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財政司長曾俊華在財政預算演辭引言所說，這已是他擔任這職位的「第6個年頭」，市民實在沒有理由預期財政司長會突然於今年提出一套有「突破性」的財政或理財新邏輯。
或者說，這是新一屆政府的第一份財政預算案，如果這政府真的有心求變，或真如梁振英在競逐特首寶座時那突破前朝施政框框的意志，這份預算也可算是一個展視管治新意向的機會。不過，這一種寄託於還抱存一點盼望的想像，應該早已被放棄。幾個星期前才宣讀的施政報告，早已說明了在野之時儘可說得亮麗，上位之後便總有千百個理由去為現狀開脫。當梁振英自己也承認他的首份施政報告「沒有新亮點」之後，我們有什麼理由去要求這一份財政預算案有更多的亮點？
理念休談 各自爭取才是實際
曾俊華也果真是久經歷煉的公職人員，他不也已在預算案引言中說得清清楚楚嗎？他為這一份預算案作了一個前設：行政長官在上個月已「發表今屆政府第一份的《施政報告》，宣布一系列涉及600億元的新政策」，因此這份預算案的目標簡單不過，是要為施政報告「提供財政資源，作出全面配合」，其餘所談只能算是「提出一些建議」或「提出一些思考方向」（第2段）。因此，在預算案發表前向政府張口爭取派糖，或提出具體而微的各樣分配盈餘利益訴求的政團、政黨及組織，才是對政府了解得最透徹的一群。總之是理念休談，各自爭取才是實際。至於那些更具宏觀視野的論述，例如要求政府整理財政理念，期望政府善用財政政策、合理分配資源、為未來綢繆規劃等等，就更顯得是流於迂腐及不切實際了。
瘇然沒有真正求變的意志與動機，這一份預算案163個段落所表述的種種也就一點都不讓人意外了──都只是翻炒過去數十年反覆陳述過了的老調。這些貨色回歸前後沒兩樣、新舊政府也無分別。
香港社會及經濟發展已到了拐點，不早作籌劃不但不能解決問題，更可能為未來埋下炸彈，這一點早已是不少有識之仕的「共識」。財政司長也不得不承認「現時香港的內部及外圍環境都充滿挑戰」，「整體經濟一直以低於趨勢速度增長」及「面對巨大的下行風險」，「外圍環境仍然錯綜複雜，充滿變數」。另一方面，預算案演辭也承認「基層市民希望政府能夠幫助他們減輕所面對的生活重擔，紓緩壓力」、中產人士的「壓力沉重」、「人口高齡化所帶來的挑戰」、「長者人口比例增加」及「人口持續萎縮，納稅人數減少，經濟增長減慢」。瘇然時勢有那麼大的不同、問題是那麼多、挑戰是這麼大，為何仍可說過去數十年建立的制度和經濟基礎仍然「良好」和「穩健」？
要應對上述這些問題，是不是應該及早作出政策構想，並為公共服務體制及涉及的財務安排作準備？政府不應只是個行政體系，也不單是公共資源的管理員，更不應只是社會財富的大掌櫃。政府應該有領導社會的意志與能力，政府對大環境應具備識見與一定程度的駕馭能力，政府更應該對未來的需要與問題有前瞻及洞見力，政府應該能夠引領社會構建未來。不知道這麼多的「應該」是不是有點苛刻，但反覆再讀這份財政預算，究竟上述那麼多個「應該」有哪一個能夠得到一丁點兒的確認？
十分消極的預算案
因應各方面的轉變，公共財政的角色及作用必然有轉變，政府的財政策略與理財觀念也需要與時並進。財政司長在預算案中指出，九七回歸以來政府開支的升幅超過一倍，經常開支增幅也接近一倍，而同期的本地生產總值則只增加六成（第141段）。這正好說明公共財政的重要性在增加、其作用也可能更為重要。
要「香港避免如歐美國家一樣，出現嚴重的財赤問題，被迫大幅削減公共開支」，肯定不能也不應只再單靠「謹慎理財」及「量入為出」這兩道老法寶，而是要為未來的公共財政的承擔作出安排。低而簡單的稅制昨天可能曾是香港的成功關鍵，但這不應成為不能觸動的教條或圖騰，這一種掌櫃邏輯也顯然再不足恃。不是只有福利主義才缺乏延續性，「長久以來的基本信念」也可能已不合時宜，這份預算案的其中一個最大缺失，正正是把某些理念說得太過理所當然，因而拒絕反省，甚至抗拒作出轉變。
這是一份十分消極的財政預算案，也是令人讀過後難免感到消沉的預算案。有人說確認了問題是解痩問題的第一步，這預算案指出了一些明顯不過會衝擊香港未來的問題，但它有完成財政司長自己提出的卑微任務嗎？這預算案有提出一些有洞見的建議嗎？裏面能點出一具變革式前瞻意義的思考方向嗎？
財政司長說「量度今天的生活水平，不應再用昔日的標準」。這點所言甚是，但他這份財政預算案也正通篇都是以「昔日的財政策略，來應對他日的轉變」。
作者是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學系社會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