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二十年的高速經濟發展，北京距離現代政治思想不是更近，而是更遠了。
我們在冬日的北京見面，風大、樹枝乾枯，一切蕭瑟。他有一張方正、英俊的面孔，當他看著你時，眼光明亮、精神飽滿，走路時腰板挺直，這與他六十八歲的年紀實在不相稱。在一些方面，他像是舊世界與新世界的結合體——他永遠整潔、注重儀態、含蓄，同時又充滿好奇心，想了解一切陌生的東西。
你怎麼看待十八大？你覺得中國目前最大的問題是什麼？他們真的相信中國模式嗎？他一連串的問我。這恰好是我想問他的。
我還記得，幾個月前，在陽明山的大泷溫泉池裏，他向我講起二十三年前第一次來北京的經歷。
那是一九八九年七月初，北京仍籠罩在一片肅殺中。一場屠殺後，當局宣布戒嚴，忙於捕獲運動中的領導人。而他匆匆結束了夏威夷大學訪學，要來看看「共產黨的戒嚴與國民黨的戒嚴有什麼不同」。
北京學生的最初遊行，沒引起他太多的注意。台灣內部的消息已足多，之前的三年裏，民進黨組建、黨禁、報禁解除，他為之奮鬥已久的民主浪潮已然開始。他從一場漫長的長跑中擺脫出來，暫得喘息。四月，他的一位黨外雜誌時代的朋友為了抗議國民黨的審查制度自焚了——解嚴的進程不是一蹴而就的。
他出生於一九四四年的台中，自五歲起就生活在戒嚴中的台灣，直到一九八七年，蔣經國才宣布這長達三十八年的戒嚴的結束。他是在戒嚴中長大，成為一名政治記者，接著是「黨外雜誌」的總編輯——國民黨的職業反對者。
他也一直對於對岸的民主運動保持著濃厚興趣，有並肩戰鬥之感。當西單民主牆熱潮開始時，他從香港搞來這些大字報的內容，刊登在他編輯的黨外雜誌上。借由魏京生這樣的年輕人對共產黨的批判，他也表達出對國民黨體制的不滿。
不過，當他看到一九八九年的北京學生們喊出的口號，多少覺得，他們實在有點無知，他們對於自由與民主的看法還比不上十年前的西單民主牆時代，而不用說五四時期。在這種意義上，中國一直在倒退，而不是進步。
在夏威夷的研究中心，還有一位來自《人民日報》的記者，最喜歡和他辯論兩岸統一問題。這記者似乎完全不知，民主化正給台灣新的認同，對於很多台灣人來說，統一不過是國民黨的陳詞濫調。六月四日之後，《人民日報》的記者陷入了巨大的沮喪，再不談論統一問題，甚至什麼話都不講了，似乎被一種絕望與羞愧所包裹。
當他在六月末來到北京時，這城市正處於神經質式的緊張。白天坐車出門，每個路口被攔下，檢查證件，而夜晚，餐廳、酒吧都空空蕩蕩。他所住的王府井飯店正打三折。沒人知道這個國家的命運將駛向何方。而在之前的香港，他的朋友劉賓雁不止一次說，這個政權將在三年內崩潰。
他不僅看到了戒嚴的模樣，還捲入了其中。他的記者朋友黃德北捲入了王丹事件中，被國安部門逮捕。「真是賓至如歸，除了北京腔，他們講話的語氣和待人的態度跟台灣警總一模一樣。」他說起第一次進入北京的國家安全部的感受。是呀，創建於一九一三年的中國國民黨與一九二一年的中國共產黨都深受列寧主義的影響，它們分享著同樣的組織方式、語言系統，但倘若深入下去，它們又如此不同。
但在很長一段時間裏，人們都樂觀地相信今日的台北就是明日的北京，中國共產黨也會產生自己的蔣經國。在出版於一九九三年的一本轟動一時的著作中，《紐約時報》的記者紀思道曾寫道：「我們夫妻漫步在熱鬧台北街頭，不禁對中國大陸的未來樂觀起來。」也是在這本書，他向紀思道分析起兩岸的相似與不同，他說在經濟上，大陸讓他想起六十年代的台灣，社會財富在積累，經濟活力已超越政府的控制，人們出國旅行，開闊眼界，也接受更好的教育，黨開始祛魅，人們覺得它沒什麼特殊。但與大陸不同，台灣的獨立經濟與市民空間更強大。以「黨外」雜誌舉例，它總能找到印刷廠來承印，國民黨在台灣從未達到像共產黨在大陸這樣的控制力。台灣人也一直舉辦地方選舉，它是對民主能力的最好成績訓練。
距離六四已經二十三年，他這一次北京之行給他的最大感受是困惑。統戰官員們尊重他，在私下無話不談，但又塞給他一大堆宣傳材料，都是有關中國特色、中國模式的作品，其中他印象最深的《中國震撼》，據說還翻譯成很多不同的版本，以向世界解釋中國共產黨的成功。他明知這論調是如此荒唐，卻不知怎麼系統地反駁它，似乎謊言說得太多，以至於說謊人都堅信不疑。
「二、三十年前，當魏京生或王丹說自由與民主時，我們知道，我們用的是一樣的詞彙。但現在，你們講這個概念時，我們已經聽不懂了，好像我們用的不是同樣的詞彙了。」他感慨道。
是啊，中國的強大、繁榮，正讓這錯亂的意識形態披上了新外衣，以至於讓這常年的觀察者不知如何消化。而還有什麼比這更好地表現出北京的政治退化，經過二十年的高速經濟發展，它離現代政治思想不是更近，而是更遠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