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港漂，即是從內地來港生活的內地人。這個社群在香港有的求學，有的發展事業，有的組織家庭，當中體會的鄉愁與惶惑，以及「香港人」這身分，思考的切入點都與本地人迥異。《四代香港人》作者呂大樂，為此編成新書《港漂十味》，從「異鄉人」的角度，看看他們的身分認同如何，並為港漂現象撰文導讀。
不知道從哪時候開始，香港人──作為一個概念、身分──變得有點沉重。
這本書的一眾作者、受訪者會以某種對香港人的理解（儘管他們的看法，其實並非完全一致）作為參考、坐標，我會明白；畢竟他們都不是土生土長的本地人，而是因緣際會來到香港生活、居住，有些人甚至決定留下來，在此定居。他們以為這裏有一套十分明確的規範，覺得（應該說是錯覺）做個香港人一定要這樣的、那樣的，否則便未算融入本地社會，這情有可原。可是，近年不少「原裝」香港人亦一臉認真，搬出一個叫做「香港人」的概念來品評周邊各人的行為、舉止、談吐、生活方式、日常生活中的細節，則似乎是有點不必要的嚴肅，略欠寬容。
不一樣的「新香港人」
我甚至有種感覺：這一種新的「香港人」準則，其實很不香港。
至少那並不是我曾經以為自己頗為熟悉的香港社會和香港人──尤其是一般人在香港生活的態度。
香港是一個移民社會，一直如是。原因之一是地緣政治。內地及周邊地區的不穩定及社會政治環境的不確定性，往往給香港帶來一浪接一浪的移民。這種地緣政治因素的作用在十九、二十世紀尤其明顯，但到了今天其實仍未完全消散，只是移民的規模及顯著程度有所不同而已。在很多人眼中，香港仍是一處相對地穩定，可免於動亂的地方。原因之二是香港是一個城市。一個城市的活力部分乃來自於它那流動的人口，而長久以來香港中門大開，人來人往，令其影響力可輻射至全球各個角落。
在我成長的過程中，身邊很多同學、街坊都是操着他們家鄉的方言，保留着很多獨有的習俗。整個城市就由不同的小群體所組成，各有不同的起居飲食的習慣、生活方式，沒有所謂理所當然、不可不跟隨的主流。更重要的是，沒有人會覺得另一些人必須放棄他們的方言、習俗，才算是融入了我們的社會。事隔多年，我們都慶幸種種民間習俗得以保存，維持原來的特色，甚至奉之為文化遺產。
而我在北角長大，區內有不少來自福建、上海的移民。上一輩的移民大多沒有學好廣府話，在香港待了幾十年，還是用老家的方言跟人溝通。這當然反映出一些問題，其中相當明顯的是，他們投入的是區內同鄉的社會網絡，而不是香港社會。用後來的眼光來看，那是他們對香港缺乏歸屬感。但有趣的是，這沒有阻礙他們後來（在不知不覺的過程之中）都成為了香港人。在我認識的一些老人家當中，他們的廣府話很重鄉音，平日交談選擇用自己家鄉的方言，老來回鄉安享晚年（他們從來沒有放棄家鄉的身分）。可是，回到老家之後，又發覺自己很多想法、價值原來已經是很多香港人的那一種。這是香港社會與文化最為微妙的地方。
回顧移民潮
上世紀七十年代中後期，香港突然來了好幾十萬新移民，對當時的社會造成重大衝擊。一時之間，「我們香港人」、「他們那些綠印新移民」之聲廣泛在社會上流傳。那是戰後香港首次於社會層面上可以感受到這種將本地與外來區分開來的想法的時期，將新來港人士套上某一種定型（如稱他們為「阿燦」，那不單只指他們有點土，而且還有好逸惡勞的含義），乃於該段時間開始。對於當時那種社會反應，有過不少討論，但較少人有留意到後來的發展。在那些於七十年代中後期來港的移民當中，大部分到了後來亦慢慢會以香港人自居，有時甚至對那些在九十年代才來到香港的內地移民，諸多挑剔。
這是香港社會與文化最為有趣的一項特點──很多人在剛開始的時候對這處地方，還有它的人和事，都會覺得不怎麼樣，但漸漸又會產生一些好感。那種好感的來源，什麼都有可能，但最常為人所提及的，主要在於三個方面：一是它亂中有序，是一處不會太難適應的地方；二這是一處每個人做好自己本份，各有自己的空間的地方；三這是一處不擾人的地方，沒有太多人為的（例如政府政策與國家行為）障礙，令人大致上可以自由地生活。不一定會有很多人因此而愛上香港，但不少人覺得可以在這裏住下來的。
作為一個土生土長的香港人，其實我從來不覺得這裏秩序良好。論排隊，我們比不上英國人；論在高密度空間裏生活得井然有序，我們又比不上東京的民眾。但在這裏，制度是存在的，而人與人之間的信任，也是可以的。至於生活環境裏的公眾安全，基本上是可靠的。這沒有什麼了不起，不過我相信有不少人因此而覺得香港挺好的。
香港人情味何在
香港是一處每個人做好自己本份的地方；這裏沒有什麼硬道理，不會大言不慚，沒有強加諸別人身上的東西。但這種社會性格的另一面，是香港人不會熱情奔放，主動噓寒問暖。不過，這又不等於他們不關心別人，不會伸出援手。香港人的人情味就是這一種，很淡，很低調，沒有大動作。有時候，我會猜想這種態度的形成跟香港作為一個移民城市有關。我父母那一代人來港居住，十分自覺是暫居的移民，普遍怕事，怕惹上麻煩。從消極的角度來看，他們那一種是過客的心態，對社會沒有要求。但從積極的角度來看，則他們對自己頗嚴，凡事做好本份，盡量不要令自己成為別人的問題或麻煩。這樣的社群或者熱情欠奉，但不難相處。
至於整個社會大環境，制度以簡約為特色，權力不會輕易落在個別人士手裏。基本上，一般市民有免於受到制度或政策諸多干擾的可能，給個人擁有相當大的自由活動的空間。有人或會認為這樣的制度環境不利於做大事，同時也沒有方向感。但它的好處是有規有矩，一視同仁，個人享有選擇的自己。這樣的制度環境，不會叫人討厭。
我想說的是，很多人在香港待了一段時間，便會發掘它的優點，認識它的風格和味道。
本書所收錄十個內地人在香港生活的故事，各有它的脈絡、路徑與未來發展方向。要簡單的歸納這些故事，有一定難度。但從各位作者、受訪者的故事可見，他們之所以來到香港，有的在這裏暫住，有的已換取了香港永久居民身分證，都不是一些分析移民的傳統概念所能概括的。舉例：若從「推」（即原居地環境欠佳，驅使一些人移民外地）或「拉」（即移民地點具備吸引力，引人移居當地）的角度來他們的決定，他們大都經歷了一次隨着香港與內地經濟實力此消彼長，「推」與「拉」的因素倒轉過來的過程。若要精打細算、衡量得失、抓緊最高的物質回報的話，在香港多待幾年，又或者索性住下來做個永久居民的決定，根本就不應該成為考慮之列。但他們──不過不是全部──卻有興趣留下來。
有的留下來，有的繼續往前走。在全球化底下，工作早已不再固定於某一個地點之上；有需要的話，便要繼續漂一下。對某些人來說，這是身不由己。而對另一些人而言，則這是他們的職業生涯的其中一環。香港可能只是一個中途站。
香港人的「輕」
有人說香港身分證可能是一份保險。這句話似曾相識。曾幾何時，很多香港人也想過一本外國護照可有保險的作用，移民外國，求個安心。於是，我們也有過大批外移的移民，散佈於加拿大溫哥華和多倫多、澳洲悉尼等地。他們將香港文化帶到海外（「港式奶荼」一詞就是海外唐人街的傑作，然後回傳香港），落地生根之後，仍多多少少保持着香港的生活方式，保留着香港人的身分認同。當然，也有不少移民在一九九七年前後逐步回流（甚至他們在海外長大的子女也回來了）。
當香港人作為移民的時候，也不會想像或要求自己跟原居地來個一刀兩斷，要洗脫過去的身分，必須擁抱新的關係。
這是香港人的「輕」。
從這個「輕」的角度來看近年來港生活或定居的內地人，只要他們從外面回來香港的時候，有種回家的感覺，我相信他們已潛移默化，不經意的成為香港人了。當他們會問：香港的規矩、秩序哪裏去了？他們已不自覺的學懂了港式生活。
我們的一位作者表示：「即使我不能成為香港人，我也希望在這座城市有一個真正屬於自己的家。」（石璐杉）
覺得在這座城市有一個真正屬於自己的家的人，自然就是香港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