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近的長者生活津貼爭議當中，有一個觀點經常被提及，就是如果香港的社會開支不斷增加，就會變得如某些歐洲國家一樣，最終負擔不了財政壓力而落得破產收場。這種看法看似言之成理，但如果我們細心留意一下不同歐洲國家之間的分別，便會發現那些福利最好的歐洲國家，公共財政也相當健康。所謂當心重蹈歐洲覆轍的說法，其實是問錯問題。
我們就拿瑞典作為一個例子，看看現在爭取的長者津貼是多麼的卑微。瑞典一直是福利國家的典範，在聯合國人類發展指標當中一直位佔前列。瑞典的福利有多好？教育是免費的，從小學到大學都是，工人每年有5星期的有薪假期。如果你有孩子的話，兩夫婦可以得到總共480日的有薪產假，夫婦之間更可以隨意選擇誰人得到這些假期。
這是我們看似是天方夜譚的福利，在瑞典卻看成是基本的生活權利，因為他們活出了香港人曾經引以自豪的「人人為我、我為人人」。誠然，瑞典的稅率比香港的要高得多，但相對於把我們的薪金經由租金全都送給地產霸權，為什麼不讓公共資源更能用得其所呢？
或者又會有朋友問，這樣的福利是不能持續的，最後政府一定會巨債維艱。事實上，自1998年到現在，瑞典政府幾乎每一年也有盈餘，只有2003和04年例外。說審慎理財，相信沒有人會反對，但是瑞典的例子告訴我們，其實維持政府公共財政的健康，和確保市民能夠活得有尊嚴，兩者絕不矛盾。
當然，瑞典的成功並不是必然的，他們在1992年也曾經經歷過嚴重的金融危機。但他們的不同政治力量很快便走在一起，通過認真的金融改革挽救了瑞典的經濟。政黨之間的合作，甚至給予了金融界很大的信心。這一點，就和當前財政和政治混亂不堪的美國和希臘，很不一樣。
說到這兒，也同時點出了香港和瑞典兩個最大的分別：第一，我們不相信香港政府的理財能力；第二，我們的政黨沒可能走在一起。筆者並不是說香港的政黨就應該拋開成見，大家擁抱在一起，香港的問題便自然能得到解決。筆者沒有這麼幼稚和天真。筆者更關心的，是香港當前政局紛亂從何而來，而這點又如何影響到民生議題之上。
問題不在錢不夠 而在於政治制度不公
對香港政治稍為研究一下，即可發現香港的政治問題主要不在個人，而在制度。行政長官缺乏政黨支持而動輒要找保皇黨乞票，代價就是讓保皇黨安插不稱職的親信在政府當中，最終打擊政府的管治威信。與此同時，立法會的種種提案和點票關卡使它做不了實事，而選舉制度又促使政黨分裂，最終各種激進勢力日漸抬頭。如是者，無論是長津方案也好，其他民生議題也好，在當前的政治氣候下都難有理性討論。而這點，罪不在所謂的反對派，罪在遊戲規則的設計者。
以香港這種富裕社會，要達到北歐的福利水平，如果把問題限於財政資源的話，其實是自欺欺人。我們的問題不在錢不夠，而在於政治制度不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