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領諾貝爾獎，本來是華文世界的好事。身邊一位「莫粉」最初也認定，文學歸文學，政治歸政治，最好不要以後者量度前者。可是，莫言近日的言論也叫他吃不消，例如說什麼「沒聽過多少中國作家坐牢」，這就不再單純是「文學歸文學」，而是專政的幫腔。正如王丹所言，即使身在內地的莫言不能說真話，但至少「他可以有不說假話的自由，或者，有沉默的自由」。這正好說明，我們對一個作家的要求，從不止是當個好作家或寫個好作品而已。更何，眼前一位是諾貝爾文學獎的得主，要求自然又高一點。
莫言犯了什麼錯？他的錯並非寫不好文學，而是當他說出「沒聽過多少中國作家坐牢」、「審查制度，中國和西方同樣存在」或「作家不一定是好人，也可能偷東西」之際，他其實「背棄」了那同一片土地上，無數被「以言入罪」的中國公民（包括異見分子、作家、記者和網民）。也就是說，一個作家就算成就很高，但假若他對同一國境內其他公民的壓迫遭遇不聞不問，以至火上添油，這就傷害了現代人的一些基本精神和價值。好比說，身為公民，應該享有言論自由，而在危難之際，彼此亦當休戚與共。這就是自由和博愛。而莫言，可能是個好作家，但在身為公民的這些方面卻糟透了。
問題不僅是莫言如何看待國境之內的壓迫。現在我們談的是一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其榮譽超越民族國界，是普世的。面對諸如劉曉波和劉霞的遭遇，但凡從人道立場出發的，都不可能替中國政府幫腔護航。這是身為人類的立場，一個諾貝爾得獎者該有的立場。再次，他雖是好作家，但卻不是人類家庭的好成員。
說到底，文學當然可以歸文學，但對一個人的合理要求，從來不止文學，這是莫言事件的教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