歲末發生梁振英發律師信一事，使人想起上世紀60年代美國一樁經典案例。
1960年3月29日，《紐約時報》刊載了整版廣告，為民權領袖馬丁．路德．金籌集資金，在廣告中提到阿拉巴馬州蒙哥馬利市警察對當地黑人的暴行，部份內容失實，負責監督警察部門的市政專員沙利文（L.B.Sullivan）被點名指控。沙利文遂向《紐時》和登廣告的黑人提出誹謗告訴。案子最後鬧到最高法院。法院判《紐時》等被告無罪。理由是：1，對公共關心的問題進行辯論，批評政府官員，是言論自由的主要精神；2，在自由辯論中，錯誤在所難免，要有言論自由就應該有允許搞錯的「呼吸空間」；3，如果要求言論必須與事實相符，就很可能使原來想要說話的人嚇得不敢說了，因為惹不起官司。
這一樁經典案例，說明新聞自由在發揮「防止政府任何部門欺騙人民」的功能方面，是允許搞錯的，而誹謗罪在保護政府官員方面與一般百姓也並非一體相待，因為一來政府官員完全有機會有空間為自己澄清辯護，二來也為了鼓勵人民和輿論就公共事務廣泛討論。這是現代文明社會的核心價值。連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在2月6日也在講話中說，對中國共產黨而言，要容得下尖銳批評。同一天，就爆出香港特首與習總唱反調的容不得批評的消息。他真是香港之恥。而《信報》，竟以可以「各自表述」的「致歉」回應，使人對備受尊重的一個獨立輿論陣地產生一絲疑慮：不會是又一個媒體淪陷了吧？
今天是農曆除夕，正值龍蛇混雜之交。龍年，從豬狼戰起始，而以行騙長官戕害言論自由畫上一個不光明的句號，這一年真是充滿撕裂和香港向下沉淪的危機。香港大多數人，在過去這一年，都不好過，無論是政治局面，還是日常生活。政治上，隨着梁振英的上台，香港固有的法治、政府架構組織規則、選舉和公平運作，都迭遭蹂躪；生活上，大量內地人壓境，極度擠壓市民的活動空間，從雙非嬰到上水站到奶粉荒到其他潛在的對香港人日用品的侵奪，5,000萬以及會飛躍增加的大陸旅客成為香港人生活的夢魘，而香港主政者還不停地強調與大陸加緊融合。
龍年的香港是痛苦的。蛇年呢？早兩天，筆者收到張翠容的新書《地中海的春天》，書前引錄了已故法國著名作家卡繆（Albert Camus）的一段話：
「痛苦是個人的，一進入反抗行動，痛苦則成為集體的……然而這個事實使人擺脫了孤獨狀態……人類有權追求幸福，而惟有透過『反抗』，才能獲致這個幸福。」
這本書是資深新聞記者張翠容訪問地中海南北兩岸的現場報道，那裏近年爆發阿拉伯之春和歐債危機，作者在那裏的訪問，見證一波波為尊嚴而抗爭的覺醒運動的真相。
龍年香港的許多痛苦是個人的，但龍年香港也進入了「反抗行動」的時代，新界東北的與大陸融合計劃在抗爭中政府被迫改了調，反雙非孕婦在抗爭中受遏阻了，反水貨運動和保衞奶粉戰迫使政府有所行動，當然，最值得稱道的是反國教運動取得的成果。所有這些行動都使香港人的「痛苦成為集體的」，在這個「香港集體」中，成長出越來越被認同的本土意識。儘管這一波波的社運中，使人遺憾地失去政黨的身影，但年輕人的崛起，尤其是在反國教中呼喚了十萬人包圍政總所展示的群眾力量，為香港帶來改變的希望。
《地中海的春天》的第一章，引柏拉圖說：「我們的生活有太多的無奈，/我們無法改變，/也無力去改變，/更糟的是，我們失去了改變的想法。」不，面對核心價值不斷被戕害，我們不能一味無奈。龍年種種反抗運動的經驗，向香港人預示蛇年的是：「人類有權追求幸福，而惟有透過『反抗』，才能獲致這個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