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書評》已經有五十年歷史。它的深度與視野，對香港的文化發展帶來?示。
今年是全球首屈一指的文化評論刊物《紐約書評》（New York Review of Books）創刊五十週年。半個世紀以來，《紐約書評》刊登的，與其說是書評，倒不如說是論文（essay）、評論（criticism）和論述（discourse）。
舉個例，去年十二月六日出版的一期，《愛爾蘭時報》劇評人歐度（Fintan O'Toole）評耶魯大學出版社的新書《李察?波頓日記》（The Richard Burton Diaries）；但醉翁之意不在酒，他要探討的，其實是演戲這門藝術的曖昧和矛盾本質。波頓的日記充斥對演戲的鄙夷與憎恨，但他是一個了不起、非凡甚至偉大的演員，正因為他懂得怎樣將這種鄙夷與憎恨放進他的演技。歐度如此形容他在電影《哈姆雷特》（一九六四）其中一幕令人神為之奪的演出：波頓飾演一心要復仇的王子，遇上一班戲子，而他們正在演出的，就是他父王被殺的一幕。他們靠演技「想像」和「虛構」出來的澎湃激情，與哈姆雷特收到父王死訊之後的呆滯和漠然構成強烈對比。歐度說波頓在這一幕的演出令人嘆為觀止，因為他同時讓觀眾看到演戲的荒謬以及他對這荒謬藝術的駕馭能力。在歐度眼中，這影史上難忘的一幕是波頓一人的荒謬劇場（theater
of the absurd），《哈姆雷特》的精髓，以至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歐洲劇場的虛無主義精神盡在其中。
這是《紐約書評》作者的典型思考軌跡——從介紹一本書出發，進而評論書的作者在其所屬範疇的地位、成就、價值和意義；又或對書的題材、主題作深入的探討和挖掘。《紐約書評》的主力作者——順手拈來就有赫赫有名的奧茨（Joyce Carol Oates）、羅辛（Charles Rosen）、門德爾松（Daniel
Mendelsohn）和施奈恩（Cathleen Schine）——無一不是目光如炬的「超級讀者」。
馬克吐溫說，識字而不讀書的人，較之不識字的人，其實佔不到多少便宜。長期看《紐約書評》這些super readers怎樣讀書，才知道原來讀書而讀不懂、讀不通的人，較之不讀書的人，其實也佔不到多少便宜。
《紐約書評》已經有五十年歷史，香港何時才有一本堪稱相當的雜誌？五年前面世的文化月刊《瞄》（Muse）有一個全方位評論香港文化藝術的部分名為「Voices」（嗓音或發言權），就是要向《紐約書評》致敬和偷師。整體而言，「Voices」發表的影評、書評、劇評、舞評、樂評，以及建築與視覺藝術的評論，與《紐約書評》的文章比較，當然無法望其項背；可是，身為《瞄》的主編，我還是不無偏見地認為，出版了四十七期的《瞄》，是香港文化史上對《紐約書評》最意味深長的回應。
從一開始到結束，Muse努力要做到的，是一本「有深度的人辦給有深度的人看」的文化雜誌。所謂深度，包括思想水平與語文能力。讀者作為消費者，當然有權選擇看什麼雜誌和買什麼雜誌；但其實雜誌在制定編輯政策、設計內容和運用寫作語言的時候，也在無形中篩選它的讀者。Muse用英文來寫道地的香港，又在英文之中加插時而頑皮跳脫、時而一針見血的中文，本來是要投射出香港文化獨特的本土色彩（local
colors）——中西合璧是香港文化的要素，一如華洋雜處是香港社會的特徵。可是，當我們嘗試將這些要素和特徵，以中英夾雜的語言，轉化為一種獨特的香港閱讀經驗時，卻馬上變成了「英語出版界中的異類」和「本地文化中的怪胎」。這種雙重的「邊緣人身份」，註定了Muse要走進少數他者（minority others）的場域。我們沒有足夠的廣告，因為廣告商和廣告公司覺得我們不可思議和無法理解。我們沒有足夠的影響力，因為本地媒體和文化人覺得我們是非我族類。
關於這一點，我的體會特別深刻。我所認識的文化人之中，幾乎沒有一個不是對Muse讚不絕口的；特別是當他們知道這本雜誌的經費百分百來自私人投資，幾乎都要站起來脫帽致敬。可是，除了李歐梵、張灼祥和令人懷念的也斯幾位之外，就是沒有見過多少人與它進行任何形式的「文化對話」。於是，Muse變成了一本個個讚賞卻沒人談論的雜誌（a magazine that everybody admires but
nobody talks about）。在這個意義上，Muse兩年前停刊，是對香港文化以至香港社會的含蓄批判（implicit
critiqu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