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會一連3日辯論梁振英的首份施政報告，本應是去年10月出爐，但梁振英說要時間聽意見，還說要了解新一屆立法會選舉後各黨派的提議，故此延遲發表他第一份報告。
筆者認為特區政府還有一個不好意思說的原因，就是新班子根本未準備好，真相是：梁振英本人當了多年行政會議召集人，而且公職無數，加上選前發表過百的文章月旦前朝政策，到頭來，原來他也不過是一名「門外漢」，要同一眾問責局長跟各政府部門仍需努力磨合。
梁班子選舉時找來社區人士和各式各樣團體做的政綱諮詢，當選後一些前高官及現屆立法會議員已加入行政會議，結果也說服不了市民他的「期票」有兌現的一天。選舉時承諾太多（over
commit），上場時落實很少（under deliver），是所有政府必然面對的噩夢。而梁振英在施政報告宣布成立十數個委員會或組織來「研究、探討、建議」，造成更大落差，也難怪關注各政策範疇的市民和團體憂慮這個自以為「有膽有識」的班子只是用時間換空間。同時，民意調查顯示巿民不滿意，反映這個政府的表現愈來愈不對勁！
選舉行政長官的制度缺陷，令梁振英贏得了唐英年和何俊仁，也不等於他便得到足夠認受性。對廣大巿民而言，他是個陌生人，而且其誠信還飽受質疑。即使他早已得到中央賞識，在多年栽培下，他和香港社會幾個主要的力量，譬如公務員隊伍、各界精英、政治力量乃至民間社會，關係不夠深厚，也是目前政府施政困難的死穴。
梁振英帶給香港人的困擾，是回歸以來前所未見的管治危機。對於想博取中央賞識成為下一位行政長官的人，就成為不可掉以輕心的教訓，而中央考慮下任行政長官人選時，也可能要像鐘擺般傾向商人和公務員背景的人士。對於一直渴望實現港人民主治港卻被迫當旁觀者的香港人，都會知道權位政治正在侵蝕香港的管治，正當專權者和追求權力的人為自求目的可以不擇手段時，劣質的權力政治令香港的核心價值加速衰竭。
例如筆者早前向屋宇署索取自去年6月就梁振英大宅僭建地下室一事的信函，結果是署方把重要部分完全刪除了，給了等於沒有給。署方回覆筆者的信中其中一句「解釋」可圈可點：「本署曾就披露有關資料去信徵詢業主和認可人士，但未能取得他們同意披露有關資料。」
在絕境中尋找希望
說好了的「開誠布公」呢？莫非跟梁振英的民望一起蒸發了！
沒有「資訊自由法」，公眾知情權毫無保障。沒有「檔案法」，政府已經可以肆無忌憚地眦滅資料文件，香港人「被瞞騙」、「被失憶」。
至於梁振英與民主派是否呈現「敵我」關係，是他的處事作風使然。更重要的是2017年行政長官的選舉辦法，民間社會和民主派政團立場上乃至爭取手法上都有合作的契機。筆者認為中央最後能不能迴避普選的議題，還要看民主運動如何發展出重新整合團結的各種方式，並力求取得更多市民的信任。
在絕境中尋找希望，是古今中外推動改革的人不可推卸的責任。
作者是香港民主發展網絡成員、浸會大學政治及國際關係學系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