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十三釵》出賣中國人的尊嚴，用國難和國恥包裝洋人對中國娃娃的性幻想，極其媚外和崇洋。
張藝謀的《金陵十三釵》是跳給西方人看的脫衣舞。脫衣舞是挑逗的藝術，誠如法國評論家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所言，當脫衣舞孃脫掉身上所有衣服，就等於被解除性的武裝（desexualized），對觀眾來說再無性的吸引力可言。
是故電影裏面的十二個秦淮河風塵女子從未以裸體正面示人。以玉墨為首的十二金釵燕瘦環肥，穿上色彩鮮艷的旗袍更是婀娜多姿。倪妮演的玉墨煙視媚行、風騷入骨，集野性與柔情於一身，又豈止是一個可以講一口流利英語的中國娃娃？這樣的女人，不僅令克里斯蒂安．貝爾（Christian Bale）演的死人化妝師色授魂與，急欲一親香澤；也同時吸引了看這套電影的西方觀眾的眼球和滿足了他們的幻想。
「夢」達成了我們經過改裝的不可告人、更不可告己的願望（A dream is a disguised fulfillment of a
repressed wish），佛洛依德在《夢的解析》如是說。在這個意義上，《金陵十三釵》要達成的，是西方人要睡充滿異國風情的美麗中國女人的原始慾望。張藝謀的如意算盤是：只要他能夠償了西方人｜主要是美國人的這個宿願，他就會得到回報和答謝，奧斯卡和金球獎最佳外語片將會是他的囊中物。
這當然是「不可告人、更不可告己的願望」，於是張藝謀挖空心思，將它改裝成一闋「可歌可泣」、講中國軍人視死如歸、中國婦女寧死不屈的抗日悲歌。於是，影片不單寫十二金釵的風情萬種，也用近乎政治宣傳的誇張手法，寫中國軍人的大智大勇和高風亮節。最匪夷所思的一幕，講佟大為演的教官為救慘遭日軍凌辱的女學生，以一人之力對抗整排日軍，其射手榴彈百發百中的神技，超越戰爭片的寫實而進入英雄片的浪漫想像。
這一切，無非是要為影片的媚外和崇洋提供政治正確的掩護。分析到最後，《金陵十三釵》講的，是一個美國人在中國的不平凡經歷：他不但拯救了一群在水深火熱之中的無助女學生，也得到了一個顛倒眾生的中國名妓的最後一夜。他拯救不了誤墮紅塵的金陵十二釵，但如果不是因為他，她們也沒辦法為自己贖罪。美國人在這套電影裏面扮演的角色，仍然是救世主和征服者。這不是媚外和崇洋是什麼？
最令人義憤填膺的一幕，寫美得令人心痛的玉墨在出發代替女學生為日軍表演前一晚，去到冒充神父的克里斯蒂安．貝爾的房間向他表白，兩人用英語說話。情深款款的貝爾對她說：「戰後我會回來找你，然後帶你回家。」自知此行凶多吉少的玉墨答道：「過了今晚，身體不再屬於我，現在就帶我回家吧。」跟著他們做愛。
對於國破家亡的中國人來說，給洋人進入自己的身體，就是「回家」，這是何等荒謬的洋奴邏輯！《金陵十三釵》以二次大戰日本侵華做背景，反日自是理所當然，但令人措手不及的是它對美國的逢迎、諂媚和叩頭，竟到了如此不能自拔的地步。早已名成利就、被稱為國寶級導演的張藝謀為染指奧斯卡，不惜出賣自己作為中國人的尊嚴，用國難和國恥去包裝西方人對中國娃娃的性幻想。這樣一套令洋人垂涎三尺、中國人垂頭喪氣的電影，竟然得到北京賞識，更委以為國爭光的重任，可見沒有民族氣節、不知軟權力為何物的，絕不止張藝謀一人。
問題是打著反日的招牌崇美未必是聰明的策略。美國對武士道精神的著迷由來已久，並不時在好萊塢電影中找到宣洩的出路。較著名的例子有保羅．舒路達（Paul Schrader）的《三島由紀夫傳》（Mishima）和湯．告魯斯主演的《最後武士》（The
Last Samurai）。
為什麼以世界警察自居的美國，對與日本軍國主義血脈相連的武士道精神竟然情有獨鍾？是因為美國在廣島和長崎投下原子彈，又曾佔領日本，所以對日本有一份贖罪心理的浪漫想像？還是因為偷襲珍珠港和太平洋戰爭的慘烈，使一向崇拜權力的美國，對日本這強悍的敵人產生一份尊敬？
可以肯定的，是美國的帝國主義與日本的武士道精神貌離而神合。武士道精神的終極體現，是其在戰場上的道德哲學。「死得光榮」固然是視死如歸的武士道精神的要義，但「殺得痛快」又何嘗不是其兩面一體中的一面？殺得痛快，只因殺人者沒有內疚，沒有懊悔。從這角度看，武士道精神為帝國主義者的種族屠殺文過飾非，難怪一次又一次得到好萊塢的吹捧。《金陵十三釵》的反日，未必會在好萊塢找到知音。
林沛理，牛津大學出版社副總編輯。著有《破謬．思維》、《英文玩家》及《玩起中文》，最新的一本書是《反語》（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