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攝影這種技術早在19世紀分別由兩名發明家幾乎同一時間發明，而且在今日21世紀裏發揚光大，但對於攝影的作用和社會意義的討論卻有如鳳毛麟角。即使今日很多人舉起手中的流動電話便能拍照，接著把照片傳送到社交網站。一旦被人廣為流傳便立即成為熱門話題（巴士阿叔事件便是一例），攝影的社會意義仍是一個有待探討的課題。
近日有尖沙嘴的名店阻止市民拍照，社交網站隨即發起抗議，類似事件曾發生在長實集團主理的所謂「活化古蹟計劃」的1881
Heritage。
近日阻人拍照的DOLCE&GABBANA是名店1881 Heritage何嘗不是名店，不過多了古蹟這個幌子而已。市民自願為這些名店拍照無非是仰慕名店的盛名。市民拍照後，珍而藏之的有之，傳到社交網站跟朋友分享的亦有。對名店來說，市民的做法有利而無害，名店為什麼要阻止？據報章報道，DOLCE&GABBANA的人員阻止市民拍照時曾說只准內地遊客拍照，不准香港市民拍照之類的話。時移世易，九七之前，內地人被稱作「亞燦」，今日香港市民卻在自己的地方受到歧視。箇中原因無非是內地豪客購買力驚人，全世界的著名品牌紛紛進駐香港開設旗艦店就是要吸納內地豪客。香港一般市民除了瀏覽櫥窗，便只能舉起相機或手機拍照留念。對於每月付出數以十萬計租的名店而言，這些在店舖前拍照留念的香港市民不過是「搞搞震、冇幫襯」，阻住人家搵食的一群，阻止拍照已是最客氣的做法，借用警方的慣常講法則是最低度的暴力。
原意呈現現實促進變革
因此值得探討的反而是市民在名店前拍照留念的舉動，記得數年前政府硬要拆卸天星碼頭，碼頭最後一日運作的當天，十數萬計的市民蜂擁而至，拍照留念，為的是要留下「美好的回憶」。有關當局宣布拆卸牛頭角下鸷後，市民同樣紛紛專程到那裏拍照，同樣是要留下「美好的回憶」。在香港長大的人，沒有人會不曾乘搭天星小輪﹕在興建海底隧道前，渡海小輪是連接港島和九龍唯一的交通工具。拆卸天星碼頭，把渡輪服務邊緣化，市民蜂擁而至拍照留念，其實是不自覺的無聲抗議。牛下亦有同樣的意味，昔日的公屋建在市區（如北角鸷、蘇屋鸷）或鄰近市區的範圍，今日的公屋則建在偏遠的上水、粉嶺或天水圍，市區的地皮悉數留給地產商。到牛下拍照留念，留下的其實不只是個人的美好回憶或是帶著濃厚懷舊意味的集體回憶，而是留下呈堂證供。起初發明攝影時，人們對這種嶄新技術的社會意義毫無認識，只曉得拿繪畫來比較，攝影因而傾向圖像主義（picturalism），又不斷舉辦攝影沙龍比賽，以美感來判別照片之間的高下。後來才發現照片可用作呈堂證供。德國思想家班雅明那篇聞名的〈機械複製時代的藝術作品〉更淋漓盡致分析了攝影技術的社會意義在於呈現一種新的社會現實，一種人的肉眼見不到的社會現實，攝影可以是一種促進社會變革的技術。如果沒有攝影，香港市民對六四的觀感跟官方的版本不會有重大分別，去年初的茉莉花革命，矢志推翻獨裁統治的阿拉伯青年冒死拍下軍警武力鎮壓示威者的場面，然後上載互聯網，將軍警的暴行公諸於世。香港記者在內地採訪群眾事件時屢遭武警粗暴對待，甚至拘押，原因無非是記者的相機會揭穿所謂和諧社會的神話。
港人無力購物揭社會矛盾
攝影是一種促進社會變革的技術，市民湧到天星碼頭和牛下拍照，有朝一日歷史法庭開庭審判特區政府時，市民拍到的照片定可作呈堂證供。市民在名店前拍照又有何社會意義，拍到的照片怎樣促進社會變革？本地的報章大篇幅報道市民拍照被阻之餘，卻未有任何探討問題的意圖。香港雖仍享有辦報的自由，但報章對各種事情的認識仍有待提高。市民在名店前拍照，性質雖然跟天星碼頭和牛下有分別，但當中的社會意義同樣不能忽視。今日香港名店林立，特區官員沾沾自喜，以為是政績昭著的明證。一如內地富豪到香港炒賣樓宇，推高樓價，內地「自由行」的豪客吸引全世界的著名品牌進駐香港，同樣推高店舖的租金。剛過了100歲的彌敦道，二三十年前還會出現「單眼佬涼茶舖」這樣的平民化店舖，現在見到的幾乎全是金舖或珠寶店。如果「雙非」嬰孩攻破香港的醫療體制是「自由行」的不良副作用，今日香港名店林立，彌敦道變金舖街同樣也是「自由行」的不良副作用。香港的街道原以服務香港市民為主，當然香港一直吸引不少外地遊客到訪，尖沙嘴一段彌敦道便以服務遊客為主。市民或許也曾在尖沙嘴一段的彌敦道拍照，但從未聞被阻。九七後經常聽到「溫水煮蛙」，但這種事其實發生在香港的街頭。名店或金舖不是為一般香港市民而開設的，因此才會被人阻止拍照。在名店前拍照的市民或許是以照片代替自己沒有能力購買的物品，但這個卑微的舉動已足以暴露香港社會的矛盾。當香港看似四處閃耀生輝，璀璨奪目時，香港已不再屬於香港市民了，在名店前拍的照片呈現的是一種香港市民無處容身的社會現實，這些照片同樣是歷史法庭開庭時的呈堂證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