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港在民主及政治理念上能四兩撥千斤啟發大陸。只有中國政治轉型，大中華才可以建立。
大約二十年前，大中華的話題曾喧囂一時，它頻繁地出現在政客、商人、智庫與新聞記者的口中與筆下：香港、台灣、中國大陸，再加上一個廣闊的海外華人網絡，將構成一個驚人的經濟體，它將重塑世界。
這種流行值得理解。冷戰結束、蘇聯解體，世界新秩序正在形成中，人們急需一些新概念來理解這種新現實。它可能是「太平洋世紀」，或是「儒家資本主義」，或是「日本的勝利」，而「大中華」就是其中之一。這些新概念大多是在經濟意義上，它也吻合了時代情緒，這是個歷史終結的時代，只有一種政治上的民主、經濟上的資本主義，才是組織一個社會的最佳方式。人們也厭倦了多年的意識形態的爭端，歡呼進入一個「去意識形態的時代」，在新時代，經濟才決定一切。
在相當程度上，這個概念幫助了當時的中國大陸。它幫助人們把目光從天安門的血腥中轉移開，轉到它龐大的市場與勞動力。它也以香港、台灣的例證安慰所有人，經濟發展最終會改變大陸的面貌，這兩個華人社會都為未來中國提供發展的參照與路徑，既然他們有著同樣的面孔、流著同樣的血脈、使用同樣的文字、分享著相似的家族觀念、尊重同樣的神明、都病態式地看重教育、都有著對金錢的敏感……
比起仍貧窮、封閉的大陸，香港、台灣的規模儘管不成比例地弱小，卻擁有著資本、觀念、網絡上的自信，他們可以利用這種優勢「四兩撥千斤」。更重要的是，沒有人能阻擋那龐大的、未開發市場的誘惑。急於攫取財富的人們也願意用這樣的理念來自我慰藉——經濟發展將帶來政治開放、社會進步，令人頭痛的政治體制將隨之而瓦解。一段甜蜜的、令人心醉的時期開始了。
二十年過去了，另一個新現實形成了。香港被一種深刻沮喪、憤怒與無能感掘取，他們依靠著CEPA與大陸人購買力而維持著經濟增長，卻深深感到北京正如溫水煮青蛙式地瓦解了香港。它右手揚起支票，左手則阻撓民主進程。「港人治港」的許諾沒有實現，倘若香港政治像是一幕傀儡劇，北京甚至無意遮掩起那些操縱的繩線。這個曾以功利主義著稱的城市如今忙於社會運動、街頭抗爭，還把自己的怨恨與無力感傾倒到大陸遊客身上，它演變成一種狹隘的部落主義。而在台灣，中國的影響從未如此顯著過。一九九六年射出的導彈固然可怕，但它激起的是內部團結，中國大陸仍顯得遙遠，它無力真的影響島內生態。十六年後，曖昧不清的「九二共識」最終決定了選舉結果，從南方的果農到新竹的高科技巨子都承認，完全籠罩在中國大陸的影響下。在某種程度上，台灣看來正在步香港的後塵。它也以「經濟歸經濟」來自我麻痺，但很有可能，它最終發現後果要苦澀得多。
以這三地的規模來說，這種影響是必然的、也是難以避免的。倘若整個世界都不安於一個經濟強大、政治封閉的中國的影響，香港、台灣必然是最直接的衝擊者。
但或許這也是一個良機。大陸、香港、台灣的關係正處於另一個十字路口。政治與社會議題——而不是經濟，才是這個歷史關頭的核心問題。像二十年前一樣，台港——尤其是台灣，儘管規模弱小，卻佔據著理念上的勝利。二十年前，它們工業化、市場化的經驗曾改變了中國大陸，如今，它們在民主政治、法治理念、新聞自由上，則成為新的擧發，它們仍有著「四⒂撥千斤」的可能性。
但二十年前，中國政府與中國人民的目標如此一致，他們都渴望經濟增長，敞開迎接香港、台灣的經驗。但此刻，政府與公泷的利益已然脫節，政府試圖延續舊軌道，而公眾則渴望新的可能性。他們追隨著台灣的大選，算是體驗中國民主的替代品；他們湧向香港讀書、買奶粉，只是信賴這裏的公共管理，在機場購買違禁書籍，算是體驗到一點出版與思想自由。香港、台灣的變化，總是折射廣闊的大陸的內部困境。
只有中國的政治轉型最終完成，我們二十年前談論的「大中華」才可能真正建立起來，並持續發展下去。在這過程中，兩岸三地的共鳴的效應仍至關重要。
許知遠，二零零零年畢業於北京大學，現為《生活》雜誌的聯合出版人，也是《金融時報》中文網的專欄作家。他最近的一本書《極權的誘惑》由台灣八旗文化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