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關注的中共「十八大」正式召開。這一次是換屆的會議，將決定新一屆的領導層，但除此之外，大家也關注中共的黨內民主建設到底進行得怎麼樣？因為中共經常強調和宣傳「黨內民主」，令人有一個錯覺：「黨內民主」就是「全國民主」的試點；最近，還有消息說習近平上台後就會推動政治改革，說得有板有眼。不過，很可惜的是，在「十八大」的準備過程中，就有很多不民主的地方。
例如，中共黨章曾規定，各級地方黨代表應該一級一級往上選舉，即是由基層黨代表逐級選出市級的黨代表，再由市級黨代表選出省級黨代表。但由「十五大」開始，這個規定取消了，各級黨代表的選舉要分別進行，互不關連。所以，不少「十八大」的全國代表根本不是由基層選出，而是由上級安排當選，以便控制黨內聲音。這一做法已令到很多基層黨員感到不滿。
此外，原來黨中央擁有直接提名權，把57名最高層的人物（包括他們自己）放入不同的選舉單位，然後由中央組織部通知各地，把他們選出來就行了。這樣的安排是根據什麼原則呢？答案是沒有準則。有些領導人是根據籍貫（例如胡錦濤、溫家寶），有些領導人是根據曾經工作過的地方（例如習近平、賀國強）。不管怎樣，只要安排一個落腳點，當選就行了。請問：這是特權，還是黨內民主呢？
還有，以前中共黨內選舉是根據《中國共產黨地方組織選舉工作條例》進行的，但「十八大」只是根據一份黨內的《通知》，這既不是黨章，也不是條例，而全黨上下只能接受這種做法，不得異議。
愈高層次的選舉就愈封閉
至於差額選舉的比例，今屆指明要「大於百分之十五」，但這只是地方黨代表選舉的差額比例，而中央委員會選舉的競爭性則大大減少，政治局委員更是等額選舉。此外，預選制度更為中央屬意的人增加安全系數，當發現不對頭的情時，中央可以馬上進行內部游說。可見，愈高層次的選舉就愈封閉。
其實，中共的基層黨員很早已出現要求真正「黨內民主」的聲音，例如要求黨代表常任制，改革提名權，落實監督權等。此外，在過去10年裏，理論界也先後出現「八大民主學說」，包括「漸進式民主說」、「由上而下民主說（即政治改革應由上層做起，先改革上層，基層才方便跟進）」等，但一直沒有得到實質的重視。上層不願意推動，而一般黨員又慣性地服從，以至「黨內民主」也流於形式。
到了今天，「黨內民主」的呼聲比較明顯了，並已逐步敢於公開表露出來。胡德平、杜導正、田紀雲等不怕壓力，先後發出政治改革的呼聲，從而帶動黨內其他人的聲音。用不少黨員的話說，以前是「上級組織訓示基層」，但現在他們要「基層黨員向上級爭取利益」。中共高層聽到這些聲音後如何回應，將考驗他們是否真正有決心推行實質的政治改革？如果連黨內民主也做不到，那就說明中共高層仍然抱殘守缺，只顧維繫「小小小圈子」利益而已。
〔「十八大」系列之一〕
任慧文：十八大拓展農民致富之路
在中共總書記胡錦濤將於「十八大」習近平交班的時候，國際智庫紛紛評說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多年包括胡溫主政十年的成就，認為自1981年以來，中國使 貧困人口減少六億多，這在人類經濟和社會發展史上是史無前例的；同時，中國累計免除五十個重債窮國和最不發達國家近300億元（人民幣．下同）到期債務， 承諾向與中國建交的最不發達國家97％稅目的產品給予零關稅待遇，也為世界經濟作出重要貢獻。
據北京消息人士透露，中國減少的六億多貧困人口中，絕大多數是農民，這與十年來胡溫政府取消農業稅、增加農業補貼、推動科技創新實現糧食生產「九連增」等舉措不無關係。儘管如此，中國農民整體而言還是現在中國最窮的人。
釐清產權 助農致富
那麼，怎樣才能真正解決「三農」問題、拓展農民致富路、徹底改變農村面貌呢？包括華東師範大學中國農村研究院院長、政治學研究院教授徐勇在內的中國「三農」
專家認為，「十八大」應有新部署，並從釐清農民土地產權、實行村民自治、加快農村城鎮化步伐等三個方面入手，持之以恆，方能達標。
消息人士 說，長期研究「三農」問題的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徐勇，因2006年11月30日進中南海為胡溫等國家領導人就農村問題講課而廣為人知。在徐勇看
來，當今中國農村大量矛盾是「三資」（資產、資金、資本）管理混亂造成的。而「三資」管理問題，核心是土地產權問題；因土地被賣掉而爆發的群體性事件此起 彼伏，令整個社會猶如坐在火山口上，難言穩定，說到底，就是土地產權的模糊性導致的。
土地國有化和土地私有化，是兩種思路。土地國有化，各 級政府拿土地方便，推進經濟建設速度更快；若土地產權很明確，則土地成本高，地方政府「零地價」招商引資就無法進行了，地方政府當然希望盡量讓土地產權模
糊化。正因土地產權模糊化，就出現某貫穿南北的高速公路項目一畝地才補償2000元、農民實際上只能獲得幾百元的不合理情形，怎不引發群體性事件。
徐勇感慨地說，在中國，本來農民應該是最富有的人，因為中國的土地是最稀缺的；但現在中國農民的確是最窮的人，因為土地的升值中國農民沒有享受到。南韓、台
灣的農民因為享受到土地的升值，土地收益成為農民最初的創業資金，農民擁有創業資金，成了中小企業主，不但自己致富，也帶動社會經濟的起飛。本來中國農民 也應該走這條路，現在看來，這條路在中國比較漫長、比較艱難。徐勇判斷，未來農村因土地收益分配不公而產生的問題集中爆發的可能性雖然不高，但零星爆發不
可避免。
據此，「三農」專家指出，根據總理溫家寶「土地是農民的保障，不能拿走」的說話，「十八大」應明示進行土地產權改革，釐清農民對土
地產權的權力，在官與民在土地產權上出現利益矛盾時，讓農民有博弈力量，不能任由官員專斷，而是在博弈中一個一個地解開死結，這樣才能避免群體性事件發 生；關鍵在於必須支持農民博弈力量的成長，而有組織的博弈不易走極端。
消息人士續說，徐勇對農村的研究發現，中國現階段農村治理更多的是維穩式治理，而2011年因土地遭大量賣掉而爆發的廣東省汕尾市的烏坎事件，使政府領導人意識到維穩式的治理方式已經解決不了問題，必須進行體制性改革，實行綜合性村民民主治理。
村民自治 民主管理
徐 勇覺得廣東省委書記汪洋的基層治理手法打的是組合拳，是系統化的治理，從解決問題的「根」開始，這個「根」就是「三資」管理。解決思路是村務公開制度化，
讓農民更多地參與治理。廣東探索三點之一，是政經分離，村書記不再兼任村經濟合作社領導；二是股權量化，改變股份合作社僅掌握在幹部手中的局面，集體資產 更加明晰到村民，股份權益量化到個人；三是成立村務監督委員會，決策時便開始監督，如廣東梅州焦嶺廣育村率先成立村務監督委員會，而會在廣東全省推廣。
另一個村民自治、民主管理的模式，是在擁有四萬人口的河南省中牟縣白沙鎮，早在2009年，該鎮社僑村第七村民組就以獨特的智慧，通過「五瓣章」和聯戶代表 制這種質樸的形式踐行村民自治。首先，身為家裏「說話能算數」的人，潘長水獲自己十口人的大家庭推舉為「家庭代表」；然後與其他十戶家庭代表競爭，憑着長
期積累的威望，潘脫穎而出成為「聯戶代表」，意味他能代表十一戶家庭的利益訴求；由此產生的八名聯戶代表再與村民組組長組成「村民組組委會」，村內所有公 共事務都由該機構集體研究，形成一個意見後加蓋組委會印章方能生效實施。組委會刻一枚印章，分成五份，村民組長和四名聯戶代表各持一份，八名聯戶代表分兩
組，輪流持有這四瓣印章。
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經濟研究所研究員黨國英評論說，聯名代表制的創新在於給予村民更大的民主權利，能在一定範圍內
防範專斷，對於權力制衡具有重要作用。其實，類似「五瓣章」形式的村民自治十年間日益增多，現在全國98％以上村委會實行直接選舉，85％的村建立村民會 議或村民代表會議制度，89％的社區建立居民代表大會等等，可謂各自精彩。
城鎮化路 改變農村
消息人士又說， 中國發展進程的一個重要指標是縮小城鎮差距，而這將通過農村城鎮化的不斷發展來實現。2012年10月31日，中國社會科學院可持續發展戰略研究組發布的
《2012年中國新型城市化報告》稱，2017年中國城市化率達到51.3％，城鎮人口首次超過農村人口。資料顯示，過去十年，中國平均每年有近二千一百 萬農村人口轉為城鎮戶口，這其中包括很多農民工。預計今後二十年內將有近五億農村人口要實現城鎮化，未來五至十年將是中國城鎮化進程的關鍵時期。這個過程
決定着中國能否抓住機遇，續寫奇迹。
多數學者認為，中國的城市化是支持未來中國發展的主要動力。大量城鎮常住人口的「農轉非」，將為城市的發展創造巨大的消費潛能，有助於改變目前中國經濟發展過於依賴投資的現狀。
中 國社科院首席科學家牛文元教授表示，中國城市化率突破50％，必將引起深刻社會變革，社會結構也將出現重大轉折，中產階級將走上社會前名。預計到2030 年前後，中國將形成一個有一定規模且比較穩定的社會中產階級，這將為中國在本世紀中葉達到世界中等發達國家水平，基本實現現代化奠定堅實的基礎。
2012年11月7日於北京
信報社評：推動政改肅腐敗 生態文明建小康
中共十八大召開，北京最高領導層換代在即，行將卸任的中共總書記胡錦濤昨天作開幕報告，呈現出中央為國人所描繪未來十年建成小康的願景藍圖，預示這個東方大國將繼續奏響改革開放的主旋律，朝着復興之路前行。然而前路荊棘滿途，險阻處處，新一屆領導人任重道遠，備受挑戰。
中 國何去何從？這是十八大前世人一直的疑問。因為經過改革開放三十年的經濟高速發展、政制卻蹣跚不前，內地產生和積累了連串重大矛盾，可說弊病叢生，諸如貧
富懸殊擴大、城鄉差距拉開、貪污腐敗猖獗、群體抗爭頻繁、生態環境惡化，發展陷於瓶頸，導致人民對政府的信任和支持下降，長此以往，恐動搖執政黨的地位。 是故，中共新一輪的變革，既是繼續發展的必需，也是形勢倒逼的必然，問題僅在轉變的角度和步幅有多大。
胡錦濤的報告分為十二部分，其中第五 部分題為「堅持推進政治體制改革」，足見中央今天已把「束之高閣」多年的政改，再次擺放到較為重視的位置，而且在行政上規管官員方面，不乏新的措施、新的
提法，例如加強對政府全口徑預算決算的審查和監督，降低基層人大代表中黨政領導幹部代表比例，建立決策問責和糾錯制度等等。然而，在最核心的權力制約體制 之上，卻不見真章。
有關政治體制改革，胡錦濤設立了框架界限，一是積極穩妥，二是必須堅持黨的領導，三是絕不照搬西方的模式。這個不能踰越
的界線，人大委員長吳邦國曾經說得更加明白，他在去年兩會期間鄭重表明「五不搞」：中國不搞多黨輪流執政，不搞指導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權分立和兩院制，不 搞聯邦制，不搞私有化等。而中共中央黨校黨建部副教授吳輝亦曾直言，政治體制改革目標不是削弱或放棄中共領導和執政地位，而是要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和執政
水準，以實現長期執政。
換言之，中共是欲在實行一黨專政的大前提下，在繼續壓抑異議聲音和限制新聞與言論自由的「維穩」控制下，達致制衡和監督官員的權力濫用，減少貪污腐敗，重建民眾對政府的信任和信心，但這在世界上並無先例，成效惟拭目而觀。
然而，可以肯定的是，中共現時主要希望透過制度，改革權力過度集中、以黨代政、黨政不分等弊端，而且強調政改先由黨內民主做起，再推展至其他範疇，這樣雖說也是一種進步，只是與海外人士的期望，落差顯然不小。
除了政改以外，中央對未來十年的治國理政，也作出導向性的部署，從胡錦濤的報告中，展現五個方面：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建設社會主義文
化強國，改善民生和加強社會建設、推進生態文明建設，即是經濟、政治、社會、文化和生態文明的建設「五位一體」。這是中共新的表述，值得一提。
生態文明無疑是新的亮點，反映今年在四川什邡、江蘇啟東、浙江鎮海等地連續發生大規模反對破壞環境的示威，觸動了中央的神經。環境污染、徵地拆遷和勞資糾紛
已成了引發內地群體事件的「三害」，環保而今終獲足夠重視，當屬慶幸。惟在當前政制之下，地方官員能否公爾忘私，真正落實生態文明建設，還是讓人懷疑。
總而言之，十八大儼然已為中國未來十年指示路向，但看來黨內在變革的紅利與風險、維穩與維權的孰重傾斜，乃至政改推進的速度幅度等等問題上，角力依然明顯，
保守思潮的阻力不容小覷。新任領導人習近平面對國內外政治經濟、主權爭端等複雜而深重的矛盾，必須憑藉其沉穩堅毅，智慧勇氣，順應民情，把握機遇，帶領國 人越過改革的「深水區」，達成小康之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