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政策組前全職顧問練乙錚教授，基於在傳媒已發表的事實，在《信報》撰文分析梁振英與黑道之間的關係，被梁振英發律師信，要求道歉及收回文章。
根據一九九三年英國上議院司法委員會Derbyshire County Council v Times Newspapers Ltd and others（打吡郡理事會對《泰晤士報》有限公司及其他人）的判決，基於公眾利益的考慮，任何政府組織均不應向傳媒提起誹謗訴訟，因為政府應被公眾公開批評，而有關訴訟將對言論自由有所妨擾。由於這案例是一九九七年前的英格蘭判決，因此對香港法院仍然有約束力。筆者實在看不到，梁振英有何理據向練乙錚提起訴訟，除非梁振英認為練乙錚以至《信報》管理層一如普通不懂法律市民，隨便被律師信嚇到。
在現代民主社會，普遍接納政客和政府機構不具入稟告人誹謗的權利，因為政府和政客都不應有任何工具阻礙市民暢所欲言，評議時政。
反之，近年最熱衷動輒告傳媒誹謗的政府官員，卻是中國各地地方政府，各地政府為了維穩，甚至打壓上訪人士，先安插一條誹謗政府官員罪在民眾頭上，然後再來刑法侍候，有不少訪民以至批評政府的網民，都因誹謗政府官員一罪遭無妄之災。有可能梁振英身邊的謀臣，經常與中國官員交往，好的不學，壞的學齊，加上既不熟悉，亦不尊重香港原有法制，才會妙想天開告練乙錚以塞小民之口，怎知這次反而激起民憤。
由這次事件，可以看到梁振英對言論自由等問題的看法是徹底中共化，與北京那些漠視言論自由的官員沒分別。就算這次律師信被擊退，類似事件定必陸續有來。
黃世澤 時事評論員
阮紀宏﹕特首應放棄追究權利
任何人被誹謗或者嫌疑被誹謗，為了個人聲譽以及可能帶來的經濟損失，都可以發律師信要求報章以及作者收回報道並致歉。然而，高官應該喪失這項權利，特首更應該帶頭放棄這項權利。
特首梁振英給《信報》發律師信，要求該報撤回一篇評論，該評論指梁振英依靠黑道才能當選。該評論所根據的是否事實，應該澄清，責任在特首梁振英本人以及該報和作者，以正視聽；至於該評論理據是否充分，可由讀者自行判斷。
特首有權利和義務澄清事實，因為作為香港的行政長官，應該向市民交代，但不應該以律師信的方式表達，因為作為特首，他擁有很大的權力，對媒體也有很大的影響力，可以召開記者會，可以通過政府機關發新聞稿，而且一般都會受到媒體的重視，需要澄清什麼，都享有足夠的空間。雖然說梁振英是以私人身分發信，但作為特首，在牽涉公共事務方面，一切都應該在陽光下進行，雖然聲明以個人身分行事，還是會被認作特首身分。
政治評論表示這會壓制新聞自由，或者會製造寒蟬效應，令其他人不敢輕易批評特首，這或許是言過其實，因為香港各方面的評論員好像從來都沒有怕過，九七以後言論自由是有所提高而不是降低。事態發展如何還不清楚，如果《信報》以及該評論作者真的不能就指控內容提出證據，梁振英真的要控告該報及作者嗎？發律師信不至於會影響新聞自由，但如果控告成立，除了證明誹謗罪外，客觀上還會造成評論受到追究的印象，那香港的聲譽也會同樣受到損害，
所以，特首即使很有信心在法律上站得住腳，也應該放棄權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