴社會保障為生的老人家從未超逾領取社會保障總人數的百份之二十，而依賴社保生存的失業人口長期以來亦低於百份之二十五。
緊縮政策的受害人
自九八年起，普羅市民享用公營房屋及公共服務的機會愈來愈少。政府投入在房屋方面的公共開支縮減了一半以上，市民需要支付的教育費用卻愈來愈昂貴。醫療方面亦然；醫療服務的市場化，使癌症、罹患嚴重惡疾、甚至精神病患者，均難於取得現代醫藥的有效治療。
有緊急需要的老人家及殘疾人士，他們所面對的耽擱則更令人氣餒。在二○○七至一一年間，接近二萬三千名老人家於輪候安老院舍宿位時過身；嚴重傷殘人士輪候院舍照顧服務平均要耽擱三至六年。
昔日政策的影響
今日的貧窮問題，均源於昔日的錯誤政策。六十年代起，政府高層一直與商界便緊密合作，以阻撓社會保險制度的出現。直至二千年，香港才正式推行強制性公積金（強積金）；期望強積金能為普通打工仔提供舒適的退休保障，似乎還是漫漫長路。跟許多其他先進的經濟體系相比，香港更沒有全民退休保障、沒有全民的醫療保障、甚至沒有失業保險。
一九七八年政府才開始推行免費強逼教育，但一切已來得太遲，今個世紀我們的教育制度均要承受師資及設施短缺等種種惡果。最惡劣的是房屋政策 :政府自二○○二年起無限期擱置興建居屋，使到香港市民在房屋問題上任由大地產商所魚肉。房屋供應長期不足，剩下的樓宇既破爛不堪又欠缺維修，低收入家庭及弱勢人士被逼居住在危險且環境惡劣的舊樓之中，結果是今日香港貧民窟增長的速度，比世上任何一個先進城市都要快。
新貧窮人口
今日香港所面對的，是人口老化及後工業時期的經濟。在欠缺社會保險的情況下，香港社會必須要為老人家長遠的財政及醫療需要負責。在後工業時期的經濟體系裡，能夠給予低教育水平以及殘疾人士的工作愈來愈有限，這批人口同樣需要長期的財政援助及社會服務。
在這個階層中，貧窮已不是個人的問題。政府採納以家庭為入息審查的基礎，再加上將社會服務私有化，均使到貧窮人士為應付龐大的生活開支而耗盡積蓄，甚至債務纒身，周邊的親朋戚友均同樣因此而面對嚴峻的壓力。
十年又十年，香港的弱勢社群已經失去了尊嚴、受歧視、得不到憐憫。貧窮問題已是香港的一塊恥辱碑，要除掉這塊碑，香港政府必須先認清其錯誤政策對貧弱者所造成的創傷。正視貧窮問題的根源，才可讓香港重上正軌。
作者於89至97年間，擔任港英政府首席政治顧問。而作為中央政策組首位首席顧問，他於任內需要處理一連串經濟、政治及社會議題，並就這些議題向政府出謀獻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