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貨幣政策逆變，一句話，日本財政部已褫奪了日本央行制定貨幣政策的權力，由於安倍首相把日本由通縮轉為通脹的意圖早已周知，日圓匯價因而從圓高變為圓低﹔這種政策在短短三二個月內便收宏效，那從七十九左右日圓兌一美元至現在一美元兌約九十四日圓可見。日圓匯價「將伊於胡底」，不是今天要談的命題，筆者現在要說的是，日本此種「損人利己」的匯價政策，將為各國仿行—過往是遮遮掩掩地進行（如匯價「骯臟浮動」），受日本政府以政治手腕、行政手段迫降日圓匯價的刺激，今後有關國家（如G二十國）均會理直氣壯高調壓低本國貨幣匯價。這種趨勢，會使國際經濟情況惡化，而到頭來誰亦討不了便宜。這便是博弈論學者所說的「零和游戲」。
「損人利己」是beggar-thy
(your) -neighbour的通俗譯法（若終局真是「零和游戲」，即參與這場游戲者皆無所得，則「損人不利己」才是確譯），古雅、現成且「莫測高深」的譯法是「以鄰為壑」，此成語出自《孟子．告子下》：「禹之治水，水之道也，是故禹以四海為溝壑（譯成白話是大禹治水……歸亂水於自然湖海，人人得益）。今吾子以鄰國為壑（吾子指魏相白圭，他築堤壩治水，解除了魏國的水災，但大水浸沒鄰國！）……吾子過矣。」
順便一說，國史上有二或三個姓白名圭的名人。第一個白圭為商人，生於戰國時期，是投資學「人棄我取，人取我與」的始創者（比當代「股聖」畢非德早了二千三四百年！），他以此法經商致富。其投資手段是五谷成熟時收進糧食，出售絲、漆﹔蠶繭出產時，收進帛、絮，沽出糧食﹔他強調經商必須掌握時機，運用智謀，活學活用伊尹（佐商滅夏綜理國政的重臣）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另一白圭為魏惠王的丞相，善築堤治水，自稱勝於大禹﹔又主張減國稅，「二十取一」（收成二十斤政府取一斤）便是他的主張（《史記．貨殖列傳》所記的「大貨殖家」為范蠡、子真、白圭及猗頓等人）。有學者認為上述二人實為一人，對此筆者完全外行，不敢置喙。最後一個白圭為明朝人，於成化年間，官至兵部尚書。
非常明顯，日相行「圓高」之策，是「損人」之計，對貿易國有負面影響，俄羅斯央行副行長A. Ulyukayev說得坦白，日本此舉把各國推進「大規模貨幣戰的邊緣」。日圓貶得如此「神速」，有關各國只好「跌」而應貶，以求自保，恐怕結果無人得益。
■把「損人利己」引入經濟學分析，為經濟學劍橋學派健者羅賓遜夫人（Joan Robinson，一九三一—一九八三年﹔乃夫奧士汀．羅賓遜爵士，為劍大經濟學講座教授），她是凱恩斯的忠實信徒，為其傳世巨構《通論》的最佳詮譯者並把之發揚光大，亦是視馬克思為經濟學家的第一人。她有一個「多」學生獲諾貝爾經濟學家，他們是一九九八年阿瑪蒂亞．辛（Amartya
Sen）及二○○一年的史狄格列茲（J. Stiglitz），後者只隨她讀了一學期博士課，「頂唔順」（無法忍受「她經常大聲嘈鬧，視美國學生凡事問為無禮」），另投「明」師﹔阿瑪蒂亞在她手上得博士學位，他對乃師的評價是「學問精湛但絕對缺乏耐性！」，可見她真是不易相處。羅賓遜夫人對中國的文化大革命寄予無限同情，認為毛澤東式的革命以至計劃經濟，是中國復興必由之路（筆者聽過她六十年代末訪中國後的一次演講，正面肯定文革﹔「英倫採風」曾略記此事）﹔她於訪問北韓後為文指南韓遲早被北韓「吸納」……。羅賓遜夫人晚年成為盲左，有說是她和諾貝爾獎失諸交臂的原因之一。
在一篇討論三十年代大蕭條、於一九三七年（是年她獲委聘為劍大經濟系講師）發表的論文：〈損人利己—我挽救失業的方法〉（......My remedies for
unemployment﹔收在《Essays in the Theory of Unemployment》一書），她認為在失業極度嚴峻的情況下，當局能做的事有四—貨幣貶值、減薪（變相增加出口競爭力）、津貼出口和征收關稅或實施進口配額（或雙管齊下）。顯而易見，任何「貿易大國」貫徹這四項主張中的任何一項，都會引起貿易戰或匯率戰……。Beggar-thy-neighbour本為扑克牌術語，意為故意出牌令下家無法佔便宜（所謂「誅下家」），羅賓遜夫人使之成為經濟學常用詞﹔維基百科提及比她更早使用此詞的一位經濟學家的名字，不過筆者查最權威（亦有人寫小冊子把之批得體無完膚）的保爾格萊夫（Palgrave）經濟學辭典，並無所見。
此詞的法文同義詞是sauve
qui peut，惟其「嚴重性」似不及那句英文成語，以法文的意思較近「各人自掃門前雪」，而英文成語則有「把雪掃至鄰居」之意。這個法國成語，也許可譯為gee
gee goo gee gee—此為老香港調侃潮州人「自己顧自己」而捏造的「笑話」，以潮州人從來不會這麼說。「ggggg」僅是對潮州話一竅不通的「本地原居民」尋潮州人開心的創作！
■因為替三名「老鄉」、諾貝爾和平獎得主Luthudi酋長（一九六○年）、大主教杜杜（D. Tutu，一九八四年）和曼德拉（一九九三年）當辯護律師而蜚聲國際的南（非）裔英籍大律師薛尼．肯力治（S.
Kentridge）爵士，年過九十尚未退休，年初接受《金融時報》訪問（刊一月十九日「與金時共晉午餐」欄），對話的內容，此間讀者未必有興趣，惟他在記者一再追問何為法治時，顯得有點不耐煩，他著記者細讀他於大約一年前發表有關法治演說的文本﹔但記者仍要他就法治向讀者作簡略說明，他因此舉了下面這個例子。一七○七年，俄羅斯駐英全權大使麥杜伊奧夫（Andrew
Artemenovitz Matueof）公爵欠下一身債，被倫敦法院的執達吏當街拘捕（從座駕中拖出），當消息流星飛馬傳到聖彼得堡（一九一四年改名列寧格勒）時，沙皇大發雷霆，召見英國大使，不但要英廷馬上放人，還得把肇事的有關人等處死！安妮女皇（Queen
Anne, 1665-1714）接大使密函，回信給沙皇，告以她無權干預法院的決定，請求他別再迫她做她力有未逮的事，以免傷了二國友誼。結果杜麥伊奧夫還債、繳罰款才了事……。英國的法治精神，源遠流長，早在一二七三年便有「巴力門」（Parliament，原意為討論，因此譯議會比國會佳）之設，那等於說法治已凌駕王權，安妮女皇無法、不能，也許不敢游說執法當局對俄羅斯使節網開一面，正如薛尼爵士所說：That’s the rule of law!
帝俄駐英大使被駐地國執法當局捉將官裡，驚動歐洲諸國朝野，卻因此引出外交豁免權的立法。治外法權概念最初由數字法國法學家於十六世紀末葉提出（至一七八八年才譯成包括英文的多國「歐洲語文」），它建議外國使節團中「特定的人和事」，可免被駐地法律的規管。別說安妮女皇在位時英國並無類似法例，即使已有此法例，由於俄羅斯大使負債累累，執法當局亦可酌情不視他為「特定的人和事」而把他法辦，以免英國債權人（包括財政部）吃大虧。無論如何，為了防范日後再發生這種可能導致二國交惡的外交意外，英國國會於一七○八年通過《安妮法令》（Act of Anne﹔原名為《保護大使享有特權法令》），不久後各國紛紛以此為據，制訂相關法令，保障了駐外人員的人命安全和活動自由。英國一直沿用此法令，直至一九六四年才正式通過《英國外交特權法令》。
現代的外交豁免法，始於一九六一年聯合國維也納會議，各國達成共識，簽訂外交豁免權協議，至此，外交人員於駐地國才正式享有「外交豁免權」，而濫法玩法的事便經常發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