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1下午4時50分編按：政府公布新成立的金融發展局的成員名單，除了多名「梁粉」一如所料入局，更有多名來自太子黨和國企金融機構的人物，包括朱鎔基之子朱雲來、光大系的陳爽、招商系的秦曉、中銀的謝湧海等。)
特首梁振英昨日的施政報告，最多著墨的「實事」，就是宣佈成立大量的局、委員會及專責小組，去「檢討」、「研究」各樣政策。其中今日將宣布成立的金融發展局，早在去年初的競選政綱中已提出，可說是梁振英一早已堅持拍板落實的構思。
不過，這個CY的Baby，已歷經蛻變，由最初傳出的版本，即效法新加坡淡馬錫的主權投資基金，到現在變成統籌業界出謀獻策的諮詢機構，角色自然不可同日而語。據講，金融發展局不會是一個法定機構，而會以有限公司的形式成立，以避過立法會這一難關，由於「無人無物」，資金來源及全職員工，均要向財經事務及庫務局、金管局及證監會等監管機構打主意，揼心口捐輸。
這樣一個沒有法定權力、連資源也匱乏的發展局，或會令人覺得會流於大隻廣，難以發揮多大作用，畢竟港府歷來已為多個行業成立了發展局，如旅遊、港口、貿易、藝術及電影等，不論資源及人事編制均較金融發展局多得多，但成效參差兼且人言人殊。
再者，金融發展局的兩大工作—發展策略制訂及推廣工作，過去早由政府內的不同監管機構參與，港交所（0388）剛剛還公布了三年《戰略規劃》，
密謀由現貨市場轉為全面的交易所。金融發展局此時插旗，不是重覆建設嗎？它難道就會做得更出色嗎？
我考慮過這些質疑，但我覺得，金融發展局絕非像其他委員會、專責小組一樣，只是CY用來分派政治酬庸、報答梁粉的Hea爆場所。這個局開始時或許是無牙老虎，但我認為它的角色往後遠不止於此。
我之所以有這想法，一來因為金融業是香港經濟命脈之一，金融業界對政府的影響力，僅次於地產商，絕非幾個文化藝術團體、物流商可比。而且，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亦是中央最為看重的香港價值。
早前便有傳媒披露，金融發展局其實是由香港中國金融協會倡議成立的，這個協會內有不少根正苗紅的高幹子弟、國企高層，梁振英與該會一直過從甚密，在參選特首前，已是協會顧問兼金主，梁公布參選後，第一場競選演說便是在該會舉行。這個協會的前身，更是由國務院前總理朱鎔基的女兒朱燕來創辦，現任主席陳爽則是光大控股（00165）執董兼行政總裁。
中資在本地金融業，早已無孔不入，為公為私，都極需要有一個可以影響政策的平台。按本旨辦事的政務官，負有監管Mandate的法定機構，從來不會全心相信「發展是硬道理」這套論述，面對內地排山倒海的規劃及發展訴求，有可能會成為阻力。金融發展局便可扮演與CY裡應外合的角色，向監管機構施壓。
業界組織與監管機構因發展起齟齬的例子時有發生，去年底便有上演，肩負弘揚倫敦金融中心的倫敦城，去年大力推動人民幣離岸業務，甚至在年底搞了一場大龍鳳論壇，席間一眾銀行家向英倫銀行施壓，要求它提供某些方便，但英倫銀行不為所動，表示它的職責是支持整個英國金融市場，而非便利個別市場的發展。
香港的監管機構能否有這種底氣，我有點懷疑，尤其經過國開行旗下證券公司無牌為港交所配股提供財務顧問服務一役，監管機構竟然想出各種各樣彆扭的理由為其開脫！
我衷心希望，金融發展局的首份策略報告，不會只充斥香港如何配合內地的金融政策、香港要如何被納入十二五規劃等等，地方金融辦味道濃於國際金融中心的論調。
丘亦生: CY的老董式產業政策
梁振英在施政報告設立5億元的「漁業持續發展基金」，可能是香港開埠以來，對漁業最大的支持。不過，香港早已不是百年前的小漁村，如今全港直接從事漁業的人口只得1.1萬人；漁業佔本地生產總值僅0.1%。CY撐漁業是有心支持漁業發展，還是回饋支持他當選的漁農界，路人皆知。
其實，除了離奇撐漁業之外，梁振英在施政報告，指出「適度有為」扶植四重點產業：航運業、會展及旅遊業、製造、高新科技及文化創意產業、專業服務業，只留於「做多做闊」的吹水式口號。梁振英也學足董建華，成立多個委員會跟進，其一個名叫中醫中藥發展委員會，令我再次聯想起董建華時代要將香港打造成數碼港、中藥港、鮮花港的未酬壯志。
董建華當年成立創新科技顧問委員會、物流發展督導委員會等N個委員會，想繞過公務員體系大搞產業政策。委員會的建議，離不開優惠價批地，成立各式各樣公營機構，洗公帑補貼Startup。然而，公營機構都不懂得Pick Winner，新產業不是胎死腹中，就是變成四不像的地產項目，政策全盤失敗。
我不是要全盤否定產業政策。對這方面頗有研究的哈佛大學商學院教授Josh Lerner便指出，過去不少例子證明，政府在產業發展初期參與輔助，確能產生積極作用，但稍有不慎也會釀成悲劇。
Lerner分析多宗政府扶植產業案例，我暫且歸納兩大重要結論。第一，在矽谷的第一代龍頭企業，例如惠普的壯大，與美國國防部於一戰及二戰期間授予大量軍工合約有莫大關係，以色列軍工業也養大當地不少IT公司，證明政府龐大的採購合約，對產業有很大的扶持作用。因此政府能否幫到手，都要有因緣際會的元素，香港未必學得來。
Lerner提到的另一個重點，很值得香港參考。他建議，借用私人市場的力量、眼界去代替官僚做決定。官僚系統不擅於Pick Winner，亦偏向重視短期回報。我聽過不少例子，港府怕公帑不會被善用，寧願要Startup實報實銷開支，而不想直接提供資金，對創業公司諸多制肘。
以色列政府就利用配對基金方式，吸引外資創投基金培養當地小企。為了鼓勵私募基金投資，政府亦有明文退出機制，讓私募基金可以特定時間內、以優惠價向政府全購股權。
至於紐西蘭政府Fund
of Funds方式，是投資私募基金，讓私募基金揀合適的有潛質公司。私募基金的好處，是比政府較有耐性去等時機，用專業準則去衝量表現。
上述兩個例子說明，利用私人市場參與產業政策的重要性。不過，梁振英安插梁粉入委員會，主導產業輔助方向，近親繁殖，最後好可能變成老董當年數碼港利益溫床。而且，梁振英成立的金融發展局成員、經濟發展委員會，引入不少國企老總、太子黨人物，似是與CY裡應外合配合內地的角色。我怕梁振英不但學足老董務虛的產業政策，中資、幹部的加入也預示，產業政策自主性有限，凡事都可能要向國策主旋律低頭。
要協助產業發展，毋須鋪鋪大鑼大鼓搞產業政策。鼓勵行業競爭，打破壟斷，絕對是低風險、低投入的辦法之一。梁振英眼前最快、好、省的例子，就是增發免電視牌，給王維基一個機會與TVB一較高下，為提升創意產業打造一個契機。偏偏他好做唔做，走返去行董建華舊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