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位七十五歲、頭上只剩稀疏白髮的老先生經常獨自走在喧囂的群眾中──各種街頭的社會運動，不論是環保的、人權的。老人常常是眼睛泛著可愛的笑意，而當他談起人權問題時，你又總是感到他的誠懇與執著。
周圍的朋友對他總是無限敬意和喜愛，這倒不是因為四十年做的事，而更多是他過去十幾年一直在民間社會從事人權運動，以及很少人到他這個年紀卻仍然不懈怠。
不過，四十年前，他確實做了一件驚天動地的事：在紐約開槍刺殺蔣經國──雖然他並沒有打中。
生於1937年的黃文雄，如同那個世代的台灣人，經歷了日本皇民化統治，1945年日本戰敗後對回歸祖國的期待與失望，二二八事件的槍彈與血腥，以及五零年代肅殺的白色恐怖。
也是在五零年代，他的青年時期，他被「自由中國」所啟蒙。進入政治大學新聞系後，他認識了一些來自東南亞的僑生和美國來的學生，從他們口中接觸左翼思想、禁書和美國民權運動。反國民黨威權體制的思想日益萌生。
1964年，台大政治系教授彭明敏和兩名學生因為起草「台灣人民自救宣言」而被逮捕，深深震撼了和他們有來往的研究生黃文雄。這一年他前往美國匹茲堡大學讀書。
彼時的美國正是風起雲湧的學生運動和民權運動，整個社會被青年力量巨大地翻攪。尤其到了六零年代後期，運動者的氣氛開始從抗爭轉向革命──不了解這個氣氛，就無法理解為何黃文雄會做出如此激烈的舉動。
1968年四月，馬丁路德金恩博士被暗殺，讓無數美國黑人與白人陷入悲傷與憤怒。因為他一直主張非暴力的和平運動，最終卻死於暴力，而幾年來的校園反戰運動也無法阻止美國繼續轟炸越南。於是，黑人運動中出現了主張武力反抗的「黑豹黨」，以白人學生為主的學運組織「民主學生聯盟」也出現了主張暴力行動的派系「氣象人」──他們製造炸彈放置在公共或商業建築。除了美國，德國、日本及許多地方的學生運動都開始「走向革命」，他們相信非如此不足以阻止越戰，或者推翻資本主義國家機器。他們也支持第三世界國家的反殖民革命，激進氣氛瀰漫著校園。
彼時黃文雄正在在康乃爾大學念社會學博士（同時期李登輝也在康乃爾大學念書），在學校中他和左翼學生多所來往，深受影響。1969 年四月，康乃爾大學的黑人學生持槍佔領宿舍，抗議學校的種族主義和建立黑人研究的速度太慢。其中的幾個領導份子都是黃文雄的朋友。當然除了參與美國左翼學生組織，黃文雄也參與了台灣人的異議組織。
這一年，蔣經國接任行政院副院長，準備一步步接他父親的班。1970年4月18日，蔣經國赴美訪問。在美國的台灣人團體進行各種抗議，如當他在白宮訪問尼克森總統時，他們在白宮前舉行反蔣抗議，散發傳單：「台灣需要的是自由，不是軍援！
」
4月24日，蔣經國到紐約市的廣場飯店（Hotel Plaza）參加餐會。已經計畫數天的黃文雄終於等到這一刻，他突破警察封鎖，對著蔣經國開了一槍，但他的手當場被警察打開，沒有擊中蔣經國，並且當場被逮捕。在被數名警察壓在地上時，黃文雄掙扎著吶喊：“Let
me stand like a Taiwaness！”這句話也是他的故鄉島嶼上無數人的心聲。
在被起訴後，他竟然得以棄保逃亡。這又是一段傳奇。
國外流亡26年期間，他參與許多國際人權工作，但是為了保護他的朋友們，這段經歷他始終沒有公開說明。黃文雄在日後解釋他之所以要進行刺殺計畫，主要是希望打亂蔣家父子私相授受的接班計畫，挑起國民黨黨內權力鬥爭，藉此鬆動那一個「超穩定」的高壓統治，以為台灣的政治社會發展打開一些可能性，如此而已。而另一方面，作為一個參與美國學運的左翼青年，他也「私心希望多少為越南人民出力也是一個考慮，那時大發越戰財的台灣已是美軍的後勤基地。」[1]
1996年，台灣解嚴後的第九年，黃文雄終於回到台灣公開露面。他是台灣最後一個海外黑名單人物。
回台後，黃文雄一直持續從草根人權工作，曾擔任臺灣人權促進協會會長等職位，而沒有像大部分知名異議份子享受民主化之後的政治名位──他曾經一度擔任陳水扁時期的總統府人權諮詢小組委員，但是後來因為不滿陳水扁的人權政策而辭去。今年政治大學頒給他榮譽校友，他也沒有出席。黃文雄不在乎任何名位，而是念茲在茲地為人權而努力。
當年的那一槍可以說是打在台灣歷史的關鍵時刻。台灣的政治轉型正是從那之後開始：保釣運動、大學雜誌、蔣經國的「革新保台」、72年增額立委選舉。有人說，是那個未遂的刺殺，刺激了蔣經國思考為何台灣人如此痛恨國民黨，因此推動改革。他是否真的這麼想，我們無從得知，而那一槍是否真的是台灣民主轉型的啟動鳴響也很難論斷。重要的是，從彼時之後的民主化進程至今還有許多未臻完好之處，還有許多公民的權利保障需要被建立。所以，黃文雄從不懈怠地繼續閱讀、寫文章、上街頭，直到現在。
他從來沒有停留在四十年前那一槍 。
[1]
黃文雄：〈四二四那天，我開了一槍〉，《台灣請聽我說》，天下文化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