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誕即將來臨，《點解會貧窮》（Why Poverty）紀錄片系列今次帶大家回到接近三十年前的聖誕節，重溫當年流行樂壇趁聖誕節找來英國最當紅的歌手們組成樂隊Band
Aid合唱的慈善歌曲Do They Know It's Christmas，這件事的發起人Bono和Bob Geldof喚起了世界上很多人對非洲當時嚴峻饑荒的關注，而他們兩人自此深入探索非洲貧窮問題，四出奔走找尋協助，對貧窮問題有不一樣的了解和體會。在
《點解會貧窮》之《捐錢》內，從一個截然不同的角度去看幾十年前開始但至今仍未完全解決的非洲貧窮問題。
「在做什麼？」
你的答案可會是「閱報」，或是「在思考問題的答案」？抑或更精準的回答「在呼吸」。假若你還覺察到自己的呼吸，恭喜你，你還生存在這世界，世界末日沒有到來，即使有，你還活着。
一 些醫學研究顯示，患上絕症的人，當醫生告知噩耗的時候，他們第一時間想到的是家人，跟着是自己未完成的願望。平日好好的不是沒想過要留多些時間陪家人朋
友，也總有一些衝動的時刻腦海裏產生一些想法，想做些平日不會想做的事情，但這些念頭不馬上實行，轉過頭來很快就被其他事情蓋過，到有一天它可能又再跑出 來、再跑出來，只是我們有沒有再次察覺並把它實現出來，抑或隨它而去，到最後再發現時，才驚覺太遲，來不及做了。
就當今天是末日已過，你活了下來，何不趁這重生的機會思考怎樣不讓生命白過。唱作歌手Bob Geldof和搖滾樂隊U2的主音歌手Bono的故事，可能給你一點啟示。
「這場饑荒是我們這時代之恥，是對人類的控訴，可悲的是，一張中間有個小洞的七吋膠片的價值，竟然相當於一條生命。」這話出於愛爾蘭流行歌手Bob Geldof的口，他所說的這場饑荒是三十年前發生在非洲埃塞俄比亞的一場大饑荒。
震撼畫面
1984
年10月開始，電視新聞上陸續出現埃塞俄比亞骨瘦如柴的饑民畫面，他們不是零星散落的出現，而是一眼望去看不清的一整群人。這畫面襯托着記者的報道：「這
場災難的規模令人驚嘆，在科勒姆山中有二十萬人在求援，但難民中心的食物僅能供應十分之一的人……」Geldof也在電視上看到這則新聞。多年後他還能深
刻記得自己看着這畫面當時的心情：「正常地，你看新聞不致流淚，但若見過我所看到的……確實會受到巨大震撼。」事後，他和同鄉兼老友Bono分享他的難 受。Bono回憶當日的情景說：「在電視新聞中看到這種事情發生，我不知該做什麼，而Geldof就說：我不知道可做些什麼，但我肯定要做點事。我就想， 嘩！我喜歡這態度！」
Geldof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把他震撼的心情譜成歌曲，然後找來英國最當紅的歌手們組成樂隊Band Aid合唱歌曲Do They Know It's Christmas，並灌錄成細碟，趁聖誕檔期推出發售。結果唱片推出後第一個星期便賣出一百萬張，登上暢銷榜首位。之後連續五星期排在榜首，共售出超過
三百萬張唱片，籌得款項高達6000萬美元，但這筆款項放在救濟數以十萬計的災民身上，只是杯水車薪。Geldof於是想到把活動擴大，半年後，一場大型 搖滾音樂會Live Aid在英、美同時舉行，並且透過電視直播，讓全球一百五十個國家近二十億觀眾一同參與這場義唱活動。
這活動把全球的焦點都集中在埃塞俄比亞的饑荒，無論是個人或是組織，以致各國政府，都開始向這個非洲國家捐款，結果演唱會籌得超過10億美元；食物及救援用品開始湧入當地，拯救了數以百萬計的生命。
「音樂會後，我和太太去了埃塞俄比亞，逗留約五個星期，沒告訴任何人。回家的時候，我們心底裏感受到貧窮並非只是遭逢不幸那麼簡單。」Bono於是四出探究導致非洲貧窮的根源。
非洲的困境，內戰是主要原因，另外，也是由富裕國家而起。在冷戰高峰時期，東西方陣營為拉攏非洲國家，甚至向非洲的獨裁者提供援助和貸款。但到了九十年代冷
戰結束，西方國家便開始要求非洲國家償還貸款。結果，巨大的債務償還，令非洲一貧如洗，但富裕國家就一直拒絕承認責任。
「Bono跟我談如何行動，問我怎麼做。我告訴他可以利用他名人的影響力。因為名氣就像貨幣一樣，有它的價值可以拿出來用。」這次輪到Geldof鼓勵Bono為取消非洲債務做一點事。
非洲宣言
在 1999年全英音樂大獎頒獎禮上，Bono有機會發言，他當着台下嘉賓和電視觀眾發表他的宣言：「銀行不會取消那些債務，除非政客要他們這樣做；政客不會
叫銀行這樣做，除非我們要求他們出手。我為此而來，你們支持我嗎？今晚有一位朋友來了，他已改變世界。拳王阿里就在這兒，起立！」他穿過為拳王阿里高呼喝 采的嘉賓們，將一個預先準備的假獎座頒給阿里。頒獎禮的主持被這出其不意的舉動嚇得不知所措，但這次突擊，卻吸引了全球媒體大篇幅的報道。
Bono
和Geldof就這樣豁出去了。1999年，他們趁八國峰會在德國科隆召開，親身走去向各國領袖游說。兩人的名氣令得這些政治領袖們樂於靠近，所以他們有 機會接近這些發達國家的元首，取得他們的減債承諾。當Bono最後連美國總統的支持也得到後，他以為大功告成，但事後才察覺原來總統一人的承諾還不夠，背 後還要說服另外五百三十五人，那就是國會議員。
「說實話，很多國會議員，甚至一些參議員，根本不會想見Bono，但議員們的工作人員卻想。 他們會站在走廊上不經意的跟你說：你必須跟他見面。」美國國會預算主席John
Kasich說。連共和黨參議院多數派領袖Bill Frist也說：「他可以走進任何一個參議員的辦公室，因為助手們會說：那是Bono，我要他的親筆簽名，要讓他進來。」
Bono特地從愛爾蘭飛到美國，結果，憑藉他的名氣得以接近議員們進行游說，美國國會終於妥協，免除非洲一半的債項，而美國這決定亦帶動其他發達國家仿效。
救 援、減債雙管齊下，困擾非洲的貧窮就解決了嗎？英國牛津大學經濟學家Paul Collier認為：「能令債權人面對現實是一種勝利，消除債務也是面對現實的表現，這個轉變有用，但不代表有新的資源轉到非洲，因為債務原本已無法償
還。」有多年投資銀行經驗又曾經從政的政治財務顧問Shriti Vadera也認為：「人們誤以為援助和減債是靈丹妙藥，可以解決得了非洲的貧窮問題。但它們根本不是萬靈丹，只是重要部分，但絕不是最重要。減債只是第
一步而已。」
要減除貧困是非常複雜的工作，但Bono同Geldof義無反顧，決定繼續爭取。Bono在訪問中說：「當看到我們的行動有 效，就很難再放手離去，返回正常的生活，做一般的公民，我和我的樂隊其實也很想我能這樣做。」這次，為使扶貧工作產生更大影響力，Bono和他的夥伴開始 為非洲滅貧設計總體規劃，目標不僅要爭取撤銷所有剩餘的債務，還包括對抗疾病、增加援助、實現國際間和非洲訂立公平的貿易協定。為達到以上目的，他們在華
盛頓正式成立一個游說機構Data，而且四出籌集資金準備長期作戰。
微軟創辦人蓋茨成了他們募捐的重要對象。蓋茨說：「同事跟我說了幾 次：Bono想跟你見面。我就想：對於貧窮問題，數字和成效我都很認真的……而他是個音樂人，所以跟他見面不是我優先要做的事。」幸好蓋茨最後還是順了同
事的意見和Bono約在一間酒店見面。二人坐下來談非洲的問題，結果一見如故。蓋茨回憶當日的印象時說：「雖然他來自截然不同的背景，但我感到驚訝的是，
他居然那麼清楚政府援助的事，還了解債務紓緩的相關情況。見面後我跟太太說：Bono真是了不起，令我吃了一驚。」最後，除蓋茨外，富豪索羅斯同斯科特都
各捐款100萬美元，支持Bono和Geldof的工作。
游說富豪
2002年，二人成立Data之後，機構的 首要任務是希望美國可以向非洲供應抑制愛滋病毒的藥物。美國是富裕國家，本來可以向非洲供應藥物，但是國內的保守派卻認為，愛滋病純粹是濫交而來，基於宗
教原因，他們拒絕施予援手。Bono知道計劃要取得成功，要先得到一位最重要的人的支持，他就是當年新上任總統——喬治布殊。
共和黨前參議 員Jesse
Helms被認為是美國極端保守派的代表人物。他曾公開形容愛滋病毒是邪惡的，但他是布殊的盟友，所以儘管Bono的朋友認為無需理會這保守政客，但 Bono卻回答說：「我不只要跟他合照，還打算邀請他來演唱會。」結果，Jesse
Helms真的應邀出席U2的演唱會，反應也令眾人大吃一驚。「我坐在Jesse身旁，那經驗很特別。音樂會開始前，在貴賓室大家聚在一起握手打招呼，參 議員們就像十三歲女孩一般想上前跟Bono握手。坐在後面看着這情景，我感覺非常有趣。」一位目擊現場的人說。
Bono和對宗教虔誠的右派 政客打關係，目的是要釋除大眾對愛滋病的誤解，而他也確實做到了。Jesse Helms不但承認自己過去對愛滋病人懷有成見感到悔咎，更重要的是他還協助介紹Bono和Geldof認識總統布殊，而導致布殊在2003年的國會聯席 會議上，促請國會在未來五年投放150億元，協助情況最嚴重的非洲和加勒比地區各國對抗愛滋病。
成因複雜
從 1984年組織Band Aid、Live Aid，用歌聲喚起人們關注非洲的貧窮，三十年來，Bono和Geldof為非洲問題不停奔走。他們現在的行動目標已轉了新方向，Data亦改組成為 ONE。在尼日利亞和南非成立辦事處，聘請當地人當顧問。他們不再談拯救生命，而是要推動非洲的農業發展，以及第三世界國家得到公平貿易對待。
他 們高調的行事和宣傳，卻惹來一些非洲維權人士反感，認為他們在基層所做的工作被二人的鋒頭蓋過而受到忽視，更質疑他們「如果真的想改變非洲的情況，為何不
來跟我們談談？我們對基層的真實情況十分了解。有時我們覺得受到侮辱，因為非洲問題已經有所進展，只是有些人利用它去做其他事，例如Geldof會告訴你
這是Live Aid帶來的成果，但事實並非如此。」
埃塞俄比亞反對黨領袖Gebru Asrat也認為，單憑Geldof一個人的力量，是沒法為埃塞俄比亞帶來什麼改變，因為只要一日仍由專制政權執政，貧窮問題都不可能解決。但他承認二人對那些能提供援助的國家，確實影響巨大。
雖 然無法確知Geldof和Bono在非洲的扶貧工作產生了多大的影響力，但是在過去十年，透過他們的努力，已經讓六百萬愛滋病人得到治療；八個國家的瘧疾
死亡人數減少一半；而兒童死亡個案每天減少了一千七百人。正如救助兒童會總幹事Justin Forsyth所說：「他們讓數以百萬計本來會死亡的兒童生存下來，多了四千萬兒童可以上學。瘧疾、愛滋病毒和愛滋病問題上有了突破，這些都是拜他們所
賜。數以百萬計的人參與他們各類大型活動，即使不是全面成功，也是一大進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