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福克納曾這樣說過,內在自我衝突是使優秀文學作品成立的必要條件,內在自我衝突也是唯一值得書寫的對象。換句話說,他相信文學的價值在於處理人內在的各種糾結、張力;同時他亦相信,當面對人生各種痛苦、困惑,人可以(甚或必須)依靠文學,在文學裏尋得慰藉。
認識賴香吟的讀者都會知道她在台灣文壇上的幾重身份:她創作,曾獲得聯合文學新人獎,著有小說集和專欄散文結集;她翻譯,譯有日文學術書《蔣經國與李登 輝》、日文小說集《日蝕》等;還有一個更為人關注、熟悉的身份:作家邱妙津的摯友,以及其遺稿的保管、處理、出版人。1995年邱妙津在法國用利器自戕,
離世前把手稿與筆記交付賴香吟處置。不久後,邱妙津生前未發表的兩部小說《寂寞的群眾》與《蒙馬特遺書》相繼推出;歷經長達十三年的編輯工作,二冊《邱妙 津日記》亦終於2007年出版。
時光荏苒,當不少讀者以為邱妙津的文學考掘終究完成,有關邱、賴二人的餘話也隨着《日記》的面世而告一段落,後者卻在沉寂數載後交出的長篇《其後》中以幾近自白的方式向讀者訴說:這些年來艱苦的寫作行旅,屬於自己掙扎於生命邊緣的故事,其實在好友驟然離席後方正式開始。
甜蜜的負荷
閱讀自傳體小說的過程總少不免適時的「對號入座」,看書中那段情節與作家生平吻合,從而獲得發現箇中幽微的興味。《其後》卻是少數自況色彩濃烈得幾近「自
傳」(當然仍得撇開自傳也存在虛構的討論)的自傳體小說,幾乎只要把小說中的主角「五月」改成邱妙津,就可視為賴香吟為紀錄與友人近二十年相處時光寫下的 傳記。以〈那一天〉一章為分界線,小說前部分交代的正是二人早年相交的生活片段。賴香吟與邱妙津識於微時,在台大讀書時是相交相知的戰友,後來二人各自奔
赴東京與法國就學仍時有聯繫,直至邱妙津於法國自殺,賴香吟承擔着無法勸阻朋友求死的哀痛的自責,自此掉進死亡的黑洞內。
好友的突然離去無 疑對賴香吟造成極大的創傷,而邱妙津卻又何其殘忍,將最後的任務──自己遺下的手稿與筆記──交託於賴香吟,要她承繼那些自稱為「愛的禮物」的遺產,一次
又一次的衝擊迫使賴香吟必須放棄自己的人生規劃,包括修讀博士學位的打算,以及寫作的意志。甚至回台灣後,賴香吟依然無法投入正常的生活。她開始閱讀不同 的心理書籍,也開始跟心理師DC面診,嘗試逃脫「破碎」的生活狀態。然而,事情帶來的創傷卻遠遠超越她心靈所能負荷的重量,「是的,回想起來,從事情發生
之前以及其後,我都沒有與人談過這樁死亡。即便出現請假、中退、回國、就職種種失序,我就是沒有對人坦白內心來自五月的衝擊。」
向生的動力
無 法用言語表達對死者的感受,「其後」表面上所指涉的大抵就是摯友離世後的一段艱難時期。然而,正如賴香吟「代後記」中所寫:「這並不是一本關於五月的書,
而是關於我自己,其後與幸存之書。」因此在「其後」之後,作家一路走來如何克服死亡的陰影和情感的創傷,才是小說最關鍵的命題。
十年時間過去,作家一直生活在停擺的時空裏,卻無改周遭人生命依然如流水般潺潺流走的事實。有同樣敵不過世俗沖刷的,如年近七十小說家前輩的愛兒,便在雙親健在的情
況下先行退場(小說並沒詳細說明逝者所謂何人,卻不難令人聯想起跟邱妙津同樣選擇自戕離世的年輕作家、黃春明的次子黃國峻)。當然也有敵不過生老病死的, 例如邱妙津的,以及自己的父親。兩種截然不同告別世人的方法,同樣的結果,最令她驚詫的是父親們面對死亡時的堅毅與平和。
縱使愛兒早逝,老作家的寫作生命卻並無因此停頓下來,他「繼續寫作、帶戲、推活動,對任何樸素善良的人維持着熱情的招呼」;乃至於好友的父親,在生前最後一段日子裏,當參觀放滿愛女作品的展示場館時,竟能走近櫥窗,神情專心地逐一看着愛女寫在亡故以前的小說結集。
父 親們直面死亡的勇氣,讓她重新獲得了向生的動力;父親的離去,亦使她終於明白死亡的底蘊:「死亡勝利了。我哭個不停。將以前沒有哭出來的淚水,放縱地一次
流乾。同時,我們也和解了,死亡讓我看到了它的面目,彷彿這麼長的爭戰,就是要教我這頑劣分子,無論如何,它是注定要贏的。」
在無風帶起航
時間如此真實,真實如此短暫。當一切事過境遷,終能提起勇氣凝視自己內心的苦痛,既然無法言語,賴香吟便回到寫作的頭上,讓文字成為幸存的憑證。
她用李維史托在《憂鬱的熱帶》中所寫的一段做為《其後》的「代後記」命題:「生手的天真」,意謂自己如何帶着生手的熱情,重新拾起存活的生趣。在那段漫長的
停擺(心理師DC的形容)歲月中,她不但主動斷絕了與外間的聯繫,更否定了書寫的價值,幾乎中斷了編輯好友《日記》以外的所有文字工作。最後她回到生命的 原點,她寫,她以李維的旅行為喻:在登陸新世界之前,探險家都必須踏進那鬱悶的無風帶。帆布下垂,停滯不前。但卻不必懼怕,因為那些在無風帶發生的故事,
將不會重複,也無可替代,除非徹底失憶,不然只能面對並試着理解。而若尋找到一種能向別人說明一切的語言,如寫作,停歇的船舷將能轉身向南,開往赤道的另 一邊,往新世界出發。
「我討厭煽情,我恨傷痕文學,但我卻在這本書裏寫到了傷痕。我不相信書寫治療……書寫不是治療,治療的路程已有之前走 過,我耗費了多少光陰,治療也未必痊癒,痊癒也未必是原來那個人。某位寫作同業說得比較準:書寫不能治療,那是本身要好才能書寫,那是痊癒之前的一個大口
呼吸。」
是故《其後》不單是一本幸存之書,也是作家歷經一段漫長寫作認同之旅,從否定、摒棄書寫回到寫作,肯定文學聊以慰藉心靈的書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