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海外教授文史數十年。單在大學本科所授的史學課程便有「世界通史」、「世界文化史」、「亞洲史」、「中國通史」、「中國近代現代當代史」等十餘種之多。在教學期中，個人對美日各時期所用各種教科書，總嫌其不合己意。有時竟隨教隨評之－－縱是近年所用最權威的著作《劍橋中國史》，亦無例外。這種既教之、復批之的論學方式，在科舉考試中，可能就構成「罵題」之謬說。但為學若有主見，不願人云亦云，實自覺亦無可厚非也。加以學生以及知友，亦每多好之者，這往往就是鼓勵了。以致樂此不疲者數十年。因此在教學過程中，縱是全校必修科如「世界通史」、「世界文化史」，校中當權派雖強力干擾，務期統一教學，余亦每以補注方式，增抒己見。雖每犯眾怒，而終不盲從也。至於自授各課，講義則多自編：「教科書」就是附庸了。如此數十年，初不意講義及所編之參考史料，裝於紙箱中竟亦高與身齊也。
前年自海外教學崗位自動申請退休之後，海內外華裔學界及新聞媒體中之老友，每每邀請參加學術會議，或為時論索稿，乃自從校中搬回家中之英文舊講稿及積存史料中，編譯之以應寵召。初則偶一為之，不意為時既久，聽眾與讀者之間，頗不乏同調。各方口詢、函囑，鼓勵尤多。因此使一得之愚，頗思廢物利用，將數十年積稿，稍加分類回憶，列出系統，以就教於學術界之同行，及一般嚴肅的聽眾與讀者。
筆者不敏，學無專長，加以流落異域數十年，打工啖飯，顛沛流離，一言難盡。然正因身歷艱難而倖免於浩劫，對祖國這一謎團，終未忘情，總思對所見興亡，有所領悟。愚者千慮，必有一得，因對數十年之所學，與殫精竭慮之思考，亦不敢過分妄自菲薄。以故在退休之後，尚思對舊稿稍作董理－－古人有《日知錄》、有《二十二史札記》等名作之遺規；筆者愚拙，雖不能至而心嚮往之也。
近年在整理舊稿中，對中國國體「轉型論」，亦數十年未嘗忘懷的主題之一也。憶青少年期嘗隨顧頡剛師治商周史，對「中國封建之蛻變」即有專篇，獨抒己見而推研之；曾擴充至十餘萬言。除以部分為中央大學學士論文之外，餘篇則擬為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之基礎也－－其時筆者曾考入中大歷史所為研究生。
不幸此一研究計畫為戰火所毀。積稿除〈中國郡縣起源考．兼論封建社會之蛻變〉一篇之外，余稿泰半遺失；研究所亦未讀成。－－《郡縣考》一文嗣曾發表於「安徽學院」（今合肥安大前身）之學報《世界月刊》第一期（民國三十三年）。民國六十年復承宋晞教授之介紹在台北「中國文化學院」所發行之《史學彙刊》中重刊之。
戰後筆者赴美留學，轉攻歐美史。中國封建史之探討遂中輟。然對青少年期之所習，興趣固未減也。因此其後對美洲印第安人歷史之研讀，總以我國三代史（夏商周）與之互比。以後竟至堅信，不讀印第安人在美洲之歷史，便無法真正瞭解我國夏商周之古代史也。甚矣比較史學之不可廢也。
美洲印第安民族之歷史，曾對馬克思（包括恩格斯）主義歷史學派理論之形成有其決定性之影響，而其影響之發生為時較晚，「教拳容易，改拳難」，因此對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亦有其致命之衝擊。－－蓋吾人如細讀美洲紅人史，尤其是近在目前，在十八、九世紀仍有明顯跡象可循之北美各部落之社會發展史，則一覽可知，所謂「封建社會」實直接自「部落社會」轉型而來，與「奴隸社會」並無太多之直接關係也。
蓋「人類」原為「群居動物」之一種，其初民群居之「社會行為」，與群居動物如猴、狼、馬、海狗，乃至鴻雁、黃蜂、螞蟻均有相通之處。群居動物之「群」（herd）,即初民之「部落」（tribe）也。動物之群中必有長－－蜂有蜂王，蟻有蟻王。猴群、狼群、雁群，乃至野馬、家馬（如蒙古、新疆之馬群），皆各有其主。領袖群倫，初不稍讓。印第安人之部落，必有其「酋長」（chief）。我華裔老祖宗乃有堯、舜、禹、湯、三皇、五帝也。
群居動物之社會行為無進步。千百年（注意：非億萬年）初無變化。而「人為萬物之靈」，其社會行為則有演變，有進化，有型態，乃至「轉型」也。－－因此，人類社會發展史中之所謂「封建」（feudalism）者，實自「部落生活」（tribal life）直接演變而來，與「奴隸制」（slavery）無延續關係也。
群居動物從不相互奴役，而人類歷史上之奴隸制，雖無族無之，然其規模大小，時間久暫，各族則有霄壤之別。蓋奴隸源於部落戰爭。以俘虜為奴隸終係暫時現象。把奴隸制度化，形成國際間之「奴隸販賣」（slave trade），而鑄造出以奴工為生產重心的「奴隸社會」，究係反常現象，不可視為社會進化中之通例也。中國古代史，和近代北美洲印第安人之社會，均可反證之。詳論另有鉅著專書，拙篇且「提綱」一下，限於篇幅未能細析之也。
我國史中之封建制，實始於西周（公元前一一二二至前七七一），而盛於西周。至東周則開始變質，且引一段《漢書．地理志》，以窺其大略。〈地理志〉說：
周爵五等，而土三等：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滿為附庸，蓋千八百國。而太昊、黃帝之後，唐、虞侯伯猶存，帝王圖籍相踵而可知。周室既衰，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轉相吞滅，數百年間，列國耗盡。至春秋時，尚有數十國，五伯迭興，總其盟會。陵夷至於戰國，天下分為七，合縱連衡，經數十年。秦遂并兼四海。以為周制微弱，終為諸侯所喪，故不立尺土之封，分天下為郡縣，盪滅前聖之苗裔，靡有孑遺者矣。
《前漢書》的主要作者班固（卒於公元九十二年）是一位與耶穌同時的歷史家，這番話雖大而化之，卻很簡單扼要。他說，在西周時期大小分為三等的五級封建小國大致有一千八百多個。經過大魚吃小魚，到春秋（前七七○至前四七六）還剩數十個；到戰國之末時（前四七五至前二二一）只剩七個。到始皇統一天下（公元前二二一年），他乾脆「不立尺土之封」，把「封建制」完全廢除，改中華政體為「郡縣制」，以至於今日。
這就是中國歷史上有名的，秦始皇「廢封建，立郡縣；廢井田，開阡陌」這段史實。
「封建制」和「郡縣制」的基本區別在哪裡呢？
最直截了當的答案，便是：在封建制下，那統治中國各地區的統治者（多時到一千八百個）都是世襲的封建主（分公侯伯子男五級）。他們屬下的土地，大致都屬國有。但是在郡縣制之下，這些封建公侯被取消掉了，代替他們的則是一些省級和縣級，有一定任期的官吏（政治學上叫做「文官制」，civil service）。同時全國土地，也化公有為私有，人民可以自由買賣，也就是搞農村市場經濟，不搞「公社」了。
秦始皇這麼一來，那就是兩千多年前的中國政治社會制度的第一次大「轉型」－－從封建制「轉」到郡縣制。
您別瞧這「轉型」只牽涉到十二個字：「廢封建，立郡縣；廢井田，開阡陌。」政治社會的轉型，是一轉百轉的。－－各項相關事物和制度的轉型，例如日常家庭生活、婚喪制度、財產制度……都是激烈的、痛苦的。轉變程序要歷時數百年才能恢復安定。－－事實上為著這十二個字的轉變，秦國實自公元前第四世紀中葉「商鞅變法」開始，一直到漢武帝與昭帝之間（公元前八十六年前後）才大致安定下來。前後「轉」了二三百年之久！
自此這一秦漢模式的中國政治、經濟、文化制度，便一成不變地延續下來，直到蔣中正、毛澤東當政，基本上還是照舊。所以毛澤東說：「千載猶行秦法政。」這句話，大致是正確無訛的。
可是這一秦漢模式延續到清朝末葉「鴉片戰爭」時期（道光十九年至道光二十二年），就逐漸維持不下去了－－在西方文明挑戰之下，我們的傳統制度被迫作有史以來「第二次政治社會制度大轉型」。
這第二次大轉型是被迫的，也是死人如麻，極其痛苦的。這次驚濤駭浪的大轉型，筆者試名之曰「歷史三峽」。我們要通過這個可怕的三峽，大致也要歷時兩百年。自道光二十年開始，我們能在民國一百二十九年通過三峽，享受點風平浪靜的清福，就算是很幸運的了。如果歷史出了偏差，政治軍事走火入魔，則這條「歷史三峽」還會無限期地延長下去。那我民族的苦日子就過不盡了。－－不過不論時間長短，「歷史三峽」終必有通過之一日。這是個歷史的必然。到那時「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我們在喝采聲中，就可以揚帆直下，隨大江東去，進入海闊天空的太平之洋了。
以上是筆者個人積數十年治學與教學的心得，對祖國歷史，和國族的前景，所作的粗淺的認知和「大膽的假設」。要「小心的求證」起來，工程就浩大了。但筆者自青少年時代開始便對此一問題鑽研未停，然思者一得，縱有若干自信，終難免也有自己的阿Q心情。因將此一假設，先以「提綱」方式提出以就正於方家，庶可與同道攜手前進：深信吾道不孤也。
再者，近年因退休多暇，曾應好友寵召，自紐約開始，分訪華府、波士頓、三藩市及祖國各地，以同一專題作公開講演。承聽眾和媒體不棄，時有報導。美國華文《世界日報》及香港《動向》月刊的資深記者，均曾對筆者粗論，頗有綜合性之介紹。捧讀之下，欣知執筆作家所記者，實遠較筆者自述為精簡而扼要。內容一覽可知，不像筆者自著之囉唆失當也。謹先斬後奏，斗膽將此篇附印於後，作為補增，庶使讀者對拙見更易瞭解。亦是自己說不清而請友好代達之微意。尚懇大會專家不吝賜教也。
※民國八十五年五月二十二日脫稿於北美洲
原載於台北《傳記文學》第六十九卷第三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