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莫言儘管已被大陸視為文壇祭酒，可是總有揮不去的一塊疙瘩，那是他和一大幫文學界把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抄一遍。莫言如何能言善寫，這一筆卻很難讓他在毛澤東已在九泉三十七年的今天給中國人民一個合理解釋。手抄這種必稱恭敬的做法固然是心態的折射，但為何要手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而不是〈矛盾論〉或〈論持久戰〉，這便是今天中共治下的大陸文壇歪風。我相信除了極少數的幾個，沒有誰會同意毛年代有創作自由，然而今天也要來一場把毛視為神祗的把戲，很大程度是文革年間「忠字舞」的另類表達形態，也是「大國崛起」下以我為主的文化新權威主義。
香港的一篇藝評引起社會熱切討論，幾乎在同一時間，台灣導演李安在奧斯卡頒獎禮上獲得最佳導演獎。我把兩者聯起來思考的原因，是當藝評把「中國」兩個字看得斗大時，李安得獎也隱約顯露「中國」二字的巨大陰影——新華社把李安得獎後的「謝謝台灣，特別是台中」講話刪去。香港和台灣在藝評裏所說的「新主體性」應該如何構建定位，相信是中共未來處理這兩地的政治問題時必須長考的，畢竟港台沒有〈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這種把文藝和政治掛勾的指導思想，尤其〈講話〉當中所謂立場。百度百科有毛澤東這篇講話，百度形容是「許多作家在毛澤東文藝思想指引下，在塑造工農兵形象及反映偉大的革命鬥爭方面獲得了新成就，在文學的民族化、群眾化上取得重大突破」。我覺得，要害在於「民族化」這三字。
不論喜歡不喜歡，都得承認電影是西方人發明，儘管中國文化裏也有戲曲，但拷貝在菲林放映出來確是舶來事物。李安在自傳體裁的《十年一覺電影夢》說，在台灣藝專三年、在美國伊利諾大學兩年，養成他的戲劇底子。後來在紐約大學電影研究所的兩年，李安是完全投入學習及實習，「我第一次放假覺得心裏不高興就在紐約大學」。毫無疑問，伊大和紐大的戲劇理念及電影技巧訓練，塑造李安兩奪奧斯卡導演獎的背景。然而到了美國的李安沒有放下中華文化，某程度更可說他是從台灣的蔣家氛圍突破而出，在敏感的年代接觸遙遠的另一個「中國」。初讀這段內容，即覺得單憑這段就可以向台灣情治機關打小報告說李安「被中共統戰」。他在書中這樣說，「到了美國才有機會看禁書——共產黨文藝及宣傳作品，尤其是老舍及斯諾的《西行漫記》（Red Star overChina）」，「搞了半天，原來我們是壞人」。《西行漫記》在一九四九年後的台灣確是禁書，是美國記者斯諾一九三六年訪問中共的實錄，令到西方世界從此得悉中共的存在，毛澤東曾讚揚此書「功比大禹」。
然而即便是李安，北京也要封殺他的「台灣致謝」。這到底是不容實體及抽象的台灣在國際舞台出現，抑或是單是針對李安的一種舉措？李安的電影，並不是藝評所說那些「矮化」大陸人作品，他第一部在戲院公映的電影《推手》，主角郎雄飾演從大陸移居美國投靠兒子的武術大師。片中的郎雄個性耿直，一口京片子，到了最後一場在餐館大戰紐約警察，把太極拳打得所向無敵；在他的第三部電影《飲食男女》，幕啟後連串煎炒煮炸蒸炆鏡頭把吃的國粹顯露無遺。到在世界影壇嶄露頭角的《臥虎藏龍》，滿山滿野的翠竹，江南旅遊局應要送他旅遊推廣金牌。
學到李安的神學不到髓
李安的表達手法很有中國四大章回小說娓娓道來的風範，說故事能力極強，迴旋空間極大， 都是先來一段延綿漫長的故事，幾條主線逐一鋪排細列，總體風格是事緩則圓的寬潤，晶瑩欲滴的通透。當主線鋪排妥當，就引爆一個劇情原子彈，令觀眾目瞪口呆，像《推手》的大戰警察，像《喜宴》的當眾公開性傾向，像《飲食男女》的大廚忘年戀，像《臥虎藏龍》的王嬌龍躍下高山，靜謐中爆發巨大矛盾衝突。也是那一句，喜歡不喜歡由得你，卻道是得了一獎又一獎，尋且成為大陸武俠電影的倒模模具——古代武林、林中拼殺，偶爾加幾句佛偈。老實說，我不認為李安是至尊，不得抄襲，但必須指出的是，李安的場景可以拷貝，細膩風格就不可能在今天的中國成行成巿，因為國情並非如此。
今天的中國是所謂康熙乾隆以來的「盛世」，於國庫而言，一九七六年打倒四人幫當年國庫只有幾億美元。改革開放三十年到今天，中共手裏的美國債券是世界前茅，外匯儲備多得令人眼紅，國人誤以為這是天跌下來的大款，殊不知這是以人民血汗的超低廉勞工成本，一分一毛賺回來的外匯。不幸這種認知落差產生了一種精神上的恍惚，認為中國之路應該這樣走下去，認定是因為這種巨大的剝削才是強國之道，由此萌生弱肉強食勝者生存的強者文化。這些年大陸流行語，「強」字用得最多，天天說要打甲國攻乙國的「強國論壇」固然是其一，連香港促狹之輩也不說「中國」而說「強國」，不說「大陸人」而說「強國人」。萬億金元的底氣，構建思想上戰無不勝的強國文化，今天中共舉國信之為甚。有錢，可以硬抄李安的武俠電影硬體，但抄不到李安的淡泊綿細風格，因為大陸的思考框架是三十年經濟翻躍世界第二，速度至上，電影每五分鐘一小高潮，十分潮一大高潮，否則不能顯出投入巨資的回報。說到底，是炫耀。
金元強權下的炫耀
經濟強權推動文化強權，中共不是第一人，藝評之中處處也浸浸然帶這種「盛世」下的自我感覺良好，我不排除新華社的刪改李安講話也有這種影子。但必須指出，像大陸那樣三十年間經濟飛躍之路，日本韓國德國都曾經走過，日本美國英國法國在金元文化下的文化侵略也不是沒有。日本有日本文化協會，美國是大灑獎學金之外就是美國新聞處，法國則是法國文化協會，英國則是英國文化協會，教你日語英語法語，除了交流便是文化的進入。然而這種進入是低姿態的，儘管帶極大的政治野心，但不是要馬上要你棄甲曳兵把香港文化丟在鹹水海而講日語英語法國。不同意者可以說這是這些帝國主義者老謀深算，可是最後進到皮肉肌膚的，卻是那些殖民地思想而不是廉價民族主義。
大陸經濟起飛帶動的極度膨脹變成「換了人間」的反客為主，言必中國奇蹟，稱必三十年翻覆。從中國人民的國民經濟來說是一樁好事，可是部分人由此而生的膨脹，認定只要人民幣所到之處便應當望風而倒，否則便是西方陰謀，這是近幾年人們感受最深的一點。所謂「眼紅中國人富起來」，所謂「說中了香港人的自卑」，這些話折射出的是美日英以外的另一種文化霸權，正以君臨天下之勢壓到我們頭上。《低俗喜劇》早就自報家門說是「低俗」，然而仍逃不出給扯到「中國人榮辱」泛政治層面；李安不過說了兩句感謝台灣的話，卻在新聞稿裏刪得蹤影全無。一個世界第二的強大經濟體，何以如此脆弱不堪，日本德國戰後復蘇的過程裏都從未見如此。
洋務運動後的後遺症
這就得從大國崛起過程的痛苦說起。滿清末年的洋務運動失敗，「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樹倒猢猻散，自此中國便是經濟上改革，政治上遲緩的一前一後雙軌制上蹣跚而行。中共得天下後，依舊無法踰越，在「內在的中國」和「外在的中國」之間掙扎，在社會主義世界與蘇聯鬥得不亦樂乎，為了一口氣，把錢都傾進歐洲小國阿爾巴尼亞，再在非洲用盡外匯送人一條坦贊鐵路。這些國家受人大禮，當然好話講盡，「我們的朋友遍天下」，然而中共自頂至踵都知這是虛假的榮光，但在一窮二白的年代無比受用，因為這是在歐洲人非洲人前的「中華民族殊榮」。
到了改革開放後，尤其二十年的經濟騰起，昔日的虛胖變了厚墩墩的大個子，但外表的洋務運動成功不等於內裏的也西學為用。民族主義又再一次冒出，近十幾年，「偉大的中華民族復興」引帶出全面復興前的另一次自我膨脹。然而由於缺乏一套全面的論述體系，何以才是民族復興，是經濟的超日趕美，抑或軍事上的抑日鬥美，在口號滿天的日子無以訴諸真實，只得找回皮囊裏的老舊民族主義。一九四九年前的舊中國在中共六十年的宣傳已是臭不可聞，只得在四九年後的毛思想找到支柱，文藝界找到唯一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毛澤東這次講話的精髓之二是鬥爭，「文藝界的主要的鬥爭方法之一，是文藝批評，文藝批評有兩個標準，一個是政治標準，一個是藝術標準」。如何有這篇藝評，如何刪除李安的講話，不免讓人覺得語出有典，言出有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