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2010年，內地著名媒體人，同時也是知名的維權人士北風（溫雲超）以「輸入內地人才計劃」來港。近日，他卻突然被告知必須回老家廣東辦理港澳通行證。他擔心自己一旦回去，就會失去自由。近年，北風曾參與和報道多起公民事件，榮獲法國人權委員會2010年度人權獎。今年6月，他在香港執筆起草《關於要求嚴肅調查李旺陽死亡真相的緊急呼籲》。出於種種考慮，北風決定離開香港，遠渡重洋到美國擔任一年的訪問學者。離開前，他回顧了自己在港的這兩年多時光……
最近流行講故事，我也講講我的故事。兩年前，我依「輸入內地人才計劃」來到香港，入境那天，是2010年的10月10日。百年前的中國，亞洲第一個共和國成立，10月10日成為「國慶日」，香港成為民國開國先賢們重要的「顛覆」基地。更巧的是，我到了香港後，領到的香港身分證號碼竟然是89XX64，恰是23年前的那個紀念日。一些巧合，似乎在暗示覑命運的變化。
背負另一個「六四」身分
在此之前，我被內地政府限制出境，只是可以到香港工作，廣州方面巴不得我離開廣州，免得給他們製造麻煩──他們認為我是多起抗議事件的幕後黑手。在我寫下保證書之後，我才得以前來香港。赴港之時，恰逢劉曉波獲得當年的諾貝爾和平獎，內地國保非常擔心我作為嘉賓前往奧斯陸觀摩頒獎禮，一再要我作出保證。其時我也得到了當年的法國人權獎，我想，那就等事情冷卻後再回大陸吧。沒想到，在那之後，就一直沒有回過內地。
2011年2月，中國爆發「茉莉花革命」，大批活躍人士，包括我的很多朋友，都被當局非法拘禁，失去聯絡，我多次受到廣東方面的警告，要求不得接受媒體採訪及參與活動。6月，在我去日內瓦聯合國人權理事會上聲援了艾未未、冉雲飛等因「茉莉花革命」受到抓捕的人士之後，我的電話、電郵和推特（twitter）同時受到海量的攻擊和干擾，所有家人的資訊也被發布到網上並遭到惡毒謾罵。在7月31日當天，我接到了311個騷擾電話；2012年4月26日，我的推特受到59萬次mentions騷擾；而我的Gmail郵箱，最多的一天，在一個小時內有超過5G的郵件湧入。在2012年的6月至7月間，因為發起「關於要求嚴肅調查李旺陽死亡真相的緊急呼籲」的聯署，並與香港各界深度合作為追尋李旺陽先生的死亡真相奔走呼號，數以百計不知來源的攻擊抹黑我的文章被人發布到網上。對我的攻擊，持續到2012年秋天才結束。
我怎樣面對死亡恐嚇
2011年11月，有可靠的內地朋友傳話過來，讓我不要單獨去澳門和越南，在香港也不要單獨和陌生人見面，否則可能會有人身安全方面的威脅。壓力大得我夜不成眠，血壓不斷升高，聖誕前夕，我鼻子血流不止，不得不叫來救護車去了醫院，止血後回到家裏後再流血，不得不去醫院留院觀察兩天，平安夜我是在東區醫院過的。我的父母，原來約好聖誕假期來香港玩，卻不得不到醫院來探我。此後的一個月，幾乎每天都流幾次鼻血，在我前半生，這是最不堪回首的一個月。
在2012年的全國「兩會」前，他們跟我家人說：讓北風低調些，要知道，香港也還是中國的。
我只是想做一個正常的人。
在港兩年，雖無時無刻不是生活在焦慮中，但我很慶幸，能在香港呼吸到自由的空氣。剛到香港時，我足足花了半年時間，才對警車的聲音脫敏。在廣州時，一聽到警車聲，就會不由自主望望窗外，看警車是不是停在自己樓下。
我愛香港，因為香港有法治和自由，儘管很脆弱。但我也跟朋友們說，我不喜歡香港，因為香港也是個2B城市：too
busy and too business。香港太秩序化了，所有的人都生活在高度的秩序當中，以至於，我很難在香港找到一個酒友──朋友們往往在喝掉兩瓶啤酒後說，不好意思，明天要上班。
在香港，我的收穫是無數的感動，從維園到新舊政府總部的路，我走了好多次，為紀念「六四」、為「七一」雙普選、為「反國民教育」等等。每次走到人流裏，看覑身邊的人，都會從心底湧出一句，幸好香港有你們，幸好中國有你們。特別是在為李旺陽先生追討死亡真相那次遊行，我幾乎全程都是淚流滿面，數以萬計的香港人，為一個陌生人走上街頭。遊行結束後，我寫下了此生的處女詩作，其中一句是「你們是幸運的，你們可以自由的悲傷」。在我的理解裏，香港人有很堅實的底線，當底線受到挑戰，香港人就會激發出強烈的情緒甚至行動。例如趙連海、艾未未、李旺陽以及「反國民教育」。
陳雲掛掉了我的電話
在「蝗蟲」風波的時候，我到一個電台做嘉賓，電話連線陳雲先生。我說，如果陳先生認為不支援「蝗蟲」論是不道德的，且又認為孔慶東稱香港人為狗是侮辱話語，那說別人是更低等的昆蟲又為何能有道德的正當性？陳先生掛掉了電話。
我想我作為一個媒體人，或可以說算是一個知識分子，我自然會對我認為不合適的一些香港朋友的言行提出批評，這無疑會挑動一些人的神經，因此，我在臉書上也經常會受到一些香港網友的謾罵。香港有能力提出批評的人大多都把自己寫的字換稿費去了，或是不願意得罪公泷而不願作出公開的批評，如果我所受的謾罵，能給香港帶來一些思考，這是的我榮幸，甚至可以說是我的責任。
2012年3月24日晚，特首選舉前夜，香港人在中環廣場前舉行集會反對小圈子選舉。我做了個牌子，上面寫覑「蝗蟲支援你們」。我知道，反對「蝗蟲」的人，同時也是為李旺陽先生走上街頭的人，因為珍惜香港，所以憤怒，不會憤怒的社會，只會更快地走向沉淪。
他們要我返回危險地
2011年12月，我依正常途徑，通過中國旅行社提出申請更換我的港澳通行證，幾天之後，旅行社的人打電話給我，說廣東公安方面退回了我的換證申請，要求我回到廣東戶籍所在地更換。
我清楚，我可能再也無法繼續在香港居留了。我還有一年的時間，可以尋找安身之處考慮我的去向。
如果留在香港，無疑能及時捕獲香港及內地的脈動，對我介入推動內地的社會轉型都有莫大的好處。一直到2012年9月，我都在盤算覑，「十八大」召開之後，中國的社會氣氛能否有所鬆動，我回去受到限制或剝奪自由的可能性會不會小些。但事情沒有按我預想的方向發展。
在「十八大」召開之前，廣州國保幾次找到我的家人及朋友，問題不外乎是：北風有什麼打算？北風得回來才能辦證，回來辦證可以，他要低調些，回來把問題說清楚。
怎麼樣才能算是把問題說清楚，以我對他們的了解，這是一個不容易處理的事情，他們問我的事情，如果我說不知道，他們不會相信，如果我說知道，就得牽扯出我自己或是我朋友們所做的事情。甚至，他們會直接問有些事是不是我做的，我說不是他們不會相信，我說是，就不如直接自首去坐牢。
如果這個國家有所敬畏，或是有公正透明的司法，我相信我堅守良知所做的事情經得起任何標準的檢驗，但在當下的環境中，我不能把檢驗的標準交給魔鬼。如果我生活在自由的地方，我可以利用我積累的人脈和媒體資源，讓外界更準確地了解中國正在發生的事情。更何，他們有可能只是希望平安度過「十八大」，不想我給他們製造麻煩而安撫我，目的並不是為了解決我的證件更換問題。
誰能阻止我離開香港
有時他們也會把姿態放軟：北風說的那些東西，可以理解，要注意方式、方法。北風在香港做的那些事情，也是合乎香港法律的，但要注意國內的影響。
「十八大」後，當他們確定我可以去美國做訪問學者時，他們跟我的家人說：我們知道北風不會回來辦證件了，他要去什麼地方，那是他的自由。但不管北風去哪裏，我們都希望他低調，他不回來，但你們老人還在廣東。北風不要以為人在香港我們就拿他沒有辦法，我們想讓他不能離開香港，我們也是有辦法的。
其實我很好奇他們有什麼辦法阻止我離開香港。有意思的是，國保不願意把他們的名字告訴我家人，也再三要求我家人不要把他們的電話告訴我。或許他們害怕我把他們的名字放上網，或許他們知道所作所為無法經受時間的檢驗。
11月中旬，在「十八大」閉幕之後，一個朋友給我帶來消息，廣東方面仍然限制我出境，這是在我意料之中的事情──「關門打狗」。其時，我已經想明白了，如果不能回家，100公里和1萬公里有什麼區別呢？如果有互聯網，1萬公里跟100公里又有什麼區別呢？
我常常跟朋友們講，我按三條線來處理自己的言行：一個是法律，我希望我所有做的事情都能符合所在國家及地方的法律；二是常識，有些事情按法律規定不可為，但常識告訴我們應該這麼做，我們就得遵從常識的判斷。三是良知，亦或是上蒼，有信仰的人可以稱之為神，我們最終將要遵從內心的價值。參與抗爭，不僅僅是為了某些抗爭的訴求，更多的時候，是對自己的救贖。
我看見了香港的未來
未來香港，會受到更多挑戰，上次選舉，泛民在立法會的制衡作用受到嚴重削弱，權力的傲慢無處不在，權貴資本不斷侵蝕港人的生存空間。香港能否不再往下沉淪，香港的朋友們可能需要更多的走上街頭。街頭，未來幾年將會是香港民泷唯一的戰場。
未來幾年，將會是香港民主進程的關鍵時期，「雙普選」能否得以真正落實，將直接決定香港的未來。一些看法，應該可以成為共識：香港沒有民主，香港的法治和自由便沒有保證；中國沒有民主，香港的民主也不可能真正落實。香港的最高權力背靠的是一個專制政權，不需要向選民問責的權力，終將蛻變成民泷的敵人。因此，香港與內地民泷，需要反抗的物件是一致的。
「蝗蟲支援你們」。
（標題為編輯所擬，原題「與香港朋友們話別」）
北風，原名溫雲超，曾在內地任電視台記者、報館編輯，曾獲《南方人物周刊》2007年選為「領銜2008中國人物」，是內地維權中堅。2010年來港，在陽光衛視任職，並在港發起徹查李旺陽死因的聯署活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