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首梁振英上台已過百日，相信梁先生自己也不會否定，施政的困難，要比預期高，做特首和做行政會議召集人，是兩碼子事。現在我要提出的問題是：梁政 府目前舉步維艱，到底是他個人問題，還是既有制度的問題？他面對的困局，是個人困局，還是整個香港的困局？梁班子實施的到底是新政，還是曾班子的慣性延
續？
說他是個人問題，我們馬上會聯想到以下種種：他的疑似共產黨身份、「語言偽術」、用人失察等等。這些，幾乎成了過去幾個月熱烘烘的輿論焦點。不過，如果我們把眼光拉遠一點，會發現：
一、他的疑似黨員身份和所謂「語言偽術」，由來已久，不是今天才被發現，傳媒在特首選戰時也有報道，為何人們到今天才醒覺？
二、梁班子某些人選的確乏善足陳。這是他缺乏容人之量？還是有能者不願出來服務社會？是用人失察？還是根本無人可用？
一線人才 何以失蹤
有人說，梁班子只是建制派的二線人才；果如是，為何一線人才不願出來？很明顯，這反映了選舉以來，唐、梁兩股勢力的裂痕。最近，行政會議新添兩位成員，可視為團結建制派的舉措。
至於民主黨派，為了爭取普選，便不能加入小圈子選出來的政府，對此我們耳熟能詳。只是作為邏輯推論，兩者沒有因果關係，因為普選是爭取的目標，卻不一定須要是行事的前提。現實政治的目標和手段，往往是不一樣的。
然 而，選舉期間曾經支持梁振英的各界名人，除了出任行政會議的，都跑哪裏去了？一方面，固然是大勢所趨，另一方面，也因為那本身只是一種很鬆散的、缺乏組織
的聯合。如果那是一個正式政黨，而梁氏又是黨主席，那麼便不用為找人而頭疼，甚至一早可以擬好公開名單，上任前便可開始研究施政的種種困難，設想好應對方 案，怎會如此狼狽？只是依賴臨時特首辦，或其他非正式的機關渠道，應付這麼多複雜問題，又豈能成事？反對派把這看成純粹的誠信問題，其實還有實際的組織問
題。
更有趣的是，那些原來支持他的民眾，又跑哪裏去了？如果我們細看港大民意研究計劃的數據，梁氏在歷次民調中都遙遙領先，直到最後電視辯 論，唐英年揭秘，中聯辦明顯介入；但從3月16日至23日，梁的民調「得票」由39%滑落到35%，卻仍是最高；「三二三」民間選特首，梁得票近18%， 略高於其餘兩位，雖然棄權票佔總數55%，但真普選的話他可能還是會低票當選。3月27日特首選舉後的跟進調查，支持度51，也勉強合格。
行政慣性 被迫延續
現在，他的支持者是改變主意了？還是發現被騙了？你可以說，這正好反映了民主制度的弱點、群眾的非理性；也可以說，選民沒有道德義務要支持他們自己選出來的政府，遑論這只是民意調查而不是真正選舉。
我的解讀是，梁氏在選舉期間民意上的領先，反映了社會上對曾蔭權治下貧富兩極化的普遍不滿，尤其是地產霸權和某些社會階級對經濟資源的長期壟斷。
當然，奢望梁氏能來個翻天覆地，本身就不切實際。梁氏的政綱，相對唐英年來說，只是略為偏左，用他自己的話，是「適度有為，穩中求變」。他的政治理念，是在
不根本改變——或者也實在無法改變——目前政治經濟制度的大前提下，讓經濟成果能較合理分配，紓緩社會矛盾，反過來這又會減低推行體制改革的訴求。
因此，他主張政府要在房屋、土地利用、產業政策、社會福利等方面作出較大主導作用，改變曾蔭權時代無所作為的狀況。
香港的某些既得利益，自然不會希望看到他成功；民主派跟他道不同而不相為謀，也不會希望他成功。因為他的成功，會紓緩普選的訴求；他的失敗，會反證小圈子選舉的荒謬。但是，對於廣大香港民眾呢？
也許，對於大多數低下階層而言，是希望看到他成功的，因為有實際的好處；但是對於並非單純看重物質利益的中產階級來說，心情比較複雜。選舉後期的抹黑，以及梁氏本人在選後的誠信問題，觸及中產階級近年關心的核心價值；雖然到底什麼是核心價值，沒人說得準。
在整個選舉期間，很多人害怕梁氏執政會帶來翻天覆地的變化；當然，這可能只是一種政治宣傳。現在看來，這種憂慮明顯是多餘的。
警惕政府 已成慣性
首先，我們要把梁班子與「政府」兩個概念分開。請記住，梁氏蒞任之初，他能帶進政府的，就只有四十來個正副局長和行會成員，連司機也許不能帶！行會尚多新面孔，局長當中，卻有九位在前朝位居顯要；而且這些人當中有多少人是他的親信？多少是各方折衷的結果？
大家不要把所有事情看作個人道德問題。無論你是何黨何派，一天也就只有二十四小時，你要面對這麼多問題，最終還得就地取材，依賴既有的行政系統——公務員，以及前朝留下的正、副局長、司長。只是如此一來，便得接受後者的行政慣性。
我以老人福利作例子，說明一下。先來看看以下這官方發言：
「如 何處理高齡津貼的問題引起社會廣泛討論。我提出有關高齡津貼的幾點檢討方向，主要是想從政策的長遠可持續性及公共財政承擔角度出發。我認為既然社會觀念已
經改變，視高齡津貼為長者生活補助，不單純是象徵式敬老金，我們是需要考慮在提高津貼水平之餘，引入新的入息資產審查制度」。
這段話不是出自現政府，而是剛好四年前曾蔭權的講話！事緣當時曾氏在《施政報告》表示，可把高齡津貼（生果金）加至一千元，但得加設審查制度，結果在立法會發生首次的「掟蕉」事件，最後在民情反彈下不得不退讓，擱置審查。
以 此觀之，梁班子增設「長者生活津貼」的新措施，數額雖提升到二千二百元，審查制度放寬為純粹申報，但在政策考量上，背後的思維非常有連貫性。把曾蔭權的稿
子換成現在勞工福利局局長的稿子，基本調子沒變。這就是我說的行政慣性。當然，這個例子比較突出，因為張建宗局長還是連任。
第二，另一邊的反對派，思路和論調也是大同小異。把四年前反對曾蔭權《施政報告》的輿論，稍微改頭換面，基本也跟現在無異。
這是由於曾蔭權時代長期以來的政策傾斜，以及後期一系列的貪瀆事件，讓傳媒和公民社會對政府常保警惕之心。這種不信任，已經從原來對個別人士的不信任，慢慢變成對整個政府體制的慣性不信任。以前是，除非你騙了我，我先信你；現在是，無論你做什麼，我先不信任你。
所以縱觀梁特首上台百日，令人詫異的，不是變化之大，而是變化之少——體制內的行政慣性，一如既往；傳媒和社會的不信任，也只是延續曾氏政府晚期的劣勢，變本加厲。我們與其害怕梁振英太厲害，倒不如怕他一事無成，香港繼續蹉跎歲月。
作者為中文大學公共政策碩士課程兼任講師
光明頂 2012-10-25談英式管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