該社由七名「香港白領」組成，旨在交換知識，存在僅三年。取消社名廿九年後，才由謝纘泰追認為「革命總部」，旋即為歌頌其社長楊衢雲的書所否定。又過了五十多年，唐德剛在《晚清七十年》將謝說「發揚光大」。
（二〇一一）辛亥革命百年，香港竄史歪風泛起，有戲劇、電影配合，一百多年前已成立的一個七人小團體——輔仁文社，被塗上「革命」色彩，渲染成「香港第一個革命團體」、孫中山創立興中會之「先驅」、孫中山革命思想的「啟蒙者」。追溯風源，要追到八十多年前，一九二四年（民國十三年）謝纘泰在香港英文《南華早報》寫《中華民國革命秘史》的造假；到一九七一年，麥理浩履任香港總督，港英加強營造「本土意識」，有人將謝說推波助瀾。一九九七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唐德剛，在台灣出版《晚清七十年》，有意無意接受了英國的影響，將波瀾再往前與往橫推，把謝說「發揚光大」，成了那些竄史者的主要根據。
兩份原始文件證明輔仁文社性質
輔仁文社，成立於一八九二年（清光緒十八年）三月十三日，地點是香港上環結志街百子里一號二樓，成員七人，都是「香港仔」出身的白領階級，其中楊衢雲年最長（三十一歲），被推為社長。看該社兩份原始文件，當看出其宗旨及性質。
現存的輔仁文社原始文件之一《輔仁文社序》，全文如下﹕「六合以人為貴，而人之貴，貴明道也。道本無影無形，循乎道而事事重歸於正者，則曰理；是則理者不可須臾離也，明矣！人欲明道達理、必須內修心性，外盡倫常。而朋友乃五倫中之一，審是，友道其容緩乎？友道求，則相與以成道者，友助其切切也。一曰扶危困，異姓何殊同脈？二曰勸善規過，益不啻嚴師！三曰切磋琢磨，學識均能增益。能盡乎此，則聲應氣求，自當行乎道而應乎理焉。茲我同志七人，以為此社，名曰輔仁文社。但願同心同德，有始有終，恪守社義，歷久不渝其截，是為至要。」
輔仁文社之名，取義於《論語》的「以文會友，以友輔仁」。其《社序》強調「明道」，令人想起宋儒程顥，號「明道先生」；強調「內修心性，外盡倫常」，更是儒味十足；「異姓何殊同脈」是《論語》「四海之內，皆兄弟也」的同義語。
再看輔仁文社另一份原始文件，是以英文寫成的《社綱》，共有六條，譯成中文是﹕「一、磨礪人格，臻於至善；二、不得沉溺於當世之惡習；三、為未來中國青年作表率；四、以多途增進中外文武兩種學識；五、精通西學；六、以愛國者自勵，努力掃除吾國出現之乖誤。」
顯然，該社宗旨，是以西學增益自己的見識，達到愛國自愛的境界。
從兩個原始文件的內容，看不出輔仁文社具有革命性質。組成該社的七人﹕楊衢雲、謝纘泰、陳芬、周昭岳（一曰周超岳）、黃國瑜、羅文玉和劉燕賓（一曰劉彥賓），自一八九二年創社，到一八九五年取消社名，都沒有參加任何革命活動，也無革命言論流傳下來。
不過，楊、謝、周三人，於一八九五年參加了孫中山自檀香山移來香港的革命團體興中會。謝纘泰在《中華民國革命秘史》說他和楊衢雲、孫中山一道策劃當年的廣州起義；該會且選舉了楊衢雲做總統（實名總辦）。他們的革命歷史，應由此時算起，而除名前的輔仁文社，根本不是革命團體。至於謝纘泰本人，對革命也是虎頭蛇尾。
一九〇一年，楊衢雲死於清吏的刺殺。一九〇三年，謝纘泰瞞覑孫中山，搞其「大明順天國」起事，主張「君民共治」，失敗後即與英國人在香港創辦英文《南華早報》，主張改良，反對革命，攻擊孫中山的革命黨，支持康有為的保皇派。謝經歷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建立民國，孫中山由十七省投票選為臨時大總統，直到一九二四年，在香港《南華早報》寫《中華民國革命秘史》立場都是如此。
據謝纘泰在《秘史》中回憶，一八八七年，即十七歲那一年，離開澳洲雪梨（Sydney）來香港，在皇仁書院讀書時，認識了許多信實而愛國的青年，「十六個朋友當中，為我信任而又知我心事的，有楊衢雲、陳芬、周昭岳、黃國瑜、羅文玉、劉彥賓，一八九二年三月十三日，在香港百子里一號設立革命總部（revolutionary
headquarters），並將我們集合的地方，命名輔仁文社。」
可惜謝纘泰一直未提供過輔仁文社存在的三年時間內任何革命活動的資料。今天人們在無法找到這些革命資料之餘，卻看到了一本《香港雜記》，其《自序》寫明「陳穗勳自序於輔仁文社」。而這本雜記的作者雖鼓勵學習西方，但提及中國的皇帝、朝廷，行文都要抬頭。若把它當成輔仁文社的「革命文獻」，豈非對該社有莫大的諷刺！此書現藏香港大學圖書館，如能參考，有助於了解輔仁文社的性質。
《楊衢雲略史》與謝說多處矛盾
更值得參考的是，一九二七年香港《大光報》連載的《楊衢雲略史》下述記載﹕
「先是，港中學友，如何汝明、溫德，及謝纘泰、劉燕賓、溫宗堯、周昭岳、胡幹之諸君，公與之交最稔，而公則與謝、劉諸君同組輔仁文社，以為交換知識，研究學術之所，以行其愛國之要素。社員十六人，公齒長，遂即舉為社長。社員中有羅君文玉者，與順德尢君善，嘗介紹之於文社。」
內文的「公」，指楊衢雲；尢君即尢列。這一則記載，說明輔仁文社只是「交換知識，研究學術之所」，並非革命團體；更非「革命總部」無異揭穿謝纘泰在《秘史》造假。
這一則記載還有下文﹕「此尢列者，實與其友香山孫君逸仙密謀民族革命，經已數年。」這就是說、楊、謝等人在輔仁文社「交換知識、研究學術」時，孫逸仙（中山）等人「密謀民族革命，經已數年」。這也戳穿了香港時下流傳的歪論——楊衢雲等輔仁文社成員是孫中山革命思想的「啟蒙者」！
《楊衢雲略史》還這樣交代尢列介紹楊衢雲認識孫中山的經過﹕「公叩尢君寓所，應之曰﹕歌賦街楊耀記楊君鶴齡處，與孫君同居。公隨尢君同往，與孫君相見，歡甚。由是朝夕常至；至則抵掌而談，達旦不倦。公主張先開會於廣州焉，孫君韙之。翌年，孫君設東西藥局於廣州冼基，外觀則以醫學問世。乃尢君亦駐局中，日相與計革命進行之事。冬初，開會議於城南廣雅書局內南園之抗風軒。」
楊衢雲在「四大寇」大談革命的楊耀記認識孫中山。楊何以主張在孫的地頭廣州，而非在自己地頭香港開會？顯然他害怕輔仁文社因對方大談革命的影響而受港英注視。若說這是「革命總部」領導人所為恐怕沒有人信。他的文社此時，根本未涉政治。
廣州革命會議開成怎樣？《楊衢雲略史》續有交代﹕「到會者孫君逸仙，程君耀宸、奎光、璧光兄弟三人，陸君皓東，魏君友琴，鄭君士良及尢君列也。孫君提議，本會名興中會，眾替成之，即日成立，以驅除韃虜，恢復華夏為宗旨。公居港，未克來會。次日，尢君適往港，為公道之。」
會議開於一八九三年，即輔仁文社成立次年，社長楊衢雲在港，靠尢列回港報信，然後知之。「密謀民族革命，經已數年」，孫中山的革命組織「成立」了，楊社長對於這個革命行動才得個「知」字，誰是「啟蒙者」，不待智者而後知也。
《楊衢雲略史》最重要的一點，是揭穿了謝纘泰在三年前造的「革命總部」之假。僅三年，亦云快矣！
無疑，《略史》也有錯﹕把興中會的籌備，寫成已經「成立」，提前了一年，一也﹕說輔仁文社成立時已有十六人，多了九人，二也。但《略史》畢竟是歌頌楊衢雲社長的書，如輔仁文社真是「革命總部」，真有革命活動，焉有隻字不提之理！而《略史》指出輔仁文社是「交換知識，研究學術之所」，已為該社兩項原始文件所證實。
謝纘泰造假出於政治投機
或問﹕輔仁文社除名已廿九年，幹嗎謝纘泰要追認它為「革命總部」？看過謝在《秘史》中自高聲價的一系列描寫，都會明白他的造假出於政治投機。
他自從一九〇三年與革命黨決裂，已為革命派所唾棄。可是，革命形勢蒸蒸日上，八年後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建立民國；他最看不起，一直排斥的孫中山做了大總統，北洋軍閥勢力雖強，也無法摧眦孫氏的力量。為了挽回已跌到谷底的聲譽，只有把自己重新塗上革命色彩，七人組成的輔仁文社既是「革命總部」，他當然是創始人之一了！
不過，七人小組說成「革命總部」，實在搞笑——是否一人擁有一個支部，每人都是由後生到支部長「一腳踢」呢！
總之，輔仁文社絕非革命團體，其社員如與革命有關者，從一八九五年取消社名（即楊、謝、周加入興中會）時開始。所謂成員十六人，也只有十二人查出姓名——即七人加上何汝明、溫德、溫宗堯、胡幹之和陸敬科。他們在興中會既無會籍，幹過何事，亦無資料。
按報界前輩憶述，自一九二四年謝纘泰造假，到一九四〇年其同學——十六人之一的溫宗堯也曾自報革命履歷。
溫宗堯，廣東新會人，謝的皇仁同學，比謝小五歲，畢業後曾執教母校。一九〇三年，謝搞「大明順天國」失敗後，溫與謝都支持康有為保皇派。清廷假立憲時期，溫是外交機構成員。民國初年，溫參與組織統一黨，後加入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黨。一九三八年（抗戰第二年）日本支持梁鴻志在南京組織「維新政府」（前漢），溫出任「立法院長」。一九四〇年，日本改而支持汪精衛在南京組織「國民政府」（後漢），溫出任「司法院長」，名位僅次於「主席」兼「行政院長」汪精衛、「立法院長」陳公博，居於第三。他們都自報革命履歷，溫報的包括輔仁文社，儼然像其同學謝纘泰那樣當它是「革命」團體了。抗戰勝利後，溫被捕，瘐死獄中。前輩估計，人們對溫所報輔仁文社的「革命」性很快遺忘了。
唐德剛渲染謝纘泰假說
謝纘泰把輔仁文社吹噓為「革命總部」假說傳開，要到一九七一年——麥理浩履任港督，加強營造「本土意識」之際。當時英國政府對辛亥革命的態度、沿襲清末民初即已定下的「褒袁貶孫」（因英政府反對孫中山，贊成並支持袁世凱做大總統）。由於與營造「本土意識」結合，突出港人對辛亥革命的作用，又採取了「褒楊貶孫」態度，輔仁文社是「革命總部」的假說於是甚囂塵上。由於該社比興中會早兩年成立，把輔仁文社說成「香港第一個革命團體」、楊衢雲等人是孫中山革命思想的「啟蒙者」的宣傳也多起來了。
將謝纘泰「革命總部」假說進一步渲染並擴散到台灣、大陸乃至海外去，則是一九九七年唐德剛《晚清七十年》在台灣出版以後。唐氏在此書談辛亥革命，認同英國政府的「褒袁貶孫」與「褒楊貶孫」態度。現引其第六章的磘述﹕
「在興中會成立之前，還有楊衢雲烈士他們一夥同志們在香港所組織的『輔仁文社』。該社成立於一八九〇年（清光緒十六年，一說為一八九二年），比興中會早四年多。他最早的創立者楊衢雲、謝纘泰、劉燕賓、何星儔等十餘人，其年齡、學歷、社會背景、和他們『推翻滿清』、『創立合眾政府』，選舉『伯里璽天德』（President）等主張、與孫逸仙（中山別號）他們在檀香山的小革命集團幾乎一模一樣。他們當中山於一八九五年一月返抵香港時經共同友人如尢列等的撮合——尢列為文社社員，亦中山好友——這兩個革命團體，也就一拍即合，搞其聯合組織了。」
既然將謝纘泰的假說當真並加以渲染就不免失實，現具體指出如下﹕
一、輔仁文社成立比興中會早兩年，唐誇大為「早四年多」。
二、輔仁文社成立時只有七人，唐誇大為「十餘人」，但只能提四個人名；其中一人是錯了的——何星儔即何汝明，不屬七名創社人。
三、輔仁文社原始文件並無「推翻滿清」、「創立合眾政府」的提法，唐用移花接木手法，將後來興中會的誓言「驅除韃虜」與「創立合眾政府」照搬而改其上句，接到輔仁文社上面而成。
四、輔仁文社原始文件更未有「選舉『伯里璽天德』」字樣，唐也是從謝纘泰《秘史》關於興中會一八九五年十月十日選舉楊衢雲為President這一句當作一八九〇年輔仁文社的綱領。這是兼用移花接木及時光倒流兩種手法了。
五、看過輔仁文社兩個原始文件，就該明白，該社的「主張」，與檀香山興中會絕非「一模一樣」。唐故意說成「一模一樣」，目的在「證明」孫中山的興中會「學」楊衢雲的輔仁文社，這就符合謝纘泰造假之目的。
六、尢列並非輔仁文社社員。
七、輔仁文社原始文件，已顯示該社性質儒味十足，《楊衢雲略史》又指出它是「交換知識」團體，則其成員以取消社名為條件加入興中會，這就不能說是「兩個革命團體」「搞其聯合組織」了。質。
楊衢雲廣州起義「有頭無尾」
《晚清七十年》上述破綻，全因唐德剛把謝纘泰「革命總部」假話當真事而加以渲染，才會露出來。再將該書內容引述，讀者將會再看到其破綻——
「楊衢雲、孫中山等在香港組織的興中會，事實上除掉名字之外，一切皆『輔仁文社』的延續，會員也大都是楊衢雲的班底，因為楊的團體，成立四年有奇，而孫中山的團體，還未滿二月。楊是香港的地頭蛇，孫則是新從夏威夷回來的，各方強弱懸殊。」
這一段話，顯示唐德剛發揮了謝纘泰造假的本領，以虛報時間（兩年說成四年有奇）、虛報事實（儒味十足的七人小組，說成十餘人的革命團體）才想像出來，因而不可避免又露出下述破綻——
一、假如興中會如唐氏所說是「輔仁文社的延續」，那只能是儒味十足的「交換知識」小團體，不會是由廣州、檀香山和香港三個地方的志士匯集起來的革命組織了。事實上，興中會有一八九三年在廣州籌備時的成員如陸皓東、鄭士良等參加，有一八九四年在檀香山成立時的成員鄧蔭南等參加，有的在香港，如陳少白、楊鶴齡、尢列（此三人與孫中山合稱「四大寇」）、區鳳墀、何啟（二人皆孫中山的老師），如黃詠商（何啟親戚，由何介紹給孫中山）；而輔仁文社成員參加興中會而有會籍者，僅楊衢雲、謝纘泰和周昭岳三人，都是一八九五年才加入。說到「班底」，簡直不成比例！孰新孰舊也顯而易見。
二、是輔仁文社以取消社名而加入興中會，不是興中會取消會名加入輔仁文社，讀者會跟唐氏那樣覺得「強弱懸殊」嗎！
唐氏在《晚清七十年》談到興中會一八九五年策動廣州起義，歸功於楊衢雲。他說﹕「是年十月，他們（指楊氏一夥）竟然發動了『義兵三千人，洋槍六百桿』，外加火輪船二隻的廣州起義。試問，中山皮包裏的一萬三千港幣，能買幾枝『洋槍』呢？這些起義的本錢，顯然都是楊衢雲搞起來的。中山半途加入罷了。」這段話的破綻為——
一、興中會一八九三年在廣州籌備，一八九四年在檀香山成立，孫中山自檀香山把一萬三千元帶來香港，在楊衢雲等輔仁文社成員入會之前。「半途加入」的，不是孫中山，而是楊衢雲等。
二、孫中山策動廣州起義，也在楊衢雲入會之前（他帶一萬三千元來就是要策動這次起義。）據謝纘泰《秘史》，是年三月下旬，「孫中山、楊衢雲、謝纘泰議選三千人襲擊廣州」。這已顯出孫中山早已策動起義，絕非如唐所說的要到十月才由楊衢雲發動。
三、孫中山手上，其實不像唐所說，只有「一萬三千港幣」。自檀香山來的鄧蔭南捐了家產，自廣州來的鄭士良和陸皓東，分別捐了全部或部分家產，在香港的黃詠商也捐了家產。楊衢雲等人，反而未有捐錢紀錄。另有港商余育之，也捐了近萬元，即使這一筆，歸入楊衢雲「搞起來」，從上述數目看，也不成比例！
四、「義兵三千人」之議，本由鄭士良提出，由他招募及指揮（他是東江三合會首領，有此號召力和組織力），但楊衢雲「自告奮勇」，要由他招募及指揮，以「襲取廣州」。孫中山乃命鄭士良負責廣州外圍，孫、陸及陳少白都到廣州。可惜，直到十月起義在即，楊衢雲只能在港九招募了四百多人（或說只有二百多人），他也沒有率領前往「襲取廣州」，而改由丘四、朱貴全率領。由於楊調度失當，誤了行期，因事洩而抵達廣州者皆被捕。起義失敗，楊未等孫、鄭、陳在廣州的消息，即已乘船離港，遠走印度。所謂「義兵三千人」，如此「有頭無尾」，唐德剛的記述，也就「留頭截尾」，只表揚事前的威風，後事卻不提了！
港英為營造「本土意識」宣揚謝說
唐德剛就此結束了對楊衢雲及輔仁文社的記述，而為楊唱輓歌，並加以假設﹕
「可惜楊衢雲早死——一九〇一年一月十日被清吏刺殺於香港，他的事蹟功勳就被埋沒了。所以一部『中國近代革命史』，是應該由楊衢雲開始寫的。」
除開楊死的時間、地點屬實，都是唐德剛渲染謝纘泰「革命總部」假說的結論。他要人們相信，輔仁文社是「香港第一個革命團體」，楊衢雲等人，是孫中山革命思想的「啟蒙者」；而楊氏的「事蹟功勳就被埋沒」。其實這些都是上述假說的註腳，絕非事實。
唐德剛雖花了不少筆墨，把「埋沒」楊氏「功勳」歸咎於國民黨。其實，就現有資料來看，對楊氏歌功頌德的文章，以國民黨人寫的佔多數。即使有國民黨巨頭蔣介石、林森題簽書名的《革命逸史》，也不例外，其中有兩篇關於楊的「追述」，令人看了就有溢美而失實之感！
今天能看到誇讚輔仁文社和楊衢雲而失實的文章，都是拿謝纘泰的「革命」雞毛當令箭。溫宗堯的宣傳文字找不到；唐德剛在《晚清七十年》第六章的渲染，就成了這類宣傳的基本材料了。
香港人誇大輔仁文社與楊衢雲對革命所起作用，由一九七一年麥理浩履任港督時逐漸傳開，原因上面提過。現在補充下列事實﹕麥理浩任港督十一年（一九七一—一九八二），尤德任港督五年（一九八二—一九八七）、衛奕信任港督五年（一九八七—一九九二）、彭定康任港督五年（一九九二—一九九七），港英營造「本土意識」不斷升級，港人「歸屬感」不斷增強，「九七回歸」就產生「身份認同」（自認香港人而非中國人）問題。港英宣傳「港人」對辛亥革命起決定作用，港人組成的輔仁文社是「第一個革命團體」、「港人」楊衢雲等是孫中山革命思想的「啟蒙者」一類假說越傳越廣。《晚清七十年》應時出版，書未到港，其第六章已成為某些人的宣傳根據了。
《晚清七十年》對台灣及大陸的影響不在本文範圍。最後我有一句問話﹕硬要把同辛亥革命無直接關係的楊衢雲說成比孫中山「更偉大」，會不會是欺人而又自欺呢！
(作者是資深報人、香港文字研究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