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紀委書記王岐山公開推薦《舊制度與大革命》掀動各界熱讀，著作探討革命本質和成因，為中國政治社會困境提供啟迪。
北京中南海正熱讀《舊制度與大革命》，不少政治局委員案頭都放著這一本書。十一月三十日，穿西裝卻沒打領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紀委書記王岐山在北京主持召開座談會，聽取專家學者對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的意見。一百分鐘的座談會結束前，他向與會者推薦了這本書：「很多學者看的是後資本主義時期的書，應該看一下前期的東西，希望大家讀一讀《舊制度與大革命》。」
王岐山在不同場合一再推薦這本書。經濟學家華生見王岐山，王也向他推薦此書。王說，中國在世界上是舉足輕重的大國，從歷史上看，從今天外部環境看，現代化轉型不會那麼順利，中國人自己的代價也沒有付夠，過去這些年走得順了些，下面難免會有反覆。
當下，中國學界、政界、思想界、產業界、知識界正熱議此書，央行副行長易綱、地產大老、華遠地產董事長任志強也都向朋友們推介閱讀這本書。在各地書市和網上書店，這部書大多賣斷貨。最近，由於推薦者的特殊身份，這本書從「圈子讀物」進入更廣泛人群的視野，一時成了人們的閱讀熱潮。身處十字路口的中國人似乎希望從這本一個半世紀前的經典著作中，尋找某種啟示。這引起人們好奇：這本書究竟有什麼魔力？人們究竟想從這本書裏借鑑什麼？
《舊制度與大革命》是法國歷史學家亞歷克西?德?托克維爾的代表著作，也是研究法國大革命歷史的重要著作。回顧那段歷史，原有的封建制度由於腐敗和不得人心而崩潰，但社會動盪卻並未帶來革命黨預期的結果，無論是統治者還是民眾，最後都被相互間的怒火所吞噬。《舊制度與大革命》原著出版於一八五六年，彼時距離法國大革命過去六十多年。在托克維爾去世百年後，他的思想和著作才在西方復興。中國一批進步開明人士早就關注研究法國大革命。《舊制度與大革命》中文版於一九九二年由商務印書館推出，此際中國經歷「六四」巨大政治風波之後，普遍陷入反思狀態，托克維爾的多種著作被列為政治學的必讀書目，這書在過去幾週也成了暢銷書。
溫故知新，開卷有益。學者們解讀《舊制度與大革命》的「法國大革命啟示錄」的切入點是：革命往往會在對苛政「感受最輕的地方」爆發；經濟繁榮何以反倒加速了革命的到來；將某一社會階層推入孤立、失語的困境，很可能就等於把他們推向革命；專制社會裏，民眾無法參與公共事務，彼此孤立，最終只會變得越來越自私自利；中間勢力難以生存的社會，是「最難擺脫專制政府的社會」；民眾「革命」時代種種不適當的方式，其實都是政府教的；在革命過程中，追求自由要比追求平等更加重要。
鳳凰衛視時事評論員、言論部副總監何亮亮接受採訪時說，書裏有不少發人深省的觀點，路易十六統治時期是舊君主制最繁榮的時期，何以繁榮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來？人們往往認為，革命是在人民處於水深火熱而民不聊生的時候發生，法國大革命恰恰是在繁榮的時候發生，所以革命的發生並非總是因為人們的處境越來越壞，最經常的情況就是一向毫無怨言、彷彿若無其事地忍受著最難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壓力減輕，他們就會將它猛力拋棄。被革命摧毀的政府幾乎總是比它前面的那個政權更好，而且經驗告訴我們，對於一個壞政府來說，最危險的時刻通常就是開始改革的時刻。當流弊被消除，人們更容易覺察尚存的其他流弊；痛苦已減輕，但感覺卻更敏銳。此前人們對未來無所期望，現在人們對未來無所畏懼，一心朝著新事物奔去。
北京《讀書》雜誌執行主編王焱認為，這本書是從法國政治社會結構的歷史演變，探討革命發生的原因。在托克維爾看來，法國大革命既是政治革命，也是社會革命。作為一場疾風驟雨般的劇烈社會變遷，這樣的巨變究竟是如何形成的，不能就革命論革命，或用一些革命淵源的神話或妖魔化的辦法，解釋這樣一場宏大的劇烈的社會變遷。中國與法國都是透過革命走向現代性的國家，在「後革命時期」所遭遇的政治社會困境上，也具有很大的相似性。史學大師陳寅恪曾經說過，西方社會中以法國人與中國人最為相似。閱讀《舊制度與大革命》可以幫助我們理解歷史上的中國與當下中國的關聯性，從而為走出這一困境提供啟迪。
江迅：中國廢除勞教呼聲高漲
中國學界呼籲習李政府廢除勞教制度。甘肅蘭州趙梅福、湖南永州唐慧及重慶村官任建宇等人被判勞動教養，但最終解除，反映勞教制度違憲、違法，而公安局更在勞教問題上「濫權」。
甘肅省蘭州市?蘭縣農民趙梅福揹著家鄉的油餅、核桃，在二零一二年十一月五日上北京看望兒子，她兒子郭大軍是北京理工學院研究生。兒子安排她在學校周邊的招待所住下。
五十多歲的趙梅福家境貧寒，因耕地糾紛家裏已無地可種，只能做些小生意勉強度日，終年將麵粉製成麵條，賣出一斤可掙手工費兩毛錢，一天能有二十元人民幣（約三美元）到手就相當不錯了。九八年起，趙梅福因耕地被村委會強行收回及鄰里糾紛，多次投訴，卻遭毆打。零五年五月，趙梅福認為?蘭縣公安局在處理該案不依法履行職責、偏袒行兇者，開始漫漫上訪路。一次次上訪，一次次被拘留。零七年六月、零八年一月和七月、一零年四月，因「擾亂公共秩序」先後被行政處罰。一零年五月十四日，蘭州勞動教養委員會作出對其勞動教養一年的決定，期限自一零年五月七日起，至一一年五月六日止。趙梅福在甘肅省女子勞教所只呆了幾天，政府部門以其身體有病為由，作出暫緩勞教決定，趙梅福突然被釋放了。
這一次，趙梅福去北京見兒子，住了幾天想坐火車回老家，在北京西站還與兒子通了電話，此後兒子再沒母親的訊息。十二日，她被甘肅省駐京辦工作人員移交給蘭州市?蘭縣的截訪人員，由他們帶回蘭州，再度投入甘肅省女子勞教所。此次勞教的依據依然是兩年前的那份「勞教決定書」，即公安局勞動教養科執行對她接受勞動教養一年的處罰，因她有二十多年上訪「黑底」。這次，趙梅福再次被送至勞教所，家人收到的仍是原來的那張勞教通知書，只是落款部分手寫加了一行字：趙梅福於二零一二年十一月十二日投送甘肅省女子勞教所，期限為二零一二年十一月十二日至二零一三年十一月十一日。
按規定，勞動教養因病中止，應給家屬書面通知，並告知患了什麼病，趙梅福家人根本不知情。當病患者康復，有醫院證明，方可繼續被勞動教養。像趙梅福這樣既沒有醫院痊愈證明，公安機關也沒有新的通知，人就被投送勞教所，這是典型的程序違法，屬於非法執法，是公安局「濫權」行為，侵害了趙梅福的權利。
當下，公安局在勞教問題上的「濫權」時有所聞。湖南省永州市曾發生一起「十一歲女孩被逼賣淫」案，案件的立案和審理幾經波折，受害人母親唐慧為此多年持續上訪。二零一二年八月二日，湖南省永州市勞教管委會認為唐慧「擾亂社會秩序多次被行政處罰後，仍不悔改，繼續無理取鬧，鬧訪、纏訪，嚴重擾亂社會秩序」，因此，決定對其勞動教養一年零六個月。唐慧被勞教八天後卻又重獲自由。重慶大學生村官任建宇因轉發別人微博，以及在QQ空間複製、轉發和點評了「一百多條負面資訊」，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二十三日遭逮捕，隨後被處勞教兩年，罪名是「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十一月十九日，在巨大輿論壓力下，勞教委撤銷了對他的勞教決定，任建宇重獲自由。
三十多萬人被勞教
一樁樁勞教事件曾引發熱議，點燃是否廢除勞教制度這一話題，社會上要求廢除勞教制度的呼聲越來越響。長達半個多世紀的勞動教養對中國社會造成了無窮的危害。至零四年，各地勞教場所已累計收容教養近五百萬人。截至零八年底，全國共有勞教所三百四十八個，全國勞教場所勞教人員在冊十六萬人。自勞教制度實施以來，被勞教人員最多時達三十多萬人。這麼多人未經司法程序而被剝奪自由長達數年，甚至終身，這不能不說是個嚴重的問題。
中共十八大後沒幾天，即十一月二十三日，北京理工大學教授、弱勢群體經濟學創始人胡星斗致函新一屆中央政治局七常委，建議立即廢除勞教制度。近十年來，學界與政界以種種方式，試圖推動廢除勞教制度的立法。零三年六月二十一日，胡星斗率先向全國人大提出《對勞動教養的有關規定進行違憲違法審查的建議書》。這一年，朱征夫等七位廣東省政協委員聯名提出《關於在廣東省率先廢除勞動教養制度的提案》，十一月九日，胡星斗又寄出《就廢除勞動教養制度致中共中央、全國人大、國務院的建議書》；零七年十二月四日，江平、茅于軾、賀衛方、胡星斗等六十九名學者聯名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出廢止勞教制度的公民建議。零八年，北京學者范亞峰在互聯網發表公開信要求廢除勞教。一零年，學者于建嶸主持研討推動修法。近幾年來，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也不斷有代表提出議案，要求廢除勞教制度，或把它納入司法範疇。全國人大代表陳忠林在人大任期內，八次提出改革勞教制度的議案。到零七年，至少有四百二十名全國人大代表提交改革勞教制度的議案。
胡星斗接受採訪時說：「實行了近六十年的勞教制度，特別是改革開放後試行的新勞教制度，因其缺乏法律依據、嚴重違憲違法、侵犯公民權利，已成為當今中國第一大弊政。近來對於上訪人員的非法勞教，已引起天怒人怨，在此十八屆新領導人就任、人民寄予期望之際，我再次強烈要求：不管存在多大阻力和困難，皆請立即廢除禍國殃民的勞教制度，由此開啟建設法治國家的新政。」
二零一二年十二月十日，北京律師李方平和胡星斗透過中國郵政EMS，分別向公安部及甘肅蘭州、山東青島、江蘇南京、河南鄭州寄出《政府資訊公開申請表》，申請公開上述四城市自二零一一年十一月開始的勞動教養改革試點的具體內容及工作成效。據中央司法體制改革領導小組透露，當局承認勞教制度的一些規定和認定程式存在問題，相關部門正在研究具體的改革方案。用來取代勞教制度的矯治制度已在上述四城市試點，不過，試點的具體內容至今仍未公布。
據了解，現存的涉嫌違憲、違法的關於勞動教養的主要規定有：一九五七年國務院公布實施的《關於勞動教養問題的決定》；七九年國務院公布施行的《關於勞動教養的補充規定》；八二年國務院文件轉發的《勞動教養試行辦法》。學者們認為涉嫌違憲、違法的理由是：《憲法》規定：「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經人民檢察院批准或者決定或者人民法院決定，並由公安機關執行，不受逮捕。」勞動教養卻不經正當司法程序，僅由勞動教養委員會審查決定，事實上是由公安機關或黨政領導決定，就可限制公民人身自由最長達四年之久。《立法法》規定：「對公民政治權利的剝奪，限制人身自由的強制措施和處罰，只能制定法律。」《行政處罰法》規定：「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處罰，只能由法律設定」，「行政法規可以設定除限制人身自由以外的行政處罰」。勞動教養的有關規定屬於行政規章，卻違法限制和剝奪人身自由；《行政處罰法》的處罰種類中也不包括勞動教養；最嚴厲的行政處罰是行政拘留，拘留期限不得超過十五天，可是屬於行政處罰的勞教卻長達一至三年，甚至可延期為四年。
胡星斗說，勞動教養制度既有違法治，又背離公正，它容易導致行政權力濫用、執法不公、司法腐敗，容易鑄成冤假錯案，不利於公民權利的保護，為國際上別有用心的人攻擊中國侵犯人權製造了口實。立即廢除勞動教養制度是中國建設憲政法治國家的必然要求。
廢除勞教八大理由
蘇州大學王健法學院教授周永坤認為，廢除勞教在法學界已有極大共識性，學者從不同的角度提出廢除勞教的八大理由：勞教違反憲法；勞教違反《立法法》規定的法律保留原則；勞教違反正當法律程序；勞教違反罪刑相當的要求，顯失公平；勞教嚴重侵犯公民權利；勞教成為地方政府謀政績與謀利的工具；勞教成為社會不穩定的根源，破壞黨和政府的形象；勞教違反國際義務，有損國家形象。周永坤認為，勞教在許多地方已經蛻化成為地方官員對付維權公民、打擊反腐者的工具，如果不迅速廢除它，將會產生嚴重的政治問題，越早廢除，政治代價越低。十八屆中央領導執政已經起步，人們寄予希望：早日廢除勞動教養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