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月，有報章指政府統計處一些前線統計員進行「綜合住戶統計調查」時，為了縮減每個個案的訪問時間，便長期故意造假，從而避免詢問一系列問卷問題。這些報道不但愈揭愈多，還帶來更多的「爆料」，更有人質疑統計處有人知情不報、包庇縱容這些知法犯法、缺乏專業操守的行為。
這些「醜聞」當然震盪了整個以專業化、高水準見稱的香港社會，不但有關統計部門須向公眾作出解釋，統計處處長與特首梁振英還宣布成立調查小組，為「造假」事件展開調查。
翻閱多天以來有關這宗造假新聞的資料，我們不難發現，無論是傳媒、統計處或是學者，其關注點往往落在統計數據的準確性，尤其是對已公布的數據是否真實、是否能夠反映社會現實、是否可有效幫助政府制訂適當政策的層面之上。
研究調查環境變困難
此外，我們也看到不少討論，主要是批評那些統計員的專業操守，以及統計處強調「量」而忽略「質」的評核制度。無疑，這些討論與評論非常重要，我們亦希望政府及有關部門會嚴肅處理這些指控，並作出客觀公正的調查，如果發現有關指控屬實，便應撥亂反正。
不過，除了把數據造假的責任歸咎部分統計員專業操守欠奉、統計處「重量」評核制度外，我們認為這些報道和指控，更值得我們對香港研究調查環境和統計數據收集過程等問題，可作深入探討和反思。
本 文藉香港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下稱「中大亞太所」）及其他學術研究單位，在過去二十多年社會統計調查的數據，以及蒐集數據的經驗，談談統計調查回應率不斷
下降（declining
survey response rate），以及接觸住戶和訪問對象日見困難等互為因果的問題，說明當前社會研究調查的難處，進而指出學者和大學研究單位應該獲得更多支持的核心所在。
根 據美國民意研究學會（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Public Opinion Research）的定義，回應率（response
rate）是指在抽取合資格的樣本單位中，最後能成功完成訪問的樣本單位的百分比【註1】。 雖然有多種不同的回應率計算方法【註2】，但是在不同的地方，除了由政府統籌及進行的人口普查外，我們都發現統計調查回應率在過去三十年來出現不斷下降的
趨勢。
儘管「綜合住戶統計調查」是由統計處進行，但過去三十年的回應率，由1980年代初的97%，下降至現時的84%【註3】。另一個同 樣以上門訪問形式進行的「主題性住戶統計調查」，在過去十多年間的回應率，則一直維持於75%左右【註4】。我們相信，這與統計處把項目外判予私營市場調 查公司時，在合約條款設下一定水平的回應率有關。
據我們了解，這些由私營市場調查公司進行的政府統計調查，往往開支龐大，動輒數百萬元；當 然，它們要上門訪問的住戶數目亦十分龐大（往往超過一萬戶）。一方面，由於調查項目規模龐大，另一方面則須面對回應率不斷下降的現實問題；而統計處對回應
率的水平卻有一定的要求，問題則可能由此而生，甚至會衍生弄虛作假的情況。
訪問回應率降至40%
由大學統籌的 社會統計調查，既不能打着政府的旗號，亦缺乏巨額的研究經費資助，儘管研究員亦付出不少的努力，但其回應率則出現相對較低的情況。例如，由研究資助委員會
撥款贊助、由中大亞太所進行的「香港社會指標調查」系列【註5】，其回應率由1988年的63%，下降至2006年的46%（見【表】）。
事 實上，在過去幾年間，同樣以上門訪問形式進行的全港性住戶統計調查，無論是由哪所大學統籌，其回應率均低於40%。情況與上文提及由統計處統籌的兩個住戶
統計調查比較，無論在資源或是樣本數目上，均不可同日而語。當然，大學所統籌的研究調查，其問卷內容往往較為複雜，受訪者往往要花上二、三十分鐘才可以完 成問卷，這亦可能拉低回應率。
由於回應率相對較低，調查數據的代表性有時難免受到質疑。但是學者對調查要求嚴格，對調查方法執着，過程一絲不苟等等，無論學術界或整體社會均會對其數據的準確性較有信心，給予較大的肯定。
葉仲茵為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副研究員；鄭宏泰為香港亞太研究所社會及政治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張妙清為香港亞太研究所所長。
調查與統計數據收集的反思．二之一．明天續
【註1】見www.aapor.org/AM/Template.cfmSection=Standard_Definitions2&Template=/CM/ContentDisplay.cfm&ContentID=3156，頁5。回應率計算公式﹕（見算式圖）
（除特別註明，本文提及的回應率均以此公式計算）
【註2】回應率有不同計算方法，視乎計算時如何處理部分完成個案（partial interviews）及未能確定是否合資格的未接觸個案（cases of unknown eligibility）。
此 外，現時一些統計調查公布的所謂「回應率」實際上是美國民意研究學會定義的合作率（cooperation rate），即等於在已接觸個案中，最後可成功完成訪問的個案的百分比。有關回應率與合作率分別的討論，可參考傅景華文章〈電話民調回應率偏差嚴重〉（刊
2011年10月20日《信報》A22）。
【註3】Lam, T. H. et al. 1988. Doctor-consultation in Hong Kong: A Comparison between
Findings of a Telephone Interview with the General Household Survey. Community
Medicine 10（3）: 175-179；另見政府統計處：「綜合住戶統計調查：按季統計報告2012年7月至9月」。
【註4】政府統計處：「主題性住戶統計調查：第一號報告書」，2000年；另見政府統計處：「主題性住戶統計調查：第五十號報告書」，2013年。
【註5】「香港社會指標調查」系列於1988年至2996年間進行，合共做了九次調查；它是一個採用概率抽樣的全港性住戶調查，並以上門訪問形式進行。此系列調查的樣本數目，受研究經費的多少制約，例如2006年的成功訪問個案數目則為三千五百個（見【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