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成立金融發展局和經濟發展委員會，這類高層次諮詢組織，過去較少中資和內地背景成員，現在金發局中資機構要員約佔24%，經發會內地背景人士約佔18%，比例不小，有人以「赤化」或「染紅」解讀這種情，不過，從本港金融和經濟發展現，他們的加入，實際上反映現實和發展的需要；另外，這兩個機構按港法辦事，特別是金發局要按國際認同的規矩運作，相對於發展較落後的內地金融業，中資要員浸淫其間，耳濡目染之下，對促進內地金融業的完善和發展，或許會起到積極作用。從這個角度看來，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香港的示範單位作用，正在透過其他平台和形式表現出來。
中資淡入大勢所趨 關鍵是依港法辦事
香港經濟依賴內地，內地企業市值約佔港股45%，交投量更超過一半，所以，本港經濟、金融與內地的關係已經密不可分，「北京打噴嚏，香港即感冒」的描述，確切說明內地動態對香港的影響。內地人士對內地政策動向的了解和掌握，有先天優越性，這方面正是政務系統出身特區官員的弱項，內地人士加入金發局和經發會，可以彌補這方面不足。
本港金融服務業要走出股票市場的獨沽一味格局，要發展成為離岸人民幣業務中心和國際資產管理中心，需要熟悉內地金融政策和掌握日後路向的專才，獲梁振英任命的5位中資機構要員，相信可以在這方面發揮作用。另外，金發局其他16名成員，都是本港財金專才、國際金融機構負責人和高層人員，體現國際化的一面，符合香港背靠國家，面向世界的國際金融中心定位。所以，若因為有中資機構要員而全盤否定金發局，是背離理性認知的偏失。
內地人士成為特區政府智囊，雖然反映現實和有需要，不過從歷史發展的角度，事態仍有一定政治意義。上世紀80年代，英國決定向中國交還主權與治權之後，即使中英會談未完結，英資已經部署撤出，當時怡和遷冊，被認為是對動盪不安的香港落井下石，現在事過境遷，但是說明當時的政治情勢，英資淡出，華資乘勢淡入，填補英資淡出的空檔，目前本港幾個華資財團、打造了幾個世界級富豪，他們都是這個時候冒起的。
今時今日，以內地資金在本港整體經濟所佔份額，中資機構和內地人士淡入經濟、金融事務諮詢組織，是大勢所趨，不過，與當年英資淡出不同，中資淡入，華資毋須、也不會淡出，問題只是中資與華資如何相處共存而已。當年，英資與華資此消彼長之間，或明或暗都有角力。例如4大交易所合併為港交所前身的聯合交易所，中間經過激烈權力爭逐，聯交所主席李福兆因為處理1987年股災停市4日，與港英政府反目，他其後被指涉及其他案件而繫獄，箇中情節，是金權競逐秘辛的另一章。中資與華資應該汲取此事的教訓，避免重蹈覆轍。
中資與華資雖然並存，不過，基於商場如戰場，兩者相互競逐仍然無可避免。北京、中資機構對香港影響力日益廣泛而深入，基於香港事務的特質、過去發生的一些人和事，使人對日後的遊戲規矩是否公平有疑慮。例如，當年中國銀行的劉金寶案，案情與本港有關，本港的執法和司法機構卻無權過問；證監會調查上市公司的違規做法，但是當事人避居內地，證監會就無計可施；另外，有內地在港上市公司以公司資料屬於「國家機密」為由，拒絕披露。諸如此類事例，說明「香港規矩」未能彰顯，若不匡正，久而久之，金融中心最寶貴的公平、公正和公信力，將會被磨蝕淨盡。
金發局須名正言順 政府應清晰交代
金發局就金融政策向政府提供意見，他們在金融發展、以至制訂遊戲規矩都有影響力。我們認為，金發局要維護金融中心的核心價值，包括公開、透明、公平、公正等；另外，要按香港的規矩處事，遊戲規矩不能向中資傾斜，香港規矩不應遷就中資，反而是中資應該順應香港的先進機制。日後類似劉金寶事件，香港可以插手處理，應該是金發局其中一個工作目標。
金發局是民間機構，自行籌措經費，成敗由特首任命，制訂政策建議供政府和監管機構參考，這樣的組織，是法定機構抑或民間智囊？政府有必要清楚說明。因為這個機構，從組織系統看來，不受立法會或政府部門監管；另外，金發局商議事項，需要政府提供機密敏感數據資料，然則，如何確保金發局成員保密，不會出現以權謀私情，如何監管避免出現弊端，政府必須向公泷交代，否則政府難免被質疑「製造」了一批特權分子，讓他們有空間假為香港金融服務業謀發展之名而謀利。金發局要名正言順，是其工作會否獲得認同的首個課題。
國家要推廣現代服務業，市場向香港開放，就是要借助香港的經驗，使內地的服務業升級換代。中資機構要員參與金發局，不能否定他們會提出真知卓見，協助強化香港的金融服務業，但是，他們參與金發局，也正好體會現代金融業與金融中心的成功要素，符合內地未來金融業大發展的趨勢。所以，金發局對中資機構要員而言，也是學習提升的機會，香港的示範單位作用，除了對台灣，在這裏也顯現出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