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獲得諾貝爾獎，在中共官方看來，是別有用心的西方世界、以及異見人士的一次失利，這樣難得的機會自然要好好利用。《環球時報》至今發表了四篇社論，評論莫言獲獎後出現的批評，趁莫言獲獎，理直氣壯地宣揚中國發展神速，西方難以抗拒只能屈服。
莫言正式獲頒諾貝爾文學獎之日，遠在北京，《環球時報》也為莫言吶喊助威，為莫言遭到外國媒體窮追猛抱打不平，稱「拿『言論自由』逼問莫言就是裝孫子」，稱官方限制言論的行動是「把握言論自由發展的節奏」。
12月11號︰拿「言論自由」逼問莫言就是裝孫子
在中國大概沒有什麼人真正反對言論自由，技術的發展繞開了不少以往的限制，不斷創造言論自由質量的刷新。官方確有一些限制性行動，但這一切更像是對言論自由發展的節奏把握，全社會、包括官方對它總體採取了盡可能適應的順時而為態度。
中國對西方的落後幾乎是全面的，這一點是中國人就知道。但中國這三十幾年發展得最快，震動了整個世界，這一點中國人如今也知道了。中國人不可能不去想，我們為什麼能發展得這麼快，是不是在西方的道路之外，真的有一條值得中國人自己摸索並且自信的發展道路呢？
這樣的思考已在中國主流社會中蔚然成風。
《環時》亦將劉曉波、達賴等人稱作「西方對付中國的籌碼」，大為讚賞莫言「拒談政治捍衛文學」的態度。在《環時》的社評中，處處把諾貝爾獎想像成西方攻擊中國的工具。
12月10號︰莫言拒談政治是對文學的保衛
莫言在瑞典文學院講話，堅定地稱自己是"講故事的人"，但很多人都希望從他嘴裡聽到政治，這真是文學的悲哀。似乎離開了給政治當走卒，文學就一文不值。
以往獲諾貝爾獎的中國人都是體制的對抗者，諾貝爾委員會給他們頒獎被普遍認為是“政治決定”，他們有意無意成了西方對付中國的籌碼……獲諾貝爾文學獎後，有太多的人和力量想對莫言做南轅北轍的政治利用，把他變成加強自己博弈力量的籌碼。一個人在這種時候禁不住類似誘惑是很可能的，不僅在瑞典，今後漫長時間裡會不斷考驗莫言的定力。
強迫莫言反復談劉曉波的事，談中國的言論自由和人權，這是對一位文學理想者的極大不公。諾貝爾文學獎不應成為幫著西方在政治上攻擊中國的等價交換，那樣的思維方式該換換了，時代在前進。
對於海內外的異見人士對莫言獲獎抱懷疑態度，《環時》指他們氣憤是因為被西方背叛了，處境「悲慘」。《環時》稱諾獎「面對中國出現了退縮」，認為西方面對中國不斷強大，會越來越向中國靠攏。
10月13號︰莫言獲獎，開心者眾難受者孤
文學獎這次的選擇表現了諾貝爾獎對中國的另一種態度，它的政治偏執面對中國出現了退縮。雖然前面還有很多不確定性，但諾貝爾獎的一些現實主義鬆動清晰可見。只要中國繼續發展，不斷強大，不僅諾貝爾獎，西方世界還會有更多的鬆動面向中國發生。這個趨勢沒人能擋住。
流亡海外的異見人士已經成為最敵視中國崛起的一群人，這或許是因為他們除了與中國現行體制對抗，已經沒有什麼其他選擇。西方國家尚有迴旋餘地，而他們沒有。甚至連一名"正常的"中國作家獲獎都讓他們十分難受，他們的處境似挺悲慘。以這樣的心態對待中國崛起引發的世界變動，這些人很不適應。比如這次莫言作為"共產黨員作家"獲獎，他們受刺激最深，感覺受到了"背叛"。他們顯得出奇孤獨。然而他們應預見到，今後他們遭到"背叛"的時候很可能越來越多。
《環時》更曾指出，在莫言獲獎之前，諾貝爾的所有「非自然科學」獎項都「在同領域的相關度要低很多」（是沒有權威的意思吧？），認為諾貝爾獎若想「保持、擴大影響力」，必需認可中國「波瀾壯闊」的經濟奇蹟。
10月12號︰諾貝爾獎不可能永遠拒絕中國主流
按說中國人應以"平常心"看諾貝爾文學獎。歷史上的諾貝爾文學獎與世界頂級文學成就的相關度，比科學獎在同領域的相關度要低很多。更重要的是，諾貝爾文學獎的以往表現常有政治化傾向，有點向"和平獎"學。無論是以前我們"看偏"了諾貝爾非自然科學獎，還是諾貝爾文學獎主動做了一次自我調整，瑞典文學院這次把獎頒給莫言是值得歡迎和鼓勵的。希望諾貝爾獎的這種選擇傾向能一直延續下去。
中國在高速發展，過去30多年的改革開放堪稱波瀾壯闊，我們創造了經濟奇蹟，幾十年沒有戰爭，諾貝爾和平獎、經濟學獎和文學獎要從中國主流社會中找到促成了這一切的突出貢獻者並不困難，把眼睛盯著中國社會的各種邊緣、以刺激中國為樂是狹隘的。換句話說，中國是世界發展大潮中最活躍的那一部分，長期與中國別彆扭扭，這不是諾貝爾獎的光榮，從長遠看也決不利於諾貝爾獎保持、擴大它的影響力。
文學獎得主敢言政治 非莫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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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行健 |
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有人批評他媚共冇腰骨、有人維護他體制內身不由己──在他本人發表得獎感言「哪個國家都有新聞審查」後，上述爭辯孰是孰非，明顯了不少，加上他在斯德哥爾摩大學的演講中呼籲聽眾「政治教人打架、文學教人戀愛，故應多關心文學少關心政治」、「不要以為作家就是高尚的人」；到了這個地步，相信對於莫言本人的品格，大家不難有共識了。
「……我的小說裡有政治，你們可以在我的小說裡發現非常豐富的政治。但是如果你是一個高明的讀者就會發現，文學遠遠的比政治要美好。政治教是教人打架，勾心鬥角，這是政治要達到的目的。文學是教人戀愛，很多不戀愛的人看了小說之後會戀愛，所以我建議大家都關心一點教人戀愛的文學，少關心一點讓人打架的政治。」
「我得了文學獎，我想是因為我的文學品質比較高，所以得了文學獎。有很多的中國作家關在監獄裡，這個我沒聽說過。而且我想每個人進監獄，其中都有很複雜的原因，我在沒有了解清楚之前，我不能隨便地發表言論。我們不要認為只要是作家，就是一個高尚的人。我知道有一個寫了很多詩歌的人曾經把他的朋友給殺掉了。我也認識一個作家朋友，他偷過好幾次錢包。如果這樣的人進了監獄，我有什麼辦法？
」
《環球時報》說，不涉及政治的諾貝爾文學獎，才像真正的文學獎。《主場》從歷屆文學獎得主的得獎感言中，選出與審查、文學與政治關係相關的段落，供大家參考參考；到底一個值得被如此表揚的巨匠級作家，對文學與政治的理解應該有怎樣的取態，自有公論。
文學與政治
2005 Harold Pinter（英國；英文）
「在劇作中揭露日常瑣碎生活的極端面，強迫人們直面壓制的封閉空間」：劇作家及導演，作品多取材於政治，得獎演說中大力抨擊英美在伊拉克戰爭中的罪行。
的確，作家要面對各種風風雨雨，沒有安然棲身之所、沒有人保護；除非選擇說謊。若願意說謊的話，作家就可以保護自己，但同時會變成一個政客。我相信，縱使有千難萬難，社會公民應有不屈不撓的決心，認清社會、認清生命中的真相，這是我們所有人的責任。若我們面對政治時沒有這樣的決心，我們就無望恢復那幾近消逝殆盡的，作為人類的尊嚴。
2000 高行建（法國；中文）
「其作品的普世價值，刻骨銘心的洞察力和語言的豐富機智，為中文小說和藝術戲劇開闢了新的道路」︰唔駛介紹啦掛。
文學要維護自身存在的理由而不成為政治的工具，不能不回到個人的聲音，也因為文學首先是出自個人的感受，有感而發。這並不是說文學就一定脫離政治，或是文學就一定干預政治，有關文學的所謂傾向性或作家的政治傾向，諸如此類的論戰也是上一個世紀折騰文學的一大病痛。與此相關的傳統與革新，弄成了保守與革命，把文學的問題統統變成進步與反動之爭，都是意識形態在作怪。而意識形態一旦同權力結合在一起，變成現實的勢力，那麼文學與個人便一起遭殃。
文學並不旨在顛覆，而貴在發現和揭示鮮為人知或知之不多，或以為知道而其實不甚了了的這人世的真相。真實恐怕是文學顛撲不破的最基本的品格。
1987 Joseph Brodsky（蘇聯／美國；英文／俄文）
「作品超越時空限制，無論在文學上或是敏感問題方面都充分顯示出他廣闊的思想及濃郁的詩意」：被蘇聯掃地出門流放到美國，在異鄉用俄文寫作。
有品味、尤其是有文學品味的人，往往不受政治謊言影響。品德對大師級作家來說是否必要，不是重點；可是邪惡的人，尤其政治上邪惡的人，品味一定低劣。一個人的美學體驗越實在，他的品味就越好，他的道德追求就更明確：就算不能更快樂，他肯定會更為自由。
1959 Salvatore Quasimodo（意大利；意大利文）
「在其抒情詩中，以古典的火焰表達了我們這個時代中，生命的悲劇性體驗」：意大利詩人、翻譯家。
詩人和政客能合作嗎？在發展未完善的社會中，也許吧……但兩者都不能完全自由。在現代社會，政客可採取不同立場，但詩人和政客絕不可能有共識，因為前者尋求內在的和諧，後者卻總想著控制他人。對內在和諧的追求，在某些年代裏，能與創建社會新秩序的思維合流。
在各個國家、各個年代都有詩人被圍攻。但站在政客一邊的作家，不能代表一國的路向；侍奉著當權者的這些作家，只能稍為延遲詩人說出真相那一刻的到來。屆時，一切都將重上正軌。
1957 Albert Camus卡謬（法國；法文）
「以明察而熱切的眼光照亮了我們這時代人類良心的種種問題」︰存在主義的代表作家，最有名的作品為小說《局外人》。
作家有沉重的任務在身。作家本來就不應為書寫歷史的人服務，他應為被歷史折磨的人而寫作。不然，他將變得孤獨，靈感的泉源乾枯。就算暴戾的當權者有萬馬千軍，也不能助他脫離這種孤獨，尤其是當他選擇跟隨當權者的腳步時。但一個被世界遺棄，因受辱而靜默的無名在囚者，卻能把作家帶離這孤獨的處境；若得享自由的作家沒有忘記這種靜默，並用自己的筆將其處境傳播開去，他就能脫離那種孤獨。
言論／媒體審查
2010年
Mario Vargas Llosa（秘魯／西班牙；德文）
「描繪出權力的結構，以及反抗、起義、失敗的犀利印象」
沒有小說，我們就不會意識到自由對生存的重要性，以及暴君、意識形態與宗教將生命踩在腳下之時，生命將變成怎樣的地獄。文學不只能讓我們體驗夢想的美麗與幸福，更能警醒我們身邊的壓制力量；不妨問一問不同意這一點的人，為什麼所有極權都要控制民眾的所有行為？為什麼要害怕得建立種種審查與壓制的制度，對獨立作者無日無之地監控？
他們這樣做，是因為他們知道讓想像力恣意翱翔書中的危險性：一旦小說的讀者，將小說賴以為生的自由，與現實中被恐懼與蒙蔽限制的自由兩者比較，小說的煽動性會有多強？作品往往會引起不安的情緒，因為它們告訴了讀者，世界是殘缺的，幻想的世界比現實生活更豐盛。當民眾意識到這個事實後，他們就不易被控制，不會屈服於當權者的謊言，不再相信被限制的生活是更安全的。
2009年
Herta Müller（羅馬尼亞／德國；德文）
「以詩的凝鍊，散文的率直，描繪流離失所者的處境」：本居於羅馬尼亞，因為屢次批評政府被該國共產黨的秘密警察騷擾，與丈夫移居德國。
物件不了解其本質、姿勢不了解其背後的情感、文字不了解使用它們的人。但為了証明自己存在，我們需要物件、姿勢與文字來表達自己。我們能使接收的文字越多，我們就越自由。若我們的說話被限制，我們就會轉而靠姿勢、甚至是物件來表達；這將使我們想表達的信息更難看懂，當中的問題也需要更多時間才能被察覺。於是羞辱也就被誤以為是尊重，沒有立刻暴露出來。
1980 Czeslaw Milosz（波蘭；波蘭文）
「以不妥協的敏銳眼光，敘述出衝突不斷的世界中人類的處境」︰波蘭共產黨執政時期為異見人士。
詩人的放逐是近來一個新趨勢引致的︰當權者不單可透過審查來禁制語言，他們還可以改變文字的本義。事實的真相，竟可因不被正名而不再存在，就是這趨勢導致的現象。看來，將文學貶低為寫作的論調，以及不尊重事實的話語，與極權國家的擴展有潛在的關係。
在寂靜的房間中、一群心照不暄地保持沉默的人之間，道出真相的字句就仿如一聲槍響。而說出真相的欲望，就如肌膚上的痕癢，使人無法轉移心思；所以詩人往往選擇肉身上或心靈上的放逐。不過，這不只是因為他緊真相，亦因為他渴望能自不同地域中解放出來，實現他真正的使命──思考存在的意義。）
關不住的良心 ── 索忍尼津
近代俄國文學作家視自己為改變社會的力量。這個傳統責任，由屠格涅夫、杜斯妥也夫斯基、托爾斯泰開始，延續到1970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索忍尼津(Aleksandr
Solzhenitsyn, 1918-2008)的肩上。
由1945在軍中給發現嘲笑史太林的書信開始，到1974年因《古拉格群島》出版而被布里茲涅夫下令驅逐出境，索忍尼津大部份時間都在勞改營和放遂中渡過。當中只有幾年，因為《伊凡·傑尼索維奇的一天》被赫魯曉夫利用作打擊史太林主義的政治工具，才有短暫的自由。
在荒涼的土地、沒有尊嚴的對待和與世隔絕的日子，思考丶寫作和對祖國的愛，成為索忍尼津生存的動力。因為經歷，他對暴力和壓迫有非常深入的探討。
1974年，索忍尼津到瑞典斯德哥爾摩出席諾貝爾文學獎頒獎禮(1970年因不獲批准出境，不能親自領獎)，在諾貝爾講座(Nobel Lecture)中，對暴力和謊言，他有這樣的體會:
" 建基在暴力的人必需無情的選擇虛假作為原則。暴力可以帶著自尊而來，但隨著它的成長，它就會感受到週邊支持開始稀釋，要繼續生存，就必需依賴謊言造出的迷霧。......勇氣就是不參與謊言，不支持虛假的行為！暴力或者可以統治世界，但絕對得不到我的支持。" 索忍尼津和今天文學獎得主一樣，相信藝術超越政治，但兩人不同之處是，索忍尼津堅信作家和藝術家對世界的貢獻是戰勝虛假，謊言或者可以蒙騙大多數人，但面對藝術，它必敗無疑。"隨著謊言的瓦解，暴力的醜惡面容就無法遮蓋，然後衰落、崩潰。"
We shall be told: what can literature
possibly do against the ruthless onslaught of open violence? But let us not
forget that violence does not live alone and is not capable of living alone: it
is necessarily interwoven with falsehood. Between them lies the most intimate,
the deepest of natural bonds. Violence finds its only refuge in falsehood,
falsehood its only support in violence. Any man who has once acclaimed violence
as his METHOD must inexorably choose falsehood as his PRINCIPLE. At its birth
violence acts openly and even with pride. But no sooner does it become strong,
firmly established, than it senses the rarefaction of the air around it and it
cannot continue to exist without descending into a fog of lies, clothing them
in sweet talk. It does not always, not necessarily, openly throttle the throat,
more often it demands from its subjects only an oath of allegiance to
falsehood, only complicity in falsehood.
And
the simple step of a simple courageous man is not to partake in falsehood, not
to support false actions! Let THAT enter the world, let it even reign in the
world - but not with my help. But writers and artists can achieve more: they
can CONQUER FALSEHOOD! In the struggle with falsehood art always did win and it
always does win! Openly, irrefutably for everyone! Falsehood can hold out
against much in this world, but not against art.
And
no sooner will falsehood be dispersed than the nakedness of violence will be
revealed in all its ugliness - and violence, decrepit, will fall.
(中譯： 我們要知道：當面對無情而公開的暴力，文學可以做些什麼？請不要忘記，暴力不是也不可能單獨存在，它必然與虛偽謊言共生。他們之間有著最親密、最自然、最深刻的關係。謊言是暴力唯一的庇護，也是它最親密的支持者。建基在暴力的人必需無情地選擇虛偽作為行事原則。暴力可以帶著自尊而來，但隨著它的成長，它就會感受到週邊支持開始稀釋，要繼續生存，就必需依賴謊言造出的迷霧。它不需要把所有的反對聲音消滅，更有效的是一些秘密的效忠，一種與說謊者串通的關係。勇氣就是不參與謊言，不支持虛假的行為！暴力或者可以統治世界，但絕對得不到我的支持。在與謊言的戰爭中，作家和藝術家永遠是勝利者！藝術由始至終都是謊言最大的敵人！藝術將它赤裸裸、無可辯駁地公開！謊言或者可以蒙騙大多數人，但面對藝術，它必敗無疑。隨著謊言的瓦解，暴力的醜惡面容就無法遮蓋，然後衰落、崩潰。)
1974年，索忍尼津被放遂到德國科隆，後來轉到美國維蒙持州定居，在離開祖國時，他留下一句:
"我將活著回來！"
1994年5月，俄羅斯總統安排索忍尼津回國，索忍尼津下機後，第一件事就是向無數因暴力政權迫害的死去同胞致敬，
"因為他們的犧牲，祖國的土地變得神聖。"
今天是索忍尼津94歲冥壽，<主場新聞>向這位關不住的良心致敬。
與索忍尼津對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