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一個重視人權的中華民族，才可以展現道德的權威，彰顯中國的軟實力，贏得全球人民內心的真正尊敬。
二零一一年是拳頭高高舉起的年代。這一年世界各地街頭都出現風起雲湧的抗爭，如秋風掃落葉，讓不少獨裁者下台，甚至灰飛煙滅。從突尼斯到埃及到利比亞，都出現政權改變，更不要說拉登被誅殺、金正日猝逝，都讓世人感到權力突變的悸動。
但更深層的悸動，則是人權與主權之爭。長期以來，主權被視為神聖不可侵犯，是國際法的重要規範。歷經兩次世界大戰的領土爭奪，以及冷戰的勾心鬥角，各國對主權問題都非常敏感，而聯合國設立的目標之一，就是要為主權之爭協調，找出能解決問題的框架。
不過冷戰結束後，人權與主權之爭的碰撞，反而可以衝破意識形態的迷霧。過去用「主義」或任何偉大口號的論述，都要接受真切的事實檢驗。非洲盧旺達的種族大屠殺，那些手揮屠刀的領袖，再也不能用主權來做任何血腥行為的遮羞布。聯合國的勢力必須介入，救民於倒懸，免生民於塗炭。學界對此有很簡單而又具體的比喻：夫妻在屋子裏吵架，是他們的隱私權，但如果丈夫開始動粗揮舞刀子，妻子高呼救命的時候，鄰居或路人都有權力破門而入，將生死邊緣的妻子救出。
人權的重要性，其實就從生存權開始。如果人的生存基本權利都受到威脅，國家的主權就會被挑戰。這也是普世價值——主權是為了人權而立，而人權不是為了主權而立。一個國家的人權如果長期地被蹂躪，它的主權的基礎——統治的正當性（legitimacy）就受到質疑。
這也是現代政治史的血淚教訓：沒有人權，何來主權？前蘇聯領袖斯大林當年就是以國家的名義，在追尋偉大的共產主義社會的「理想」下，屠殺了多少自己的人民。對於那些數以百萬被送進鬼門關的老百姓來說，人權重要？還是主權重要？
劉少奇死前的思考
人權的背後，就是法治，一切都要「循適當法律程序」（due
process of law），而不能讓偉大領袖在一念之間，就可以恣意殺人濫權。中國的現代史，就充滿這方面的教訓。共和國的主席劉少奇，文革期間被投入獄中，他在最後關頭，要拿起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為自己辯護，但卻慘遭嘲笑，最後被折磨而死。共和國的主席不能用憲法來保護自己，正因為他過去沒有落實法治，也不能讓人民用憲法來保護自己。他在臨死之前，會想到人權重要，還是主權重要？他會想到憲法重要？還是「偉大領袖」重要？
今天的中國，越來越重視法治。胡錦濤主席在上任之初，就提過要回歸憲政，他於二零零二年的一次講話中，就強調「任何組織或者個人都不得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而總理溫家寶也在二零零八年於中國政法大學的講話中表示「法比天大」，鏗鏘有力地說出他對法治的認識。當然，中國推動法治，還有一段漫長的路要走，但最高領導人有這樣的識見，終會衝破體制上的局限，邁向全面法治。
但對全球華人來說，人權與主權之爭的激盪，還牽涉到所居住國家與中國的關係。海外華人在當地的人權，是否也與中國有不可分割的關係？每當中國出現災難的時候，從水災到地震，海外華人都全力捐輸。但北京往往以尊重別國主權為理由，對海外華人的人權受盡侵犯的血淚，不敢置一詞。這似乎延續過去清朝視海外華人為「天朝棄民」的觀念，對於海外華人受盡各種不平等的遭遇，都在「不干涉別國內政」的理由下，視而不見，聽而不聞。
這也和以色列對全球猶太人的人權的重視，恰成強烈的對比。以色列從來不會因為別國的主權，而不管當地猶太人的人權問題。如果出現了某些排猶的現象，以色列當局就會立刻挺身而出，表示強烈的關注。
因而中國對海外華人的人權問題，必須要有新的思考，也要有新的論述，不能再墨守成規，畫地為牢。因為人權的實踐，早已超越了主權的疆界。在全球化的世界裏，追尋一個尊重人權的天地，早已是全球越來越有共識的普世價值。
只有一個重視人權的中華民族，才可以展現道德的權威，才可以彰顯現代中國的軟實力。讓經濟上崛起的中國，也可以人權崛起，贏得全球人民內心的真正尊敬。
如果大陸人權勝台灣……
尤其在台灣問題上，如果兩岸能夠在人權上競爭，讓中國大陸的人權保障更勝過台灣，那麼主權之爭就會迎刃而解，和平統一就會水到渠成。
在全球政治與經濟都風雨飄搖之際，重新發現人權的春天，成為中國人的希望季節。這是全球華人在二零一二年的最新願景，也是現代中國人要奮鬥的目標——讓人權成為主權的保護傘，讓主權不再成為侵犯人權的遮羞布。
張曉卿，丹斯里拿督張曉卿爵士、世界華文媒體集團執行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