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月七日，中共中央政法委書記孟建柱宣佈，將報請全國人大常委會批准，在今年內開始停用勞動教養制度，在批准前嚴控對纏訪鬧訪等人士實施勞教，但未提徹底廢除，也不談後續安排，更不談是否釋放和賠償給目前六萬多名被勞教的公民。時至今日，若說中共已經邁出了正確的一步，恐怕言之尚早。關鍵是：「停用勞教是否意味着變種復活？」
中共現正計劃制訂《違法行為矯治法》，曾經在二○○五年和二○一○年兩度納入立法計劃，旨在取代勞教，至今尚未通過實施。根據該法草案，公安依然可以不經檢察院起訴和法院審判，直接決定對公民處以「矯治」；如果公民不服，可向法院申訴，可請律師辯護，而「矯治」的最長期限就縮短為一年半。不過，問題核心卻是：誰有權決定「矯治」？如何在制度上做到客觀專業獨立，建立糾錯機制，保障公民人權，防範政府濫權？如果還是公安有權決定矯治，豈非依舊是球員兼裁判，跟勞教本質無異？如果由政法委控制的法院不受理申訴，公安是否可以逕行矯治？若然，用矯治取代勞教，豈非讓勞教變種後復活？
或許我們可以擺出事實來看看中共的真實想法。過去一兩年，南京、蘭州、鄭州和濟南四個城市曾經實施「矯治」試點。以南京市為例，新成立的所謂「違法行為教育矯治委員會試點工作領導小組」，仍由市公安局局長擔任組長，成員則包括法院、檢察院等機構負責人，在市公安局內辦公。然而，這種做法不還是球員兼裁判嗎？既然法院都參與了「矯治」的決策，當事人再向法院「申訴」，有用嗎？這種做法跟薄熙來提倡公、檢、法聯合辦案的「重慶打黑」模式有本質上的分別嗎？
畢竟在現代法治制度下：一、如果公民違反刑法，不論重罪輕罪，必須依法偵查、起訴、審判，除可處以自由刑和財產刑之外，也可在必要和適當的情形下，處以「保安處分」，例如要求犯罪人強制治療，或者把犯罪的青少年交付保護管束，目的在於有效地促進犯罪人的再社會化。其他的「保安處分」措施還包括感化教育、監護處分、禁戒處分等，都只有在嚴格符合法律要求下才可實施。二、如果公民只是違反行政法，例如吸毒、嫖娼、超速駕駛、無照經營、亂丟垃圾等，絕不能剝奪其人身自由，只能處以限制或禁止某些行為、剝奪或消滅某些資格、影響名譽或警告性處分。以台灣為例，昔日有部《違警罰法》，警察認定某人「違反善良風俗」即可「拘留」他十四天，同樣不經審判而剝奪公民人身自由，但該法早已被宣告違憲而廢除，堪為殷鑑。
綜上所述，停用勞教不如廢除勞教，以及廢除一切違憲剝奪或限制人身自由的行為。此路不由，反而另立一套換湯不換藥的矯治制度，繼續由公安自行或聯合其他部門拍板定案，拋棄法治國家刑法與行政法的分際及其相關精密的制度設計，炮製出一副大刀闊斧推動司法改革的假面具，保留公安的維穩經費財源，簡直偽善不仁，令人髮指。淪落如斯，絕非司法改革，只是政治騙術。誠盼讀者警惕，切勿上當受騙。
桑普 政治評論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