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很多人宣稱選舉是「九二共識」的勝利時，它真正的勝利卻是一種「台灣共識」。
雨還是下起來，它比期待的更晚，它值得慶幸，還是太過殘酷？在一場勢均力敵的選舉中，偶然因素卻常成為決定性的力量。前總統的戲劇性表態，突然揭露出的弊案，一場葬禮，不知何處射來的子彈，或僅僅是一場大雨，都可能改變結果。
台灣人熟悉這些，期待這些，也厭倦這些。他們說，這是一九九六年總統大選以來，最「冷」的一次。這與兩位主要競選者的個人風格有關。不管他們多麼相互指責，卻是同一種人。他們都是全球化的一代，塑造他們的不是傳統與土地，而是技術化的教育背景。引領他們來到舞台中心的，不是強大的個人雄心與意志，而是官僚系統的邏輯與偶然性。對於各自的黨派，他們都像是擺脫了傳統的新人。但他們的新人的特質更多是表象的，他們不足以賦予各自黨派新的內涵與力量。
這與整個社會氣氛相關。這不是瓦解威權、初次品嚐到自由的滋味而倍感亢奮的時代。人們也厭倦了統與獨、本省外省的身份之爭。新一代台灣人正在興起。他們不是背負原罪的外省人，也不是悲情的本省人。身份認同仍重要，理性也已然到來。
在最後一週，選舉的氣氛逐漸熱烈，卻從未達致沸騰。兩岸關係最終成為了決定性的議題。國民黨許諾穩定，它沉悶、延續慣性。而民進黨則曖昧、躲閃，它強調要開始一個新時代，卻沒有令人信服的主張，它像是失去了重心，在一個業已民主的時代，它不再是唯一的「民主推手」，在一個不能大聲喊出「台灣獨立建國」的困境裏，它只能含混其辭，它想要賦予自己「公平正義」的新使命，卻又對於經濟與社會政策缺乏思考。
最終，它是一場沉悶的選舉，你也可以說它是一場理性的選舉，台灣人選擇不去激怒那個強大的鄰居。甚至天氣也在幫助這既有的秩序。誰都知道，國民黨與民進黨的支持者是兩類人，藍營的中產階級們只要一場大風，就可能不出門投票，而後者「即使下刀子」也會趕往投票點。
雨水讓夜色中的喜悅和悲傷都更鮮明。在八德路上，馬英九喊出「我們贏了」，而在板橋，蔡英文說「可以哭泣，但不要放棄」。
勝利者與失敗者，都不忘展現風度。他們說，這是台灣人民的勝利。長久的彼此攻擊暫停了，他們感謝對手的參與，這一切都是為了共同的使命。不管這帶有多麼鮮明的政治修辭的色彩，但它的確是民主的勝利。當很多人宣稱選舉是「九二共識」的勝利時，它真正的勝利卻是一種「台灣共識」。
在國際舞台上，台灣人為自己的曖昧身份感到憤怒與不安，但在內部，一種台灣主體意識業已形成。蔣介石不會困擾於自己的身份，蔣經國說「我是中國人，我也是台灣人」，李登輝說「我是台灣人，但我也是中國人」，到了陳水扁，則是「我是台灣人，但我不是中國人」。不管馬英九多麼努力恢復兩岸關係，他的出生地是湖南還是香港，他首先要表白的是「我燒成灰也是台灣人」。強權人物把自己的意志加諸給社會，而民主體制下，政治人物要響應公泷的需求與情緒。這些台灣領導人對待身份認同的態度，正是台灣變化的社會心理的折射。
中國的語言、風俗、傳統，仍是台灣生活的重要部分，卻越來越不是身份認同的唯一來源。原住民、荷蘭人、鄭成功、日本人、國民黨、閩南人、客家人，美國影響，這些混雜的經驗已經逐漸凝聚成一個共同的台灣經驗。而民主政治為這種混雜提供了舞台、黏合劑與身份標籤。歷史與傳統並不是身份認同的唯一來源，身份認同也同樣可以建立於對未來的期待、建立於新創造出的政治與社會制度。
我還記得三週前，剛抵達台北時的一個插曲。我乘坐的計程車堵在忠孝東路時，司機打開了收音機，正是一樁沒頭沒腦的政論節目，言辭一如既往的亢奮、好鬥。「你看，我們想罵政府就罵」，開車的老兄說。他四十多歲，短短的頭髮分明的豎在頭皮上。他略微的口吃，人也溫和熱心，不過，這不妨礙他內在的驕傲——我這坐車的大陸人享受不到他們的民主與自由。
許知遠，二零零零年畢業於北京大學，現為《生活》雜誌的聯合出版人，也是《金融時報》中文網的專欄作家。他最近的一本書《極權的誘惑》由台灣八旗文化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