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飛: 香港大陸化，還是大陸民主化

一、五十年之後還要變什麼？

對於香港而言，“一國兩制，港人治港”的核心，就是鄧小平所承諾的“五十年不變”。但是五十年之後呢，又該怎麼變？鄧小平的原話是：“我們在協議中說五十年不變，就是五十年不變。我們這一代不會變，下一代也不會變。到了五十年以後，大陸發展起來了，那時還會小裡小氣地處理這些問題嗎？所以不要擔心變，變不了。”1又說：“五十年以後更沒有變的必要。香港的地位不變，對香港的政策不變”2。

對於“五十年不變”，人們似乎已經理解了。但是，為甚麼“五十年以後更沒有變的必要”呢？其時的鄧小平，在心e已經對未來香港和中國大陸的政治發展預設了一個比較明晰的路徑。1987年4月16日，鄧小平在會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時明確指出：“即使搞普選，也要有一個逐步的過渡，要一步一步來。我向一位外國客人講過，大陸在下個世紀，經過半個世紀以後可以實行普選。”1988年6月3日，鄧小平在會見3“九十年代的中國與世界”國際會議全體與會者時，更進一步強調了香港與大陸的政治關聯效應4：

為甚麼說五十年不變？這是有根據的，不只是為了安定香港的人心，而是考慮到香港的繁榮和穩定同中國的發展戰略有I密切的關聯。中國的發展戰略需要時間，除了這個世紀的十二年以外，下個世紀還要五十年，那末五十年怎麼能變呢？現在有一個香港，我們在內地還要造幾個“香港”，就是說，為了實現我們的發展戰略目標，要更加開放。既然這樣，怎麼會改變對香港的政策呢？實際上，五十年只是一個形像的講法，五十年後也不會變。前五十年是不能變，五十年之後是不需要變。所以，這不是信口開河。

很明顯，鄧小平的言下之意，是指中國和香港在民主化問題上是“同向異速”的--相同的方向，不同的速度5。香港的命運必然是和大陸緊密聯系在一起，而大陸在國家制度建設和政治領域開放的趨勢又是無可規避的。黃河九曲，終向東流。“再造幾個香港”，這表現出鄧小平對於香港政治和經濟整體表現的充分肯定，對香港政治和經濟體系有學習仿效的意願6。鄧小平親手放開了市場經濟，在某種意義上為民主奠定了物質基礎，如果沒有這樣的基礎，那也無法使民主的大廈建立起來。市場經濟最後一定是會走向民主化這條路的。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五十年之後，變的不是香港，而是內地。等到法治的傳統、民主的理念、自由的精神在大陸全面普及，等到大陸也按照設計的時間表實行普選國家領導人（鄧小平給出的普選時間表是2050年左右，意即還有四十年時間），香港還需要變甚麼？

但是伴隨1989年“六/四事件”的衝擊，香港的民主政治發生了巨大轉變。一方面，香港人大規模投入到支持國內的民主運動之中，甚至不少傳統親中人士也加入到聲援民主運動的行列，追求民主成為港人表達對北京政府不滿及對香港前途缺乏信心的渲泄管道。另一方面，政黨政治在香港起步。原先松散的各民主派參政團體組織，在“八九民運”的推動下，團結起來，以建立有完整政綱或黨章的民主派政黨為目標，以抵抗可能面臨的中央政府的壓力。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支聯會）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於1989年5月成立，直接以金錢和物資的形式支持民主運動；與此同時，民主派政團彙點、太平山學會和香港民主民生協進會（民協）“三會合一”醞釀，成立一個大的民主派政黨，彙聚資源以擁有更大規模的群眾動員能力。1990年4月，三會的部分成員聯合成立了香港民主同盟（港同盟），李柱銘擔任主席，由是宣告香港第一個本地政黨的誕生7。

香港民主運動的蓬勃發展令中央政府對香港民主派大為敵視。中央在草擬《基本法》時的基本構思，是建立一個沒有政黨背景的行政長官和高素質的公務員隊伍的政治管理體系。在中央看來，香港不需要發展政黨政治，因為有組織、有動員能力的成熟政黨，很容易成為難以控制的反對派8。香港民主派政黨的興起及壯大，令中央不得不憂慮香港的民主力量會威脅到中國內地的管治，並最終將從政治層面導致中國內地的不穩定。李柱銘等民主派領袖因此被斥責為“反中亂港”，而香港也一度被指責可能成為顛覆中國的民主基地。在這樣的背景下，“再造幾個香港”這一願景至少在政治層面已經成為一紙空談，而“五十年不變”以後，中國大陸會發展到甚麼程度，是否會如鄧小平所言般走向一個穩定的、有序的、民主和法治的政治情境，也變得難以預測。

二、國家視野VS.本土論述

長期以來，在大陸學界的主流論述中，香港的民主派一直被視為有意抗衡中央政府的對抗力量，從2003年組織五十萬人“七一游行”2005年的爭取普選，大游行，再到2010年的“五區公投”運動，這種與中央及建制派“對著干”的政治執拗導致了香港內部空轉、虛耗了大量社會資源，是造成香港政制發展原地踏步的罪魁禍首。民主派政黨一直主張香港盡快達至全面民主，行政長官和立法會雙普選成為他們主要的政治訴求。但是這樣的訴求被認為是為了奪取行政長官大權的政治技倆9。在北京看來，行政長官是鞏固中央與香港特區關系最為重要的紐帶，因此必須牢牢把握住對行政長官和香港政府主要官員的最終任命權，從而確保香港的行政主導權只掌握在“愛國愛港者”手中10。如果進行普選或過早進行普選，就很有可能令民主派掌握權力，取得立法會多數議席，甚至當選行政長官，這便無法保證普選出來的特區政府必然跟中央政府意願相符。一旦因此引發香港政治對立甚至經濟倒退、社會混亂，中央政府就將背負“一國兩制”失敗的罪名。

其次，在大陸學界的主流論述中，香港民主化的發展“並不是民主與否的問題，而是國家利益的問題，是主權的問題，是是否遵守《基本法》的問題，是是否承認中央權威的問題”11，所以必須要以“一國兩制”“一國”中的建構為核心，如若忽略這“一國”的政治認同前提，則必然會削弱中央政府的權威性。這種從中國利益角度出發的國家論述，最典型的代表來自於大陸學者強世功。他在《中國香港：文化與政治的視野》一書中明確地指出：“香港政治轉型的動力無疑來源於中央，尤其是1980年代以來的香港回歸。沒有中央政府推動的香港回歸，就沒有香港的政制發展和民主改革。……在這個意義上，應該說中央政府是香港最大的民主派”“香港民主化問題也是國家建構中的核心問題。在這塊；‘沒有英國人統治的英國殖民地’上，……使得國家建構中的政治認同變得異常敏感脆弱”“若要保持香港在；‘一國兩制’下的高度自治，同時又要實現行政長官和立法會普選，唯一可行的辦法就是在‘一國’‘民主’與之間達到適度的平衡點”12。作為傾向中國官方立場的學者，強的論點無疑代表著中國官方的香港論述，嵌套在中國崛起的大框架之中，用國家主權觀去包裹香港問題13。

與內地國家視野的論述相對的，是強調香港人本土意識、香港民主自治的本土論述。該論述認為民主、自由和法治是香港社會的核心價值根基；追求民主政制，特別是落實雙普選，是香港民主發展的唯一出路。如若行政長官並非由普選而是由小圈子選舉，或者是由中央政府指定的方式產生，則必然會導致香港政府在政治上缺乏認受性，沒有足夠的民意授權去處理具有爭議性的社會議題，香港要做到良好管治就會很困難。而追求民主化，正是為了達成社會公正的目標，所有社會成員共同分享經濟發展的成果，而非由部分權貴階級、裙帶資本掌控社會14。《基本法》第四十五條和第六十八條亦清楚寫明，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和全體立法會議員將按循序漸進的方式，最終達到由普選產生。15

從普通香港市民的目光看，香港回歸十年後才要求施行普選，既有實踐普世價值的正當性，也並沒有違反循序漸進發展民主的原則16。但是中央政府卻對香港的民主發展重重設障，不僅促成了諸如小圈子的特首選舉、功能組別占立法會一半議席、分組點票等各種不利於發展民主的制度，還通過“人大釋法”的手段一再延遲香港的民主普選。全國人大常委會於2004年4月6日對《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作出解釋，否決了2007至2008年雙普選的提議；2007年再次就香港的政制改革做出“決定”，否決了2012年雙普選，並將普選時間延後至2017及2020年。

從兩種論述的對立中，我們不難看出香港政制發展所面臨的困境：一方面，中央政府對香港民主派缺乏信任，對香港政治體制進行更根本改革的訴求一直保持謹慎的態度，擔心如果過早實行全面民主和普選制，會讓一些激進的民主派人士掌握政權，中央的話語權與決定權便會大大減弱，香港就再也不會如以前一樣容易治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吳邦國於2007年6月在紀念香港《基本法》實施十周年座談會上也強調，香港的高度自治來自中央政府的授權，並非香港特區政府或人民所固有之權力，中央政府對於香港特區政府所授予的權限幅度決定了後者的實際自治權限範圍，不存在所謂的“剩余權利”問題，香港制度更是不能從西方照搬17。另一方面，民主派有廣大的民意支持，香港全面民主化也是全體香港市民的共同願望，但是民主派對中央政府也缺乏信任，在實行政治上杯葛之余，又缺少與中央政府直接談判的籌碼。2003年“七一游行”所累積起來的民主動力，在隨後也並未有轉化成制度上的進步18。

由此觀之，香港的民主進程其實沒有太多的懸念，在香港各界民主力量的壓力下，北京會對香港民主化的訴求進行必要的妥協和讓步，但終究只能在中央政府所操控的既定模式e緩慢地實現，而香港特區政府毫無疑問會充當中央決定的忠實執行者，協助中央決定香港的民主命運。

三、政治民主榜樣

長期以來，香港一直扮演著推動大陸經濟現代化建設的角色19。但是北京也清楚地知道，香港從來不單是一個經濟城市，其經濟以外的作用亦是不言而喻的。

香港對大陸的輻射影響力巨大，在大陸有超過一億人收看香港鳳凰衛視，雖然整體而言，鳳凰衛視一直被指責為帶有強烈的中國官方色彩，但部分電視節目依然可以通過打“擦邊球”的形式針砭時弊；另有超過5，000萬觀眾收看觀點更為銳利的陽光衛視20；而比鄰香港的廣東，更是早在1980年代就開始收看香港電視頻道。此外，現時每天約有30萬人次跨越深港邊界，2010年有超過2，200萬人次的大陸自由行游客來到香港cl。在如此頻繁的資訊擴散和兩地社會交往之下，香港作為一個政治上的民主榜樣politicalrolemodel）22，其民主化的踐行和政制發展無疑將會為未來中國政治體制改革提供一個重要的參考範本。

有學者指出，中央政府可把香港視作“政治特區”，香港追求民主的經驗可以為中國的民主化變革起到一個民主發酵的作用23。筆者倒認為香港經驗的重要之處，更多的應該是從政治制度politicalinstitution）（基建的細微處入手，而非整個宏大的民主大邁進。

首先，在香港的政治制度中，包括獨立的司法機構、廉政公署、審計署、平等機會委員會、法律援助署等，均協助人們扞？權利和制衡政府。此外，香港政府架構中擁有一套完備的諮詢體系：行政議會是最高的決策諮詢機關，各行政機關也均設有自己的諮詢組織，社會上還有各種專業性的諮詢機構，共同組成了“港式諮詢性民主”co。這種多層次的諮詢機構與多管道的決策諮詢，使得香港政府部門可以更多地了解民意，聽取專家及有關利益團體的意見，從而制訂出較為切合實際的政策。而內地政府體制中缺乏相關的諮詢環節，政府過於集權，民間的或半官方的諮詢組織無法參與到決策的環節之中，民意就往往容易被忽視。

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不可能像前蘇聯那樣，在一夜之間以突變的形式完成。相反，改革和民主化都應該從細節做起：公開預算、民主監督、公眾參與、諮詢議政、勞動者保護、公民權力伸張等等。只有從制度細節上手改革和完善，才可以將宏大的“民主問題”具像化、技術化，“因為只有在技術和制度面，爭論才會是具體的，改革才會是行動取向的”cp。從這點來看，香港的制度經驗更加彌足珍貴，值得借鑒。

第二，在市民參與層面上，香港公民社會的崛起，以及香港普通民眾積極投身公民運動，都為大陸人民提供了一個極強的政治符號，激發他們對於民主投入更多的思考，乃至行動。今日香港政制發展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公民社會和政黨呈現疏遠的趨勢。年輕一代的社運份子對傳統的政黨意識和階級議題的參與興趣降低，不再輕易被政黨所動員。相反，他們以非黨派的中立角色，在政黨和議會外努力拓闊公民空間，積極參與到有關集體記憶、文化保育、社區重建、“反高鐵”等本土公民運動之中，以表達他們的政治觀點。香港新一代的社會運動信息，也通過Facebook（臉書）Twitter推特）、（、微博等新網絡媒體技術傳播到內地。2010年廣州“撐粵語運動”中，年輕一代成為運動的主體，他們走上街頭呼吁保留粵語的文化主體性，這正是香港公民運動影響內地民眾政治參與的鮮明例子。

四、香港大陸化

與此同時，中國的快速發展也在衝擊香港，並在各個層面反哺香港，構成了一種“被衝擊然後回應”的關系cq，而回應的其中一個結果，就是香港大陸化的危險趨勢。

俄羅斯流亡作家索爾仁尼琴AleksandrI.Solzhenitsyn）1982年訪問台灣時（在曾感慨地說到：中國人是幸運的--大陸之外，還有香港和台灣，而俄羅斯卻已經全境赤化了cr。在此，索氏對香港的贊譽不言自明，與大陸僅僅一河之隔的香港，其獨立的政治制度、經濟形態，乃至自由意志，都是對於當時剛剛拉開改革開放大門的中國大陸的一個極大的補充和對照，同時香港也作為一個緩衝點，巧妙地將中國內地和世界舞台銜接在一起。

然而索氏的這句話放到今天，似乎已經不再是事實。著名經濟學家費利民（MiltonFriedman，又譯佛利民，或弗裡德曼）曾憂心地預測過，香港的明天取決於兩種速度的比較，一種是香港大陸化，一種是大陸香港化，哪種發展的速度快，將決定未來香港的發展cs。可能內地並不屑於將香港作為自己趕超的標竿，而是以紐約、倫敦這樣的國際大都市為競爭對手，即雄心壯志之下所謂的“美國化”；但對於香港而言，其大陸化的趨勢卻在回歸後隨時間的推移顯得愈發明顯，並逐漸成為香港最大的改變，香港事實上已經變成了“中國的一座城市”ct。

香港首任行政長官董建華就曾聲明：在治理香港這塊領土時，“中國價值”（Chinesevalues）必須被予以考慮，亦即“珍惜重視多數，但不允許公開的對抗；力爭自由，但不是以犧牲法治作為代價；尊重少數者的意見，但關切更廣泛的利益；保護個人的自由，但也擔負集體的責任”“不允許公開的對抗”dk。，這一幾乎已被默認為正當性的信條延續迄今，其結果是，穩定壓倒一切成為社會主流，公民自由不斷受到嚴厲的挑戰：民間電台被取締，香港電台編輯自主的方針受到干預，大學獨立人格喪失，學生正常的示威活動受到打壓。更為令人憂心的是，這種改變的程度是如此緩慢而少有人察覺，而其未知的影響卻讓我們不得不擔心香港本土的一些核心價值正在逐步喪失--這還是索爾仁尼琴口中所贊譽的香港嗎？

筆者曾經專門就此問題和香港大學社會學系呂大樂教授有過一次長談，他向筆者講述了一次參加香港新城市規劃諮詢的經歷。作為以香港社會為研究對像的學者，呂大樂更加關注香港本土文化與城市發展之間的平衡與互動。但遺憾的是，香港的政府官員卻過於強調城市新建築的經濟利益，並以自己考察上海浦東的體會為基礎，號召香港要學習上海的建設速度，復制上海的革新氣魄。盡管上海有值得學習的地方，但香港不能盲目照搬照抄。香港需要的不僅僅是速度和氣魄，而是一種與香港本土特色相符合的城市文化精神。

五、 結語

香港的政制發展到今天，已經確定了清晰的普選時間表，社會分歧逐步收窄，追求全面、高度的民主已經成為社會共識。但必須明確的是，普選制的實現並不必然意味香港的全面民主化，普選和民主化的進程不可簡單等同起來。香港民主派和中央政府的政治抗爭依舊會繼續存在，香港政府在推動民主的過程中，如何於兩者間斡旋並尋找最佳出口成為關鍵。盡管香港民主政制的發展道路是緩慢的、有爭議的，但是，它已經無可避免地通過頻繁的資訊傳播和社會交往為內地官員和民眾提供了參考效用，激發起他們的民主意識。同時，在香港和大陸日漸融合的大背景之下，內地政治文化又將影響香港到何種程度，還有待進一步觀察。

有論者提出將下一個十年作為觀察香港未來發展走勢的黃金時點dl，這裡面固然有中國人喜歡紀念整數時間的傳統，但在筆者看來，我們再去考察香港的時間點，應該是回歸後的二十五年（即2023年）最為恰當了。為甚麼是二十五年呢？因為這是“回歸五十年不變”政策的一個中間點，同時也是香港雙普選經過四至五年的操作後的一個檢驗點，正好可以讓我們反思和檢討：符合香港模式的經濟形態（特別是與珠三角的協同合作關系上）和政治制度（雙普選的實施成效上）到底發展（或者說改變）到了一個怎樣的程度？到底是香港大陸化還是大陸民主化？二者怎樣結合在一起？香港又是否可以迎來自己的光榮年代？

注釋

1、2、3、4鄧小平：《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頁73；215；220；267。

5關於中港“同向異速”的政治發展模式，參見葉國華：〈香港民主之路〉，香港外國記者協會演講，2004年6月24日。

6、23 參見吳國光：〈中國政治變革中的“香港效應”，〉《二十一世紀》（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1998年12月號，頁29-35。

7、8、18 馬岳：《香港政治發展歷程與核心課題》（香港：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2010），頁57-58；64；104-105。

9陳麗君、唐曉玲：〈試論香港政治生態現狀、特點及其原因〉《當代港澳研，究》，2009年第1輯，頁183-93。

10湯華：〈切實保證以愛國者為主體的港人來治理香港〉《人民日報》，，2004年2月25日，第10版。參見www.people.com.cn/GB/guoji/2358061.html。

11宋鄭魯：〈香港民主化博弈的背後〉（2010年6月26日），中國選舉與治理網。

12強世功於2007至2009年在《讀書》雜志上發表了一組“香江邊上的思考”的系列文章，共十三篇，後經整理成為《中國香港》一書。參見強世功：《中國香港：文化與政治的視野》（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8），頁174、179、183。

13參見陳冠中：〈民族國家、帝國、天朝？〉《蘋果日報》，，2011年2月13日；〈從中國國家利益看香港〉《蘋果日報》，，2011年3月13日。

14方志恆編：《寸土必爭：香港民主運動的政治論述》（香港：上書局，2011），頁32-43；社會民主連線：〈五區總辭全民公決2012年雙普選政治說帖〉（修正版），2009年9月。參見www.cydho.org.hk/minisite/PoliticalReform/Archive/LSD_booklet.pdf。

15一國兩制經濟研究中心：《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香港：一國兩制經濟研究中心，1992），頁14、19。

16王家英：〈抗衡多於順從--選舉政治下香港與台灣對中國大陸因素的回應〉，《二十一世紀》，2004年2月號，頁20-25。

17吳邦國：〈深入實施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把“一國兩制”偉大實踐推向前進--在紀念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實施十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07年6月7日，第2版。參見http：//hm.people.com.cn/GB/42280/85539/85540/5832205.html。

19廖光生：〈香港促進大陸現代化〉《亞洲研究》，，1993年第2期，頁20-31。

20 鳳凰衛視收視數字資料為估計值。北京美蘭德資訊公司2001年〈鳳凰！視中文台和資訊台中國大陸收視狀況調查〉指出：“2000年，鳳凰！視中文台在中國大陸有4，178萬戶收視家庭，接近1億4，700萬收視人口，占全國電視家庭戶的13.1%。”引自高易伸：〈香港鳳凰！星電視台進入中國之競爭力分析〉（台灣南華大學傳播學系碩士論文，2008），頁41。2007年，中國政府規定，大陸除珠三角地區被廣電總局批准合法落地外，其他地區停止對鳳凰！視進行轉播，但在部分地區依然可以通過數位電視收看。陽光！視收視數字資料，參見百度百科詞條“陽光！視”，http：//baike.baidu.com/view/377364.htm。

21香港入境事務處：《2009-2010年度年報》，www.immd.gov.hk/a_report_09-10/index.htm。

22 Sonny Shiu-hing Lo，Competing Chinese Political Visions：Hong Kong vs.Beijing on Democracy Santa Barbara， CA：Praeger Security International，2010)，232.

24按各諮詢組織服務對像及其是否為法定組織（法定組織根據有關法例而成立，可以是諮詢委員會或執行委員會；非法定組織是按行政程式設立，主要是諮詢組織），可以分為五大類：（1）向政府部門首長提供意見的法定組織，如保護稀有動植物諮詢委員會、領港事務諮詢委員會、古物諮詢委員會等；（2）向政府提供意見的法定組織，如區議會、鄉議局及鄉事委員會等；（3）向政府部門首長提供意見的非法定組織，如勞工顧問委員會、香港法律改革委員會、香港行政長官特設國際顧問委員會等；（4）向政府提供意見的非法定組織，如交通諮詢委員會、撲滅罪行委員會、環境諮詢委員會等；（5）負責執行某項具體事務的法定組織，如香港考試及評核局、空運牌照局等。“港式諮詢性民主”這一概念，由謝偉提出，參見謝偉：〈香港與內地環境法律手段比較研究〉《，“一國兩制”研究》，2011年第8期，頁100-105。

25鄭永年：〈中國的政治改革要從細節開始〉《聯合早報》，，2011年6月14日。

26陳冠中：〈中國天朝主義與香港〉“香港：都市想像與文化記憶”，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2010年12月17日。

27 1982年10月16日，索爾仁尼琴訪問台灣，並於10月23日在台北中山堂以“給自由中國”為題發表演說。

28 Milton Friedman，"Hong Kong Wrong"The Wall Street Journal，6October，2006，A14.

29嚴飛：〈現實與理想之間的香港〉《時代周報》，，2008年12月4日。

30 Nicholas Thomas，Democracy Denied：Identity，Civil Society and Illiberal Democracy in Hong Kong (Aldershot，Brookfield，VT：Ashgate，1999)，248.

31陳冠中：《下一個十年：香港的光榮年代？》（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8）。

嚴飛 牛津大學社會學系博士候選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