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大陸經濟面臨嚴峻的挑戰，但官方媒體與評論界無不為中國GDP快要趕過美國而拍手稱興。這幾天官方傳媒大量引述英國雜誌《經濟學人》預測中國將於2018年成為世界最大經濟體的報導；更有論者聲稱假如以購買力平價（purchasing power parity）計算，中國經濟在兩、三年間便會超越美國。不約而同，國內學者首次宣佈中國已蛻變為超級大國。清華大學國際關係理論權威閻學通教授在年底發表文章說，世界格局已「從一超多強開始向『兩超多強』演變」。換句話說，中美兩個超級大國將在眾多「普通強國」簇擁下「共治全球」。
這裡有幾個茲事體大的問題。第一，連胡溫也承認，北京使盡六壬也沒法改變鄧小平的「粗獷式」經濟增長方式，在剛舉行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胡錦濤不得不承認「當前我國經濟發展中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的矛盾和問題仍很突出」。中國的GDP水分很多，美國經濟學家克魯明在上月有關大陸經濟的鴻文裡，便指出中國官方統計數字像科幻小說。《經濟學人》的預測是建基於中國GDP在未來十年年均增加百分之7.75，一般研究中國的學者大概會接受這個看來不太高的數字。
問題是正如廣東省委書記兼政治局委員汪洋慨歎，很多地方是靠政府投資把GDP「人為谷大」，數據好看但其實浪費了社會財富與資源。汪說：「如講建大橋，這就是『創造了』GDP；大橋塌了他們拆大橋，這又是GDP；再建一次大橋，還是GDP。」2008年底溫家寶宣佈用四萬億人民幣刺激經濟，大部分投資用在高鐵等基建專案，結果高鐵系統負債接近兩萬億元。近年大陸GDP的數字在國際蕭條的大環境下確實亮麗，但這些經濟效益奇低的增長會為國人製造福祉嗎？
第二，中國靠大量國家投入等粗獷式增長即使變成全球最大的經濟體，這就說明中國已經是「G2」的會員，可與美國平起平坐的超級大國嗎？縱觀歷史，中國在唐朝盛世時GDP已經舉世無雙；其實中國在十九世紀頭幾十年雖然明顯腐敗衰落，在鴉片戰爭前夕的GDP仍然領先歐美。所以光看GDP數字意義不一定很大。中國仍然是發展中國家。前不久路透社發表了全球最有創新力的一百間公司，裡面中國一間也沒有，這就形象地彰顯中國贏弱的國際競爭力。
第三，中國的軟實力（soft
power）更脆弱得可憐。《求是》雜誌剛發表了胡錦濤在十月中共六中全會的講話，胡總承認「『西強我弱』的國際文化和輿論格局尚未根本扭轉」；他還警告，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會繼續利用文化等軟實力手段「加緊西化、分化中國」，負責意識形態部門的同志要「警鐘長鳴、警惕長存」云云。
牽一髮而動全身！中國之所以極難升級為「超級大國」最關鍵的因素，就是自詡為「永遠執政黨」的頭頭們不願意接受與推行放諸四海皆准的普世價值。就以最基本的全球核心價值法治為例，世界大部分國家都尊崇司法獨立的原則。但上月最高人民法院院長王勝俊老調重提，指出各級法院一定要服從黨的指示，「切實加強法院黨建工作」。這位沒有法律文憑的首席法官更點明，各級法庭的任務是「切實維護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和「維護國家政治經濟文化和意識形態安全」。當立法與司法制度淪為一黨專政附庸的時候，人們會人人自危，更遑論享受「超級大國」的國民待遇。法治的淪落更是中國每年超過十五萬起群眾事件的主因。試想，假如天天被剝削的低下階層，包括因為官商勾結、非法徵地而疼失家園的農民，可以在法院討回公道的話，廣東烏坎村的一萬五千民眾就不必用生命來挑戰權貴！另一方面，權力膨脹的政法委部門用盡公安、安全、檢察院、法院、與監獄等專政機器來對付如高智晟、陳光誠與倪玉蘭等為民請命的維權律師與義工，更招致世界人權組織與歐美多國政府與議會的批評。胡總的所謂「西強我弱」現象，完全是北京踐踏諸如法治等普世價值的後果。
閻學通教授發表他的「中國升級為超級大國」論後，北京《環球網》立刻做了民調，結果87.6%的網民不認同這種說法。除了中國的政治與文化與「國際慣例」差距太大外，網民說他們享受不到近二、三十年經濟暴發的成果。眾所周知，世界工廠財富的大頭被黨政軍大家族與央企等特權階級壟斷了，老百姓的工資佔GDP的比例十多年來每年以大概一個百分點下降。中國的基尼係數已接近0.5，早就超過社會學家公認的0.4危險邊緣。當然，分配不公與貧富懸殊等現象跟中共粗暴拒絕如民主、民權、法治等普世價值有直接關係。被江澤民在1989年封掉的上海《世界經濟導報》很早便提出中國的「球籍」問題，即中國何時可以取得地球上文明國家的資格。以胡總為首的中共強調永遠不會接受普世價值，永遠不會走所謂「西方價值觀」的「邪路」，結果是取得「球籍」的日子愈拖愈遠。越來越多高幹子弟與暴發戶移民歐美，受苦的是「中國式超級大國」的蟻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