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長官梁振英將於下周三（16日）宣讀首份《施政報告》，筆者認為他必須藉此機會清楚交代，2005年《施政報告》提出的政策—─每年撥款2000萬元，由研究資助局負責執行「公共政策研究計劃」，以推動高等院校進行公共政策研究—─是否已經推翻！
這項計劃本來由政治中立的研究資助局（下稱「研資局」）基於嚴謹的學術研究水平進行審批。中央政策組（下稱「中策組」）可根據政府的需要提出主題，例如「促
進健康」、「可持續發展的環境」等，學者可自行訂出與該主題相關的研究項目，向研資局申請資助；研資局則作為獨立於政府以外的學術機構，採用國際通行的 「匿名同儕評鑑」方法，由本地和海外學者擔任評選工作，以保證獲資助項目的研究水平。
研究經費變顧問費
這樣， 「公共政策研究計劃」得以建立公信力，吸引到高質素的研究項目申請資助。過去獲資助的項目之中，不少項目都切合香港社會實況，例如研究移民家庭中的貧困兒
童、跨境小學生的教育經歷和家庭關係等。計劃的期望是，在發展高教界研究本地公共政策的力量的同時，為政府處理現實的政策問題時提供堅實的理論基礎。
可惜，中策組企圖從研資局手中奪去審批權，學者研究經費實際上已變質為政府部門的顧問費，要求的是快捷、便利、即食的報告，不再是獨立的學術研究。
誰 出錢，誰控制審批權，誰就有影響力。其實，隨着大專院校商品化、員工合約化，商業機構或當權者透過研究贊助影響研究題目、研究報告的撰寫和公布，早以成為
當代學術自由面對的巨大威脅。美國關於高等教育商業化的研究發現，近兩成受訪的生命科學教授承認，曾因商業理由拖延發表研究結果超過半年。收受資助亦造成 利益衝突，影響研究的客觀性。
「金主」影響研究
以藥物效用的臨床研究為例，有藥廠贊助的就較少得出負面結果。 一些海外院校對採用贊助研究經費作出操控的方式，早已非常警覺，例如有研究基金聲明不會資助曾領取煙草業贊助的申請者；學院接受煙草業資助等同於幫助煙草
業洗刷形象，個別學者接受資助，押上的是整個學系或院校的名譽，因此有院校明言拒絕煙草業資助。同樣道理，政府直接撥款資助公共政策研究，就很難保證這些 研究不受「金主」的喜惡影響。
我相信，香港社會是不會歡迎有預設立場、預設結論的學術研究的。作為高質素的學術研究，必須具備學術真誠，使 用公認的嚴謹的研究方法；更重要的是，擁有免於政治干擾的獨立性。近期的一個著名的反面例子，是浸大當代中國研究所編撰的《香港藍皮書》，空有立場，卻缺
乏實據，徒有學術之名。
這些個別的現象可以通過院校的調查小組予以矯正，但如果是制度上有系統的製造，吸引學者為政府的特定立場炮製「理論基礎」，則是學術界的悲歌──不僅社會再無法從獨立的學術研究中得益，而且學術界的公信力，也會大受損害。
學術研究的精粹是求真，別讓學術研究變成政府政策的宣傳工具，這是捍衞香港核心價值的一條不能踰越的底線。
立法會議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