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特別是希特勒第三帝國時期，是民族國家的極致。統治精英集團廉潔奉公、剛直守法，平民誠實、紀律、勤奮、順從、公正虔誠、實際、勇毅，並高舉國族尊榮。這種所謂德意志民族精神，來自普魯士，但普魯士並非民族國家，而是封建諸侯國的聯盟，交往三十年之後，具有選舉權的諸侯選舉普魯士大公國的公爵為國王。這是一個領土割裂而不相連的領域，民族為一半日耳曼、一半斯拉夫的混雜人民，波蘭人可以成為普魯士人民而上進為官員，執政集團為教養嚴謹而自我克制的地主子弟，守獨身主義、信奉基督、教育良好，稱為容克集團（Junker），人民以國家利益為重，然而國家確是虛無縹緲的臨時聯盟。
理性開明的和平弱國
有國家理想卻無國家可以效忠，崇尚理性而寬容，信任開明的權威官員，當時普魯士成為歐洲受迫害者的避難所，雖然生活刻苦，但有窮人的美德和宗教的寬容。普魯士只打過幾次小仗，大部分時間是平庸的和談與諸侯結盟。它是諸侯國的結盟，但有商人城邦的開明與寬容。普魯士是十八世紀最有現代精神的國家。普魯士人是具有歐洲情懷的德國人、世界公民和人道主義者。這是十八世紀的光輝。
十八世紀之後，進入十九世紀的民族國家時期，普魯士先被拿破崙擊敗而被法國統治，後來成為梅特涅（Metternich）的歐洲體系，最終成為德意志國的一部分而被消融。普魯士的死亡，是由於它想肩負起德國統一、成為實體國家的使命。德意志的美好一面來自普魯士，但德意志的侵略性和高傲，也抵賴到普魯士身上。德意志成為民族志氣高昂卻排外的民族國家﹕波蘭人樂意成普魯士人，但波蘭人不可以成為德意志國的國民。
哈夫納（Sebastian
Haffner）的史書Preuβen ohne Legende，書如其名，就是將一切加諸普魯士身上的傳說撕破，還原普魯士的原貌——一個崇尚理性自由、由具有科學理性和基督精神的官僚統治的鬆散聯盟。此書的漢譯本《不含傳說的普魯士》，就如實將德文書名的字義譯出，反而英譯本The
Rise and Fall of Prussia採取的是意譯。當然，中文的意譯可以是《普魯士正傳》之類，但譯者周全寧取字譯。（按﹕周全是我在哥廷根大學的台灣學長）
中華民國的建國精神
讀哈夫納的史學論著，令我感觸不已。普魯士變成德意志，就如秦國變成秦朝，春秋時期開明的秦穆公變成戰國末年殘暴的秦始皇。春秋戰國時期的秦國，君主開明，廣納名士，人民敦厚而剛勇，國家富強，技術先進。秦國就因為嬴政有統一天下之志而變成秦帝國，將秦人的美德變成暴行。
普魯士的國家狀態，也像中華民國，國土支離破碎，充滿理想、文化寬容但國力荏弱，然而中國經歷日本侵華而終於被共產帝國取代，民國政府被驅逐到台灣，成為長期的偏安政府，民國的開放美德與憨厚而帶點狹隘的台灣鄉土情感結合，成為今日的中華民國在台灣。然而，草創時期的中華民國是兼備傳統儒家天下及現代基督國家的美德的，也繼承了明遺民的復漢意志和周朝道統。它始終會是華夏以民族文化建國的藍圖。當代中國要前進，必須回復到中華民國的建國美德，它是繞不過去的。
共產中國的悲劇性
至於在一九四九年佔領中國大陸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是蘇聯在中國的蘇維埃殖民分支，具備了一點蘇維埃紅軍的美德——平等、儉樸、團結，然而這只不過是普世的軍團精神（regimental spirit），恰如普魯士的騎士團（Rittertum）精神，但共產中國卻缺乏了自己的文化內涵，例如普魯士的基督信仰和條頓民族精神。故此，中共是無法以文化建國的，它只是一個不斷擴張的軍團，一個官僚利益集團體系。它只能寄生於大國——先是蘇聯、後是美國，它不能獨立生存於世界。
不斷擴張的軍團——即是黨政系統無限伸延，是不可能的。黨政集團必須要有人民來實踐統治。故此中共建國初期，承諾給普通人的是庸俗的生活幸福感——來自暴力掠奪的物質佔有﹕打土豪，分田地，以及衝鋒式的產業衝動——抓革命，促生產。物質佔有與產業衝動，就是共產中國的建國精神，至今仍可見到。共產中國承諾給人民的是毫無精神內涵的物質富庶。到了開放改革和走資時期，幹部的紅軍精神沒落了，平民瘋狂追逐物質。這就是今日的中國，大有大偷，小有小偷，一個等待崩潰的盜賊之國。
以此觀之，共產中國是沒前途的，它的前途就是不斷的腐朽和衰敗。要復興中國，只能「大政奉還」中華民國，與在台灣偏安的國民政府協商，將中華民國國體和憲法歸還回大陸去。將中華民國復興在大陸，可以避免帝國的悲劇，因為帝國已經被共產中國消耗掉了。恢復的中華民國，將與台灣、香港和澳門建成中華邦聯，這將一定是美好的，儘管也可能是荏弱的。《詩經》說的，「周弱而綿」，理性開明的周朝是荏弱但道統綿長的，這是我在《香港城邦論》的華夏建國藍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