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需要的是熱誠、衝動、曖昧、不可預測及隨機應變，當然裡面要有理論指導及組織領導，是有組織的混亂（organized
disorder），是引向正義的勇武行動，也就是暴力。革命基於團體利益與社會公義，是可以呼喊出來的利益，不是神神秘秘的利益，含羞答答的利益，要多方解釋的利益。
可以呼喊出來的利益，就是族群利益。我是香港人，還我民主選舉權。除非毀滅香港，否則無可妥協。
中產要的是秩序、保證或準確，是生涯規劃，這是與革命精神違背的，除非中產有足夠的認識，知道自己的命運的悲慘，必須走出來決志、博命。這需要理論的指引和宣傳教育，需要主體的覺醒，這是革命的準備。技術操練當然有用，例如體格鍛煉、類軍事鍛煉，但鍛煉堵塞城市，就有點可笑，在車道、地鐵站製造混亂，還需要什麼鍛煉呢？
當然，如果所謂堵塞，是不要製造混亂、不要妨礙公共秩序，這真的要日練夜練的，練到好像交通警察一樣。
戴耀廷教授的堵塞中環方案，是要經過精英挑選、排隊報名、磋商方案、預演堵塞、簽署悔罪的。這好似是一場神學運動多於政治鬥爭，首先是感召上帝揀選的選民、決志、悔罪，祈求得到上帝的救恩。這是可笑的，因為香港人面對的中共是撒旦，不是上帝。至於他信奉的所謂商議式民主（deliberation），只是適合單項政策項目，不適合憲政改革，政治鬥爭的民眾只需要取得中共承諾普選，便可以由議員和社會討論細節，不是由那一萬人討論和決定，因為這不符合香港既有的民主代議制度，那一萬人也不具備代議的合法性。至於限制其他未曾報名的人參與，而且嚴格限制議程和動機，這是規管人民的心，不是民主鬥爭應有的開放精神。香港中產的潔癖，極容易衍生酷愛秩序的法西斯主義，多於自由解放。
香港中產的秩序潔癖，在政府是顯示官僚理性主義，在民間是和平理性非暴力守秩序。這是一個共犯結構。
要鍛煉佔領中環，可以在圍堵上水、廣東道、銅鑼灣、海洋公園來做，光復原本屬於香港人的地方。這些小場域的戰役，可以鍛煉香港人的鬥志，增強本土意識，而且警察絕對不敢拘捕香港人。但社運界、民主黨在本土抗爭的事情上，一樣也不支持，他們還譴責那些在火車站向大陸走私客叫陣的示威者人是使用暴力，是民兵。
戴耀廷的方案，有幾傻，又有幾危險，大家知道嗎？這種斯文而注定失敗的佔領行動，可以瓦解勇武社運於萌芽狀態，並且令社運維穩派及民主賣港黨重奪社運主場。況且，整個商議決志過程的討論，全程曝光和透明，曠日持久，鉅細無遺，可以方便警方及情報組織收集資料，報名參加的一萬人加上地區的hall gathering的周邊參加者資料，在佔領中環之前，政府可以用一整年的時間收集和現場觀察，摸清香港反共者的底細，部署反制行動，逐個擊破。
民眾的抗暴集會的常規方式，從捷克的布拉格之春到北非的阿拉伯之春，都是核心的組織或十來個君子是透明和負責的，其餘參與的群眾是聞風而至的、自動自發的，無可預測的，這才會發揮雷霆萬鈞的人民戰爭的震懾力，不給獨裁政府部署反擊或反制行動，也同時保護了群眾的私隱和安全。
戴教授是善意的，然而他的方案是可笑的，也是危險的，違反了革命原理，也違反了鬥爭常識。稍為有軍事常識或情報常識的人，除了發笑之外，沒其他反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