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戰後嬰兒潮一代當過知青，也有過政治覺醒，他們的價值觀將塑造中國未來。
我們曾經追求政治自由，如今，一些人已經身居國家機器的頂端。我們曾經以清貧為榮，如今，一些人身家億萬。我們曾經熱愛真理，如今，一些人主持著各式各樣的國家項目。在一篇名為《我們這一代》的文章中，出生於一九五二年的哲學家陳嘉映這樣回顧他這一代人的人生經驗。
在人類歷史上，很少有一代人像他們的故事這樣富有戲劇性。他們出生於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這個古老的國家準備進行一場嶄新的嘗試，從政治制度、經濟生活到社會倫理，它要用一套來自異域的理論重整一切。抗美援朝、三反五反、五年計劃、反右、大躍進、大饑荒，他們的童年是在一連串大膽嘗試與挫敗的政治社會環境中度過，而到了他們個人意識開始覺醒的少年時代，則趕上文化大革命。由於深受理想主義與集體主義教育，他們中的很多人熱情、盲目、或被迫捲入了這種狂熱，在其中目睹、製造了無數混亂與殘酷。他們不僅要鏟除傳統、摧毀老一代，憤怒、血腥、屈辱也在同代人之間相互蔓延，階級、出身、教育程度區分不同派系，都高喊同樣的激情口號，來攻擊另一方。他們以為自己是自由的，卻不過是更高權威操控的木偶。在狂熱之後，他們被發配到鄉村、農場與山區中，他們發現了現實中國的貧窮與落後，從意識形態狂熱中醒悟過來，多虧多年的理想主義教育，他們在困苦與磨難中，開始重新思考社會與自己，尋找自己的精神家園。他們也在顛簸的命運中，生出普遍的懷疑精神。
倘若以六六年八月十八日的金水橋——毛澤東在這一天於天安門接見紅衛兵——作為這代人政治生命的開端，這一代人的政治覺醒則發生在七六年四月五日的人民英雄紀念碑。他們是再典型不過的政治人，他們的一切生活都被政治吞噬，他們的反抗也是由政治覺醒開始。
中國再度轉向，它再度向世界開放，中斷的經濟、思想、社會生活再度活躍起來。他們成了熱切的學習者，變成了一場新的?蒙運動的主導者。而這一代人正當其時，他們仍年輕，卻有著如此豐富的經驗，他們理解現實中國，又對陌生知識充滿饑渴。當然，這些成功者是以大多數同代人被甩出歷史軌道作為代價的，他們有一種殘酷的幸運。
倘若，過去三十年的中國是一個經濟奇蹟與社會開放的過程，這一代人無疑是其中最引人矚目的力量。在某種意義上，他們也像是西方的嬰兒潮一代，他們經歷得如此之多，在歷史舞台佔據了時間是如此之長，同時擠壓了上一代與下一代的空間。
三十年來，關於這一代人的命運，早已在無窮的書籍、文章、電影、討論會中出現，這一代人早已在文化、經濟、社會領域佔據了中心位置。重提他們的經驗，是因為終於來到了政治權力的頂峰。七名政治局常委中，四人具有知青生涯，而在二百零五名中央委員中，六十五人有知青經歷。這也是一代人命運的高潮一刻，他們的集體經驗與價值觀將塑造這個國家的未來。
當梁?超寫作《少年中國說》時，代際概念就成為了理解中國歷史的新角度，他寄望於青少年成為更新中國的力量，也在確認一種進步的、線性的歷史。傳統文人把目光投向過去，相信「黃金時代」總存於過去，唯有恢復失落的傳統，才能重獲尊嚴。而梁?超催促人們把眼光投向未來，用新力量來取代舊傳統。隨著時代變化的速度的加劇，代際概念越突顯重要性，新一代人的出現，帶來源源不斷的衝突與張力，創造出歷史發展的節奏。
「但若我們這代人自得於今朝，任我們曾經有過的精神力量流失，憑你國家領導，憑你福布斯名列前茅，憑你在各國電影節上獲獎，我們仍只是過氣去勢的一代而已。」陳嘉映在文章的結尾寫道。
倘若以此刻的中國社會來看，這一代人的勝利的確像是技術上、而非價值上的勝利。在很多方面，他們被證明是生機勃勃卻不擇手段、富有創造力卻缺乏內在價值觀的一代人，他們的理想主義輕易地轉化成投機哲學，懷疑精神則變成一種逃避主義。
如今，人人都想知道，他們獨特的經驗與價值觀將怎樣作用於他們終於獲得的政治權力——這個中國最保守、卻仍關鍵性的領域。這一代人可能受惠於?蒙主義，也同樣是國家主義者。他們在四五運動中覺醒，但少年時的荒唐口號仍潛藏在他們的記憶裏嗎？——「東風吹，戰鼓擂，當今世界上究竟誰怕誰」，或是「把紅旗插遍全球，插上白宮和克里姆林宮」。
他們有強烈的歷史感，他們的世界觀卻可能是偏狹、高度功利主義與集體主義的。他們能為中國創造現代政治體制嗎？更重要的是，即使他們真的具有某種值得期待的內在價值觀，它能?免於被這個可怕的制度塑造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