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保禧: 思辯的光芒──紀念勞思光先生

勞思光先生仙遊了。各大報章紛紛以「大師」、「泰斗」稱呼勞老，固然謙敬有加，亦非虛言，但是這些名號可能令人對勞老崇敬之餘，反覺生疏：一個85歲離世的學人，跟我有何關係？

主場新聞約稿，提到「想要年青學人的感言」。不如就讓我們回到勞思光的年青歲月，看一看這位學人做過了甚麼。1955年，勞思光來到香港珠海書院擔任講師，並開始投稿報刊，或記述生活，或評論時政。於今看來，他彷彿把握了香港的本質結構，文字有一股穿越時空的力量：

    我初到香港，驚異此地報紙刊物之多，與書籍之多。街上的報攤經常擺著好幾十種報，有日報、有晚報，還有午報。刊物則五花八門，除了學術刊物獨缺之外，其他樣樣俱全。……沒有書，只有報紙雜誌，於是住在香港的文化人，其閱讀對象很自然地也就偏重在報刊範圍。這有好處，也有壞處；好處是多數知識份子閱讀報刊，而香港報刊又是有左有右，有深有淺，足夠使讀書人多了解許多平日忽略的事……壞處當然也有。報刊上很少有正經東西；偶爾有點理論文字，也不能不是一鱗半爪，因此，人老是只有報刊可讀，自然容易越弄越浮，也越淺薄。1

29歲的文章，寫於1956年，距今56年。文章的內容，仍然一針見血道破香港的情況。他繼而歸納香港的整體風氣：

    香港本來是個商業性的都市；「唯利是圖」的人生態度，在這裏當然是最普遍的。而香港的文化界人士，卻未能建立另一種人生態度，使市儈有別於書生。2

「商業社會」、「唯利是圖」，仍然是香港今時今日的寫照。這就是思辯的光芒，一眼洞見事物的本質。試問一下，香港在本質上真的有改變過嗎？

可是，勞思光終究還是留在香港，當然那是迫不得已的選擇。在那期間，中國大陸有毛澤東打壓知識份子，臺灣正是蔣介石治下的戒嚴時期，勞思光只好退而求其次，兩害取其輕，寧可在相對自由的香港生活。我翻查下，發現勞老的名著──《中國哲學史》──早在六十年代開始撰寫，後再結集成書。換言之，勞思光相當早慧，他的力作在三十出頭已經大抵完成。現在讀來，難怪有一股初出茅廬的英銳之氣。學界本來已有胡適與馮友蘭兩部名氣甚廣的中國哲學史，勞思光卻認為前者的哲學史不是哲學，後者的哲學史不夠哲學，於是另闢蹊徑，自己撰寫一部嶄新的中國哲學史，最後更成為港臺兩地相關領域的指定教材。原因無他，就只是寫得好。

同一時間，勞思光亦埋首於時代的沉思，乃撰寫《歷史之懲罰》。在他看來，政治與國際局勢固然滿是詭詐，小至學界、教會、廣告等社會縮影亦充斥各式語言陷阱。這部小書，就是為了逐一破斥各式詭論而作。我曾幻想勞老若然生於今日，面對國民教育的爭議，該會有何說法。翻閱其書，一翻就看到這一段：

    共產黨一向是不重視「國家」的，凡略知世界革命的理論的人都了解這一點；中國共產黨在未奪得政權以前，也常有表示這種立場的言論；可是中共近年譴責蔣介石，卻口口聲聲說他聽命於美國……自己公開喊「一面倒」，拼命「學習蘇聯」，而要說這樣正是「愛國」；別人並未拼命投靠美國，卻被稱為「美帝的走狗」而成為「賣國」者……3

35歲的文章，寫於1962年，距今50年。原來「愛國」與「賣國」的爭議，同樣歷五十年而不變。換個說法，時代的詭論竟然沒有隨時代而消減，我們香港人真的是五十年不變。

所以勞思光特別重視歷史與哲學。重視歷史，才能認清楚自己從何而來，往何而去。勞思光檢討時代的危難，發現問題的源頭是上一代人所造成的，如果時代中人順著各種錯誤走下去，那麼下一代人仍然受苦。這是「歷史的債務」。在勞思光的心目中，這些「債務」不是錢債，而是各式各樣的幻想與欺詐。若要償還債務，釐清這些錯誤，則是哲學的工作。釐清一個觀念，等同償還一筆債務：

    我要說的是，我們正在承受歷史之懲罰；招致懲罰的主要罪狀是「幻想、迷信、欺詐」。我們要明白懲罰不可逃避，因為歷史的債務必須清償。我們不可作賴債的打算，也不必崇拜或瞻望賴債的英雄，我們只要踏實地作一個還債的人。4

故此，以「大師」、「泰斗」來稱呼勞思光，有可能掩蓋了他踏實的一面。從年青時代開始，勞思光就是這樣一步一腳印寫一本又一本著作，一篇又一篇評論。我想，甚麼大師泰斗，對他來說應該不太重要，他更關注撥開觀念的迷霧，解開問題的糾結。如果讀者有空，不妨到圖書館找找他的《歷史之懲罰》(當然，更有空的可以閱讀《新編中國哲學史》)，你會赫然發現，這道思辯的光芒仍然奪目耀眼。

【註】

1：勞思光，1987。《思光少作集(柒)：書簡與雜記》。臺北：時報文化，頁295。下稱《書記》。

2：《書記》，頁298。

3：勞思光，2000。《歷史之懲罰新編》。香港：香港中文大學，頁176。下稱《歷史》。

4：《歷史》，頁212。

劉保禧 中文大學哲學系博士，通識教育部講師

吳啟超: 在世界中的開放思維——敬悼勞思光先生

前言：本文原為我在facebook發表的網誌，只設定為與朋友分享，原沒打算公開。原意只是抒發和安頓自己的心情，向勞先生致意之餘，也算為自己留下一點記錄。張貼出來之後，一位在《主場新聞》工作的朋友希望我把拙作公開，好讓更多讀者認識勞先生。考慮過後，我想拙作之水平雖不太出得場面，但至少當中的情感是誠摯的，而且或許真的如朋友所言，拙作能讓讀者多認識勞先生，尤其先生那哲學的氣度以及其「在世界中的中國」和「開放思維」等主張，這也算是為先生做一點事吧，故還是厚著面皮應允了。在此感謝這位朋友和《主場新聞》。

2012年10月21日驚聞噩耗：我哲學工作上的榜樣——勞思光先生，與世長辭。歷一晝夜之哀思，茲為文悼念尊敬的先生。

如果你為自己找到一條終身行進的道路、為自己找到一門終身致力的事業，並且，在這條道路上，在這門事業中，你找到一個終身效法的榜樣，那麼，當這個榜樣在你自覺還遠遠未能企及時，便已永遠離你而去，你可能會明白我這刻的心情。

《莊子．秋水》記述了河伯（黃河之神）的故事：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涘渚崖之間，不辯牛馬。於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為盡在己。順流而東行，至於北海，東面而視，不見水端，於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歎曰：「野語有之曰：『聞道百以為莫己若者』，我之謂也。且夫我嘗聞少仲尼之聞而輕伯夷之義者，始吾弗信；今我睹子之難窮也，吾非至於子之門則殆矣，吾長見笑於大方之家。」

就識見與道行而論，我連河伯也不如。但河伯那望洋興歎的心情，我想我還是能理解。我當年讀懂（或自以為讀懂）勞思光先生的大作時，即有望洋興歎之感。

我這一輩在中文大學唸哲學的，最初認識勞思光先生這個人，應該都是通過其大作：《新編中國哲學史》三卷四冊，尤其是卷一。那是1997年，當時的我對書中好些重要概念，像「德性我」、「情意我」、「主體自由」、「價值自覺」等，其實是不甚了了的。那時最能把握的，好像只有「義命分立」一命題。

回想起來，令我初次有望洋興歎之感的，應該是大學三年級下學期（2000年初）拜讀先生的《中國文化路向問題的新檢討》一書。那學期修讀鄭宗義師的「傳統儒學的現代重建」一課，在小組導修裏，我們負責報告先生這本書（是整本書）。令我驚歎的，是書中那些極具說明問題或解釋現象效力的概念區分，例如「文化的二重結構」、「發生歷程 (genetic process) 與內含品質 (intrinsic properties)」等。我們平時思考、討論、處理問題時，常把問題的不同層面混為一談，以致產生許多糾結和不必要的爭論，枉費精神。先生厲害之處，是能以那些useful的概念區分，把問題或現象的不同面向一一剖開，撥開雲霧，使問題的癥結和真象無所遁形，叫人有茅塞頓開、豁然開朗之感之餘，亦為其思考之靈銳利落大感爽快。

我應該是從那時開始，把先生視為偶像（至今，我在學術上或哲學工作上沒有第二個偶像）（按：「偶像」一詞，道理上不合適，因為在哲學世界是不當有偶像崇拜的，我想先生也不願別人把他視作偶像。然而，我當年的確視先生為偶像，亦確然有崇拜之情，故為存真起見，今仍如實表達當年所想。實則如今看來，稱先生為「榜樣」方為合宜。）。「偶像」有兩義：一為仰望之對象，一為效法之對象。仰望不說，這是個人情感之事。說效法，我自那時起即立志要像先生般，把問題、觀點、主張，以最清晰利落的思辯，將之理清和辯明。因為我知道，這不是概念遊戲，理性的伸展是可以潤澤你生命的。後來讀到先生之言：「本來，像現代化這樣的運動，其進退成敗的條件並不限於觀念層面。這裏自有其社會運作的層面。不過，觀念層面的明朗雖不是運動成功的充足條件，卻是必要條件。反過來說，觀念層面的迷亂便成為運動不成功的充足條件。我上面所談的都是觀念或認知層面的問題，也因為我深切感到觀念迷亂已足以使現代之運動失敗或至少遲遲不入正軌。」（〈困境與希望〉，收氏著，劉國英編：《虛境與希望——論當代哲學與文化》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3，頁124 – 125）我更了解到，觀念的工作是有其超越個人受用的莊嚴意義的。

稍後，得知先生會於2000 – 01學年回到哲學系開兩門課，我簡直欣喜若狂。由於我早已申請延讀一年，故以四年級生的身份，修讀先生的「文化哲學」及另一門研究院課。兩門課的成績分別是B+和B（還是B+和B+，我已不記得）。總之據鄭師所言，按先生的評分標準，這只算是相當一般的成績。猶記得在那門研究院課上，我報告儒家政治觀，那裏是聯合書院鄭棟材樓地下一間課室，我與先生並排而坐，師兄師姐們跟我們對著坐（班上好像只得我一個本科生）。我一邊報告，一邊不禁用眼角瞄著先生的反應，因為那實在是太嚇人了——先生在不住的搖頭！我想我一生人也不會再有這樣驚心動魄的報告經驗了。可惜的是，如今想再經歷一次也已不可得。

坦白說，我對於先生關於儒家哲學的好些詮釋和觀點，是頗有隔閡的，尤其先生對宋明儒的詮釋，以及他對儒家形上學的立場。說觀點上的認同，我倒是傾向於先生之論敵。但若問我作為一哲學研究者、一愛智者，我願成為何人，則我必選先生。因為我一向認為，哲學家的成敗，不在其（或至少不完全在其）觀點之成立與否，而當在其對問題之測定、思考之深度、論述之精微，以及更重要的：哲學的氣度。舉個例，蘇格拉底的「靈魂不朽論」，至今恐怕沒多少人會同意；但我想，在那些不同意「靈魂不朽論」的人當中，有很多是毫無保留地敬重蘇格拉底這個哲學家的。無他，即因其哲學的氣度：蘇格拉底即使在臨終時，仍舊熱衷於接受學生的質疑，為此感到愉快，還要循循告誡他們，在其身後依然要不斷檢驗自己的信念，不要輕信老師。我不知道先生與他的弟子們是否這樣相處，但就哲學的氣度而論，我深覺先生與蘇格拉底是同類：

    開放的思維，不是急於找到解決一切的最後答案；相反，要一步步作理論的澄清，一點點的考慮問題，以建立確定的了解。所以開放的思維並不是代表沒有結論的，每一點都可以有結論的。而開放的意思則是說沒有劃定界限，沒有說這是最終的 (ultimate)。有形上學思考習慣的人，往往說了一大套道理後，好像「天下之理盡在是矣」，其餘就沒有了。這樣就成了封閉思維。所以在態度上，我提倡開放思維，作為在理論工作上的根本態度。

    ——勞思光：〈論希望世紀、現代文化與新希望世紀〉，收氏著，劉國英編：《危機世界與新希望世紀——再論當代哲學與文化》(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7)，頁80 – 81。

    我們如果提一個主張，把反對意見考慮了，然後我們越過反對那個反對論點，那麼這時候我們那個主張就初步的可以定立了。所以你要能不專門找志同道合的人。你說任何話，都可以有人贊成，你專和那些贊成的人講，你這個理論究竟能不能成立，便根本沒有經過考驗。你要經過考驗，最重要的考驗，就是反對者的意見，我們要通過反對者之間的這種溝通達成一種共識。通過這個論辯過程，我們才能夠有一個比較堅實的基礎去建立任何的理論、任何的論點。

    ——勞思光：〈中國哲學之世界化問題〉，收氏著，劉國英編：《危機世界與新希望世紀——再論當代哲學與文化》，頁51。

如果說，我這個人在學術上還算是open-minded的話，則很大程度是由於先生的影響。

先生另一對我影響甚深的主張，就是「在世界中的中國」(China in the World)：「就我自己的思想演進來說，自一九五零年前後，我已漸漸明白，中國文化危機的出路，與世界文化的新取向息息相關。世界文化秩序如無重建的希望，則中國決不能獨自建立文化秩序，與世界絕緣。這一點認識使我後來提出『在世界中的中國』(“China in the world”) 的口號，作為研究中國文化問題的基本觀念。」（〈旨趣與希望〉，收氏著，劉國英編：《危機世界與新希望世紀——再論當代哲學與文化》，頁221）就我理解，「在世界中的中國」之要義當為：

    專就人類文化的遠景看，多元主義的文化觀仍是有助於文化發展及豐富化的。一個文化傳統只要有其正面的特色，在長遠的發展觀點下，便都值得保存——雖然不必是原封不動地保存。人類歷史變幻無定，所遭遇的問題也往往不能預見；而人類憑以應付客觀問題的資本，只是文化成績而已。因此，在長期觀點下，各種文化成績的保存，即是我們克服歷史難題的能力的源泉所在，有遠見的思想者，必定明白毀棄文化成績，基本上對人類來說是一種損失。我們縱使離開中國人的民族感情來說話，我們仍有理由相信，我們應該保存中國文化的成果，以供人類採用。」

    ——勞思光：《中國之路向新編》(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0)，第二部份：〈路向的擬議〉，頁55。

任何一個文化傳統，都是全人類的共同寶藏，是人類藉以應付和解決隨著歷史演變而層出不窮的問題的共同資本。因此今天我們講中國文化，為的並非爭強競勝，證明這套文化比其他文化優越（這恰是一種against the world的態度），而是擺在世界的配景來看，著眼於全人類的共同問題，這才是in the world的態度。文化成績是供人類採用以解決客觀問題的資本，資本多一分，人類得以解決種種未知的問題的把握就多一分，故此任何一個文化傳統都值得我們去從中提煉其開放成分（中國文化自不例外），以增益人類解決問題的籌碼。這是一種實事求是、著眼於如何應付世界文化問題的態度，是一種立根於全人類的觀點，並不要求我們持有一種「為中國文化出頭」的狹隘情感。

「在世界中的」與「開放思維」的態度，是我最受益於先生者，故謹以「在世界中的開放思維」為題，敬悼我永遠的榜樣。先生當年於「文化哲學」第一堂談及韓愈的〈師說〉，提到現代的教師，尤其教哲學者，任務不在「傳道」，而主要在「解惑」。我想這是先生的謙詞吧？畢竟，「傳道」不等於「傳教」，並非把教條灌輸給學生，而是身體力行而不息地走其當走的道路，以此感召後生、啟廸後學。哲人對於「理」的莊嚴感，以至其探索、堅持、守護，箇中意義，非「授業」、「解惑」可表，此非「傳道」而為何？

先生畢生關心世界文化危機。就我從先生晚年之演講及文章所理解，此危機可表述為「對理性之不信任」。因此，如何重建對理性的信任，當是今後哲學工作之一方向。先生曾說，此工作之複雜，遠非一人可作得成。惟初步努力之方向大概是：將「理性」理解為一function，而非一substance。我想，我自己的哲學工作到底會走往何方，又走得多遠，實在沒有把握。當然，哲學世界，濟濟多士，能人可期。惟無論如何，晚生定必謹遵教誨，此生將秉持「在世界中的開放思維」，不息勉力於觀念的工作。願先生安息。

2012年10月22日深夜

（2012年10月23日深夜定稿）

吳啟超 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助理教授

盧峯: 從勞思光看海耶克

 

勞思光教授走了。

唸大學的時候教授還在中大，偶爾可以在新亞書院錢穆圖書館旁的路上看到他的身影。那個年頭大學老師衣著樸素，不太講究，掛領帶的也不算多。可勞教授每回都西裝畢挺，戴著「煲呔」，不徐不疾，精神矍鑠的走着。起初不知道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哲學家，只覺得他有股不同的氣度。

在新亞行走久了，才從「老鬼」口中得悉他是勞思光教授，才恍然大悟自己大一時看的那本「歷史的懲罰」的作者就是他。有點抱歉也有點慚愧，因為學力有限又缺乏糸統的哲學學科訓練，教授的哲學本科著作實在吃不消，勉強能讀一些較入世的作品，如「歷史的懲罰」是他早年在台灣的政論文集，還有後來由中大出版社重新出版的「自由、民主與文化創生」。

這本「自由、民主與文化創生」當中有三篇推介及評斷經濟學大師兼政治哲學家海耶克（F.A. Hayek)的學說，雖不算簡單易明，卻讓人能站在哲學家的肩膀看「到奴役之路」的思想及哲學基礎，從不同的層次及高度理解海耶克思想的精髓強弱，例如真假個體主義，例如甚麼是平衡，例如自由競爭的哲學基礎......等。可以說，勞教授對海耶克來了一次導讀，令支持自由市場體系、自由主義思想的人更明白站在何處，面對怎樣的挑戰。

個體主義，自由主義對中國文化來説是異物，嚴又陵（嚴復）透過翻譯穆勒（J.S.Mill) 的「群己權界論」（On Liberty） 把自由主義帶進中國超過一百年，可惜這套思想到現在還未能在中國大地生根茁壯，從政府到一般民眾都未學懂尊重個人空間與自由，倒是「愚公移山」式的集體主義揮之不去。

勞教授的著作特別是入世的政論在自由主義方面著墨甚多，真希望不管內地、台灣、香港都有更多人能讀他的書。

占飛：癱子重德 瘋子重智

2012年還有六十多天才完結，但此刻倒可以肯定，這一年是「大去之年」──早些時，江湖異人南懷瑾（94歲）走了，史學大師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95歲）走了，這兩天更是噩耗頻傳，一代武術宗師呂紫劍（118歲）和哲學大師勞思光（90歲）也相繼走了，執筆撰寫此文之際，台灣傳 來消息，民俗彩繪宗師陳壽彝（80歲）亦與世長辭了。

那麼頻密的大去，即使死者都得享高壽，倒也真的教人惶然，那就不禁像哀公問於孔子曰：「智者壽乎？仁者壽乎？」也許不必理會孔子如何回應了，勞思光在《歷史的懲罰》一書有一段話，大概可以暫且充當答案：「我們今日面臨最大的歷史苦難，就是因為上代人類所欠的債務太多。」

歷史不容人類賴債

在勞思光看來，「歷史不容人類賴債，所以人類對歷史之債務必須清償；歷史也不會向人類賴債，所以人類也不必怕當前的努力成為虛擲。」那是因為「人類永可在當 前作自覺的努力改正已有的錯誤，也就是，永遠有清還債務的能力……還可以有新的努力，留下新的正面種子；這些種子即將成為人類對歷史的債權所在。」

勞 思光著作等身，可也像南懷瑾那樣，好一些著作都是由弟子記其所述，輯而成書。《歷史的懲罰》一書是否勞親撰，待考，他在自序中說：「我覺得西方文化與中國 文化各有缺陷……中國文化精神，以『重德』為特色；它的弊病是不能成就任何的實際力量（「德」所爭在「好壞」，不在「強弱」），不能解決任何外在問題（德 可以生出一種臨事的態度，但不生出力量了；而解決在問題所需的力量，必須努力養成，不是自然就有的。」

勞氏認為中國文化境界高遠，但卻是一 個「癱子」，而西方文化精神「重智」，但「弊病是將主體性盡量排斥，以致不能有什麼價值的肯定……人類生活完全成為互相為敵的生活，像森林中爭食的野獸一 樣，儘管熱鬧精采，實際上卻只是一個瘋子」；故此，他認定「癱子的病招來中國的苦難，瘋子之病生出世界之苦難（因為瘋子現在正在支配世界呢）」。

《歷 史的懲罰》也有此說法：「流氓詭論的盛行，許多人一方面用這種詭論自欺欺人，另一方面也聽慣了別人用這種詭論而不以為怪。詭論漸漸變成了『正常』；它直接 地破壞了是非標準，間接地養成人們排拒正論的心理趨勢。」據此，勞氏此書正是要「為文明解咒」，繼而「為文明立法」。

當然，有好一些知識青 年（尤其是內地哲學系高才生）看不慣勞氏二元對立（重德與重智，癱子與瘋子）的論述方式，更認為那就是「歷史決定論」，甚或乾脆引述卡爾波普爾（Karl Popper）的《歷史決定論的困境》（The Poverty of Historicism），直指那只是「歷史宿命論」，以致將社會學等同於物理學。

四重自我三重天

然而，好辯的知識青年往往缺少卡爾波普爾的開放態度，也忘了他在《開放社會及其敵人》（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有此辯證的說法：「也許我是錯而你是對，但只有我們一起努力，才可以更接近真理……」

卡 爾波普爾嘗言，「真正的無知不是知識的貧乏，而是拒絕獲取知識」，明乎此，多讀勞氏著作，始可得窺《新編中國哲學史》的要義，比如「自我境界」可區分為四 類：其一為「形軀我」（生理及心理欲求為），其二為「認知我」（以知覺理解及推理活動），其三為「情意我」（生命力及生命感），其四為「德性我」（價值自 覺）；比如論「天」，也區分了「人格天」、「自然天」、「形上天」。

架上書不如胸中書

勞思光著作等身，也翻譯了一些書，比如最初將德國文化哲學家卡西爾（Ernst Cassirer）著作中譯的人，並不是《人論》（An Essay on Man）的中譯者甘陽，而是《人文科學之邏輯》（The Logic of the Cultural Sciences）的中譯者勞思光。有趣的是，勞思光曾撰文勸讀者不要為「買書」而「買書」，如要認真讀一本書，倒不如到圖書館借。

是這樣 的，若干年前，在圖書館翻揭《中國學生周報》合訂本，讀到勞思光的一篇文章，題為〈買書〉，他說「買書」不如到圖書館「借書」，邊讀邊覺得很有道理，便把 文章抄錄下來（其時尚未盛行影印）：「在圖書館中寫劄記，是真正『用功』；借圖書館的書回家，在限期歸還的條件下，至少也不得不趕讀一遍；這仍比買了書堆 在書架上好得多」，此外，「借了書回來，趕讀一遍，再做些摘記一類的工作，確實最有益處；每當我送還一本書的時候，我常常覺得這本書已是我熟知的了。不像 架上堆書那樣，雖近實遠」，據此，他「以為人人都應盡可能不買書而借書」。

書如古董

勞思光認為「買書」只是一種特殊習慣，「但並非讀書人不可缺少的習慣，因為『買書』畢竟與『讀書』並非一事」。他引述中國舊日格言：「架上書不如胸中書」，認為「這話確實不錯。我從前在大陸上，嘗見許多人書房中擺滿書架，堆了經史子集幾千冊之多，可是主人胸中實無點墨」。

勞思光有鑑於「那些書似乎只是裝飾品，在主人眼中和古董差不多」，他自那時起，「就很為那些書籍難過，因之，對於拼命在架上添書而並不讀書的人，也就有一種 輕微的反感」。是的，現代印刷普及，買書不難，只是專心讀書很難，很多書都長期擺在書架上，說不定那年那月才有時間去讀，「反不如借書作劄記，還是每借一 書必有進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