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內地旅客包括自由行遊客持續大幅增長所賜，回歸後最重要的旅遊基建項目──香港迪士尼樂園終於轉虧為盈，在去年首次錄得一億元的利潤，而入場遊客人次更高達六百七十多萬人。另一個本地主題公園──海洋公園不讓迪士尼樂園專美，入場遊客近幾年屢創新高，剛過去的農曆新年假期從初一至初八就有超過三十萬人入場，破盡歷年紀錄，其中有些日子更因為遊客逼爆海洋公園需要停止售票。除了主題公園外，本地酒店、零售、餐飲業也從自由行及旅遊業的快速發展而受惠，不少酒店今年的年終花紅高達四個月月薪甚至更多。
同樣拜自由行旅客不斷增加所賜，香港很多地區的生活、購物空間大大收窄及惡質化。原來已擠逼的車廂、街道、公園變得更擠擁，原本繁忙的車站被走水貨的旅客弄的危機四伏，出入困難，原本是社區地標的老店、小店在自由行衝擊下不是被迫結業就是被擠到邊緣地區，原本市民習以為常的購物區及街道面目全非。更甚的是，大量自由行旅客湧入令一些不良或水準欠佳的旅行社、服務公司有可乘之機，甚至滋長壯大，直接拖低旅遊業的服務水平，損害香港的聲譽及形象。
這裏列舉的不過是自由行政策下內地人流、錢流的部份影響，還有他們對房地產市場及投資市場的衝擊，還有他們對整體經濟發展方向的影響，例如令熾熱的樓市更熾熱，令商舖租金飛升，令貧富懸殊的情況更嚴重等。顯而易見，自由行政策帶來的利益收益固然不花不假，實實在在，但這項政策帶來的成本及負面作用同樣清清楚楚，路人皆見，甚至讓不少市民有切膚之痛。
也許正因為自由行帶來的社會、經濟成本日益明顯，部份建制派人士及政團也開始改變口風，認為應當限制自由行政策的規模，不再增加自由行的城市，或至少對政策來個全面檢討。昨天，行政會議成員陳智思就表示應適時檢討自由行政策，看看香港的旅遊設施、景點及其他配套能否負荷，並應檢討是否過份照顧內地旅客而忽略外國遊客的需求。
建制派政團及人士意識到自由行政策出問題，意識到有需要檢討無疑是好事，至少令政府與市民間在這方面的差距不會越拉越遠，至少令政府高層正視問題的嚴重性。但是，正如長期研究香港問題的港大社會學系教授呂大樂先生指出，自由行引發的承擔能力不足或「逼爆」問題只是表徵，只是技術層面的問題，真正的矛盾在於中港在社會、經濟上的融合速度及程度不但遠超「一國兩制」設計師的想像，不但遠超政府官員及政黨的想像，而且不以個人、政黨或政府的意志為轉移。這些轉變把香港人殺個措手不及之餘又不容易找到有效方法處理或扭轉。
應該看到，「一國兩制」方針是在八十年代出台的。當時中國處於改革開放初期，經濟上百廢待舉，對香港倚重甚多，甚至視之為會生金蛋的鵝。此所以北京在設計具體政策時盡力從憲制上、政制及法制上令中港保持距離，令香港在中國政體內享有特殊位置，跟內地城市不一樣。但在經濟、社會層面上由於香港經濟較發達，擁有資金、人才、技術優勢，即使融合也主要由香港方面主導，所以不管是「一國兩制」方針或《基本法》在社會經濟方面的融合沒有甚麼規範及規限。但隨着中國經濟飛躍發展，內地發展水平及購買力逐步趕上香港，再加上○三年實行自由行政策放寬內地旅客及資金來港，他們成了香港經濟發展的生力軍及新力量，成了新一代會生金蛋的鵝。由於他們是以手上的資金一點一滴透過市場力量、透過經濟運作改變香港的社會經濟秩序及市場面貌，誰也沒有察覺香港正悄悄在生活、經濟上跟內地特別是珠三角快速融合。借用呂大樂教授的說法，香港作為一個消費點正慢慢被周邊內地城市的居民包圍了，並由此而引伸出水貨、雙非嬰等種種問題。
更可怕的是，這種社會經濟融合不是一條邊界或一些技術性政策如限制自由行人數可以理順的，更不是一刀切斬斷聯繫或走回頭路自絕於內地經濟圈外可以解決的。也許最根本的是香港學習擺脫對內地自由行人流、錢流的過度倚賴，也許最可行的是香港像北歐小國如芬蘭、瑞典那樣發展出一些能在世界市場有競爭力的產業。只是這樣的路不好走，代價也絕對不輕。特區政府及香港社會有這樣的魄力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