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海燕: 巨債‧選舉‧反恐──2012歐洲的政經挑戰

但願2012年地球和宇宙沒有像瑪雅長計曆預測般發生什地動天移；因為在政治舞台上，2012年正是世界多個國家的大選或政府換屆年。除早已展開「暗戰」的香港特首選舉，北京中央政府亦剛好換屆（十八大）、台北亦將舉行總統選舉。

此外，美國、俄羅斯、法國、南韓、印尼等多國亦將舉行大選；加上新近因歐債危機，總理被內外逼宮下台而將舉行政改的希臘和意大利，2012年世界各地區恐怕多是政治掛帥，尤其是在全球經濟不景氣的陰影之下。

此刻，各國政府和環球市場聚焦在歐洲債務危機，不斷評估危機進一步加劇對全球股市和經濟的打擊。

2012年歐羅區（Euro zone）和歐盟面貌還跟今天一樣嗎？歐洲人對2012年有何展望？

如在互聯網搜尋「歐洲2012 」，首兩頁顯示最多的都是關於歐洲足球聯賽（UEFA Euro 2012）和歐冠盃消息，反而沒有關於歐羅危機或經濟前景之類預測的消息。本學年回到英國的資深傳媒朋友說，在華威、牛津、倫敦等大學城區跟前幾年經濟繁 榮時，市面或者一般人生活似乎沒有什麼分別；最感到「痛」的應該是上班（或沒班上）一族，包括倫敦騷亂突顯的社會基層低技術勞工、政府及公共事業僱員，以 及原來生活優越的金融專業創意「優皮士」（Yuppies）。

歐洲國家的法律、工會／行業公會及社會保障制度較健全，很多 人未必即時覺痛；然而，跟歐洲人聊起來便會發現，平靜的表象下已見暗湧，愈來愈多人感覺迷失或者不安。歐洲新近面對的問題，無論從類型或規模來說，對他們 來說幾乎「無法想像」。除了各國失業率攀升、移民不能融入成為低下階層、群眾示威演變為街頭騷亂等「家常菜」，主權債務違約危機已將整個歐羅區（包括歐羅 機制、歐洲市場及成員國的金融和公共財政等）迫近懸崖。歐洲過去較強調審慎和風險評估的歐洲投資文化，各國政府都未必想像到，那些金融產品究竟槓杆化到多 大的地步？歐洲人一直沒認真想過政府會發不出退休金，甚至破產。

此外，氣候轉變帶來前所未見自然災害（冰島火山灰、英國暴 雨暴雪、西班牙熱浪等等）；地緣政治不穩定突顯歐洲能源短缺（歐洲嚴冬也會斷暖氣）；北歐未必再是和諧安全的烏托邦（挪威激進槍擊事件）；德國有機食品也 不安全，歐洲竟會爆發源自本土的傳染病；還有，新舊恐怖主義威脅都可能回魂??重與輕、富與窮、快與慢、存在與消亡——歐洲人向來喜歡在濃鬱咖啡氣味中尋 思這些問題；不過，當它們變成真實的生活難題時，一切就不再浪漫了。歐洲能否轉危為機，面對挑戰？

一、經濟 ── 衰退和歐羅危機

本文嘗試從多個角度方面探視2012年的歐洲：

歐洲以往集中精力在全速推動歐盟框架下的區域一體化，從亞洲角度看，雖然歐盟一向是多個亞洲國家的重要貿易夥伴（中國的最大貿易夥伴），但地區之間由於發展 階段差距較大，歐洲一直偏安。蹊蹺的是，當擴大中的歐盟在2007至2008年後重新定位為全球政治及經濟行動體，積極重返非洲、走向亞洲時，卻遇上美國 次按危機引起的全球金融海嘯（2008-2009年）。除了英法德三大歐洲經濟（特別是金融市場）受拖累而重挫，更引爆了多個較小但快速增長的歐洲經濟的 金融危機，包括冰島及號稱「歐豬四國」（PIGS——葡萄牙、意大利、希臘、西班牙）等。

歐羅區岌岌可危時，非成員英國不 但沒有積極支持，國會反而進行歐盟公投辯論，歐陸夥伴的憤怒可以理解。法國總統薩爾科齊更公開叫英國首相卡梅倫「收口」，指責他不幫忙反而指手畫腳。歐債 危機不只突顯了英國與歐陸國家的鴻溝，其實也突出了「老歐洲」（西歐和北歐，經濟較發達）和「新歐洲」（冷戰結束後達到經濟市場化改革標準而加入歐盟的東 歐和南歐）之間的差距。歐盟作為一個經濟發展狀態那麼大的體系，如何共同促進經濟復蘇？未來如何制定歐盟經濟目標？還是要進一步統一各國的社會經濟政策， 以確保歐羅不會因為個別成員國的財政或金融政策失誤而再陷危機？

歐羅的前景難以預測，德國總理默克爾（Angela Merkel）在G20峰會後，對外預警歐債問題，可能需要10年時間才能完全去槓杆化和解決。即使是歐洲經濟大國未來的經濟策略路綫為何，也難以預期。 英國在過去20年全力發展國際金融服務及高增值創意行業，製造業早已式微，重型工業（包括傳統能源基建，甚至是核電廠設備等，自三十年前「私有化」後一直 鮮有投資更新，落後且陳舊）。金融海嘯以來，服務業跟隨金融業衰退，英國經濟也一直疲弱。

相反，德國由於傳統製造工業及新 能源行業，在國民生產總值的結構中一直保持相對比重（約三分之一），金融危機後在歐洲明顯最快復蘇。法蘭克福也乘機跟區外交易所結盟，勢要趁倫敦不振（當 年英國選擇了跟隨美式減少金融監管的路，吸納俄羅斯、中東、亞洲、北非等主權基金，快速發展為歐洲的全球金融中心）奪回歐洲金融中心地位。

不過，德國的失業問題沒有英法顯著，由於政府公共財政減少，一些公共服務（如醫療護理院）被私有化，部分資深專業人士也突然失業。

德國人的購房比例偏低，大部分福利與工作（企業或行業公會）掛鈎。

BBC 新聞也報道，德國和英國實際上也同樣出現中產階級消失的問題。

針對新移民或新興經濟「偷走工作」的民怨和外交壓力，也較英法及西班牙等低。

二、政治——2012選舉年與歐盟

2012 年也是歐洲的選舉年，法國和芬蘭明年也有總統及國會選舉。在英國，倫敦市將有市議會及市長選舉；此外，東歐還有立陶宛、塞爾維亞、羅馬尼亞及烏克蘭的國會 ／立法機關選舉。在南歐，希臘總理帕潘德里歐和意大利總理貝盧斯科尼新近亦因歐債危機愈演愈烈，被迫下台，要提前於明年初大選。

在持續的經濟不景氣及失業攀升的大氣候下，各國的主要執政黨（歐陸議會多採用比例代表制，故多要組成聯合政府）在此時面對選舉都是硬仗。但歐債危機對不同經 濟實力的國家卻有不同意義：首先，在「歐洲一體化」（包括歐盟及歐羅）方面，從布魯塞爾歐盟峰會到康城的G20峰會，法國總統薩爾科齊和德國總理默克爾的 領導能力和地位可謂愈戰愈強；作為歐羅區的兩大支柱，在歐羅區以及歐盟團結愈是危在旦夕時，兩人在國內及歐洲領袖威信就愈高。雙方也顯得更合拍。危機在 前，由於他們倆已對應付全球金融危機及歐債問題積累了一定程度的認知、經驗和夥伴關係，在美國自身難保的情況下，除了他們很難有其他領袖能應對眼前危機。 但對其他國家（特別是正陷於破產邊緣／經濟困境），人民對失業、無法刺激經濟以及導致國家債台高築的公共財政失誤、行政低效或貪污浪費等等的不滿，已積累 到一定程度。

經濟衰退壓力之下，政府只能緊縮，但大幅削減公共經費甚至更改退休政策等制度，恰恰令普羅大雪上加霜。若把選 票投給左翼政黨，基於工會等壓力，短期難以打破困局；若投給右翼政黨，或許有機會看到經濟的一線曙光，但未見其利，選民必先見其緊縮之害。結果，一般投票 行為下估計很難出現多數政府，而聯合政府要推行重大政策時必然出現公認受性低、內部不穩定、爭論多等問題。恐怕這類的歐洲國家在未來一、兩年政治和經濟上 都較難有突破。

在這情況下，一旦歐羅區為挽救歐羅這單一貨幣機制，被迫讓希臘或更多國家退出時，歐盟不但難以繼續原來的擴 大進程（特別是土耳其加入問題一直備受爭議），甚至連如何面對和維持「同一個歐洲」的核心信念和價值，以及擴大至27國的新歐盟互信基礎，都一籌莫展。此 外，從退出的國家看，由於他們本來在政治和經濟上不似英國的實力和歐洲／國際地位，國內社會能否接受被歐洲放棄，能否如英國般自若地留在歐盟而不入歐羅 區，實在是一個大問號。

歐洲委員會主席巴羅素的警告是真實的，基於德法可能因為本身及歐羅的經濟考慮放棄國債違約國家，但其對歐盟團結——也是後冷戰、後軍事時代歐洲的安全和穩定，將帶來重大風險和成本。

三、能源與自然──氣候轉變

能源和經濟復蘇本來就是與歐盟的誕生息息相關。今天的歐盟始於1950年的《歐洲煤鋼共同體》協定，當時西歐六個工業國面對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頹垣敗瓦，決定共同管理其煤炭資源和鋼鐵生產，以協調和促進歐洲急需的經濟重建的同時，避免因互相爭奪資源而再次走向戰爭。

今天，歐洲經濟雖然陷於低谷，但當經濟變成數位化和虛擬化的國際金融模式，能源對歐洲意味着什？

目前各國經濟政策處於混沌狀態中，作為非專業經濟分析員，很難預期歐洲明年的能源賬單會有多大變化。歐盟本在2009年哥本哈根國際氣候會議前已通過，落實 《京都協定書》的減排目標。2006年，歐盟制定新的歐洲能源戰略，要求成員國訂出可再生能源的長遠路線圖、投資開發新能源技術，並統一歐盟的對外能源政 策。2008年歐盟更進一步提高節能減排的新目標：與1990年水準比較，到2020年歐盟溫室氣體排放須減少20%、可再生能源佔總能源消耗比重須增加 至20% 以及總能源需求須減低20%。歐盟的自我約束標準比《京都議定書》對發達國家的要求更高。在全球應對氣候變化和節能減排方面，歐盟乃國際上獨有的自發、積 極和身體力行的組織。

本來，雖然哥本哈根氣候峰會沒有達成什麼具體國際規制，但世界各地在2011年親身經歷了氣候變化帶 來的各種極端天氣、巨大自然災害，加上全球人口剛達70億，能源和資源短缺是鐵一般的事實。無論發達或新興經濟，也明白經濟復蘇必須透過提高能源效益、減 低能源成本及環境污染、公共醫療成本以及國際的資源政治衝突機會。

英國和德國為競逐歐盟及未來全球環保技術領先地位，還有 產品市場的優勢，已各出奇謀：德國社會和工業界的環保意識和基礎較早發展，早在1970年代德國社會已開始反核能，兩次石油危機後更開始投入研究可再生能 源及高能源效益技術。英國最早開始工業化，污染問題嚴重，加上長期以來北海石油和天然氣等化石能資源，新能源技術被德國及北歐遠遠拋離。英國於是選擇走減 排防，快速開發碳捕獲及碳封存技術，並積極運用外交資源，在新興經濟（特別在中國和印度）推銷低碳經濟，擴展國際市場。

可惜的是，去年以來由於歐洲各國政府緊縮，雖然相關的科研投資仍佔優勢，但由於科研需要長時間和多資金的投入，在各國全力解決眼前的經濟增長、減低失業機會、控制歐債危機和環球市場衝擊等，歐洲國家在2012年的有關投入恐怕會減低或減慢速度。

四、反恐（北愛、歐陸新納粹、伊斯蘭）與倫敦奧運

持續經濟不景氣和失業高企的另一個副作用就是社會不滿的激化。

一般來說，在歐美民主社會，社會公眾可透過選舉制度，用選票或預期的選票壓力向執政政府表達，也可以透過傳媒、出版或電影、遊行示威及罷工等不同形式，發展 為社會運動。雖然歐洲的群眾活動偶會演化為街頭衝突，但一般來說，遊戲規則是限於建制（政府、員警）與公民社會之間，過火（例如發生無辜居民死傷或放火燒 車等）的行為很快會受到輿論壓力制約。

但從2011年歐洲不同國家發生的暴力事件來看，隨着全球經濟危機可能加劇，甚至持續至2012年甚至更長時間，明年歐洲的安全風險有多高？

首先，國際恐怖主義多樣化就是一大威脅。自美國5月初宣布擒殺前阿蓋達組織領袖拉登之後，歐洲的恐怖主義威脅不但沒有減低，反而變得零散和多樣化，比拉登及伊斯蘭激進主義更難防範。經過10年跟拉登的反恐經驗，歐美對跨國及國內伊斯蘭激進活動還算能夠掌握。

反全球化及新納粹的挑戰

新挑戰來自其他類型的威脅：

1. 北愛、反全球化與2012倫敦奧運

筆者在本刊7月號"後拉登反恐——愛爾蘭成英美試金石"一文已詳細探討過，為何美國總統奧巴馬於拉登死後出國第一站選擇到愛爾蘭，以及為何英國政府高姿態報道，一個世紀以來首位英國君主（英女皇伊麗 莎白二世）國事訪問愛爾蘭，到紀念抗英英雄紀念碑獻花，並發表演說表達對兩國過去的歷史和人民傷痕致歉。英美在除魔後如此重視為歐洲恐怖主義「昇華」，乃 因困擾英國20多年的前愛爾蘭共和軍（IRA）的小部分激進舊部——Real IRA（真共和軍）——近年有死灰復燃之勢。金融海嘯後，他們看準青年失業問題以及大學生對卡梅倫政府大幅提高學費和削減學生福利開支等不滿，重新招兵買 馬，透過將英國等同國際金融資本主義，吸納歐洲的反全球化／左翼激進力量，今年已兩次策劃針對倫敦金融區銀行家的襲擊。

隨着英國的經濟壓力持續，全球金融在2012年甚至可能陷入新危機，加上倫敦於明年將舉行市長選舉，還有夏天2012奧運會，英國政府的奧運反恐工作不能只 限於阿蓋達組織等激進伊斯蘭主義，更擔心Real IRA發動攻擊；同時也對「佔領華爾街」、「佔領聖保羅大教堂」的反全球化反資本主義網絡非常注意。

經過倫敦騷亂潮，英法政府面對其長期無法融合主流社會的少數族裔及社會低下階層的年輕一代更注意。過去幾代他們有「自我隔離」心態，涉及只是社區罪案或暴力 較多；但新一代成長於經濟繁榮期，他們已走出地區到倫敦市打工或購物，現在卻突然要返回社區，面對失業，物質生活大跌；加上通訊科技的普及化，政府更擔心 在奧運會期間騷亂。故此，也有分析認為，倫敦警方在騷亂潮時表現不力，很可能是警方及安全部門故意要社會向政府施壓，避免首相卡梅倫大幅削減經費。也有倫 敦人認為，卡梅倫或許是吸收了北京奧運的經驗，在高風險的奧運會前借可控制的本土社會騷亂之便，預警並加強公眾安全措施，否則國內社會及國際輿論必以人權 理由反對當局收緊安全措施。

2. 歐洲新納粹及其他種族主義

當經濟不景、社會不滿積累，激 進主義可能結合已植根歐洲的種族主義或反政府網絡合流。這些歐洲公民既包括部分少數族裔族群（如多代土生，但一直在文化及生活上自我與歐洲社會隔離；也有 部分被安排回鄉結婚／生育後，其家眷一直在原居地成長，而新近移民到歐洲）。同時，也有歐洲反對多元理念的極右或種族主義本土白人，也有因為生活經驗中對 上述拒絕融入歐洲、甚至仇視歐洲人但又要移民到歐洲的少數族裔不滿，於是逐漸激化的歐洲本土人。7月挪威青年布雷維克發動的集體槍擊襲擊正敲響警鐘。如挪 威警方公布，布雷維克曾到倫敦參加歐洲新納粹組織活動；英國傳媒過去曾「臥底」報道過，英國北部以「蘇格蘭民族主義」掩飾的新納粹主義活動外，中歐的奧地 利、瑞士和德國在911前也有發現青年新納粹主義復蘇。

另外，芬蘭社會歷史學者曾介紹，在前蘇聯解體初，經常有俄羅斯女性 迫於生計用盡方法認識北歐中老年勞動男性（如跨境貨車司機），借「結婚」合法賣身到歐洲，取得居留權後便造假證件，將俄羅斯原丈夫和子女（假稱兄弟姐妹） 申請到北歐團聚，然後跟北歐「丈夫」離婚。因為歐盟護照之便，他們可以在歐盟所有成員國自由移居和就業，「工具丈夫」想控告他們用假證件、發假誓之類很困 難。兩代北歐青少年和兒童，不少因而經歷父母離婚，失去家庭，甚至家庭暴力／父母自殺等悲劇，特別在東芬蘭為多。所以部分孩子（男性為多）長大後對俄羅斯 及後來的亞洲（先是泰國，後是中國大陸）女性特別藐視和仇視。北歐三國都零星發生過針對泰國餐廳的襲擊。

本土輿論譴責暴力和種族主義，但也不得不對這些「假結婚悲劇孩子」存有同情。

總結：歐盟「單一歐洲」與多元人文價值的挑戰

在後911恐怖主義打擊經驗中，歐洲政府一直面對一大難題：人權、人文及多元價值其實不是當局最大的障礙；英國打擊IRA的經驗證明，英國社會雖重視法治、人權和私隱等原則，但當生命經常受威脅，英國人也接受了到處安裝閉路電視，成為「員警國家」。

英國當局最頭痛的是當三分之一的選民跟「敵人」無法從外貌、收入與社會階層級、學歷、甚至宗教信仰區別時，如何真正找出「恐怖分子」？保護誰？人口多元化已 成為事實，即使歐洲立即拖慢或暫停移民申請（歐洲的工作簽證或移民申請本來就非常難），歐洲政府還要設法促進「歐洲護照持有者」能夠投入和融入歐洲，成為 歐洲人。

歐洲社會在明年或更長一段時間，無論工作和生活都會比以往艱難。如果一部分人口只管得到歐洲的法律、就業機會和社 會保障，卻又無視歐洲《憲法》和社會的固有規範，例如覺得別人應該尊重他們強行拐賣同族女性為原居地的權力和文化習慣；或簡單如我們熟悉的隨地吐痰；這些 衝突不是法律檢控和懲罰可平息的，因為族群之間矛盾和不滿，會積累和互相放大。矛盾深化後自然成為敵視，到時，恐怕便難以簡單說清這種敵視究竟算不算歧視 了。

歐盟及歐洲多國政府在911後都紛紛制訂了一系列的社會融入措施，但社會融入是長期工作，今年各歐洲政府削減開支後， 明年恐怕也會減低。歐盟沒有必要不斷擴大，但如果要把部分已自覺成為了歐洲一員的國家（特別是希臘）或族群或個人趕走，恐怕對歐洲整體的長遠安全和穩定是 很大的挑戰。

作者為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國際關係學士、倫敦亞非學院外交碩士，現為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博士候選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