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有些人神經過敏，是社會氣氛太緊張，還是我們都害怕失去，失去我們一直擁有的東西。
這星期突然成了新聞人物，馬傑偉回應傳媒以平常心對待。
紅燈還沒亮起，面對沒水準的批評，還是一笑置之吧。
馬傑偉說《星期日生活》的讀者都知道什麼是身分認同，不用再跟大家上一課身分認同ABC，不過原來，有些人不知道身分認同是需要研究的課題，也有人不知道什麼叫學術自由。
民意調查
馬傑偉跟馮應謙最近發表的「香港人的身份與國家認同」民意調查，結果觸動了某些人的神經，引來高調的抨擊，當事人平常心對待，沒有激動的反應，畢竟調查不是第一次做。香港中文大學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自一九九六年開始進行「香港人的身份與國民認同」民意調查，之後每兩年做一次，訪問時間選定在十一國慶後的一星期，最近這次調查結果突然引來如此大反應，馬傑偉回想起一九九六年頭一次調查受關注程度更甚，「主流傳媒都出席了記者招待會，得到了頭版，很大篇幅的報道，因為是第一次做，有新鮮感，而且回歸前夕氣氛緊張，好像那時的調查結果顯示，市民對解放軍的抗拒程度非常高，達30%，有點殺到來的氣氛。」
市民對本土價值的堅持
馬傑偉提到中國人／香港人身分認同這組問題由八十年代社會學家關信基、劉兆佳展開，而他們則首次用一些符號測試身分認同的情緒內容，例如解放軍、國旗、萬里長城等，從這幾項調查也可看到幾個轉折期，以解放軍的抗拒為例，一九九六年之後是持續下降，「這個很容易理解，回歸頭幾年沒有什麼大事件發生，後來隨覑開放軍營，抗拒情緒大減，到二○○八年前後，心繫家國宣傳片出現，對國旗、國歌感到自豪感更高，那時一般報章沒有報道，就是《文匯報》用很大的篇幅報道，當然這個是因為配合了當時的國策，之後幾年又靜了下來，到這次大概是反映了近年市民對本土價值的堅持，以致出現這個調查結果。」媒體怎樣報道自跟本身的立場有關，卻也不純粹是媒體本身，也跟政治環境、社會事件有關，所以數字出來後很容易把事件串連起來看。
學術自由
媒體、公眾對調查有何反應，都不是他控制得到，也不需要太介懷，然而這一次，馬傑偉說想法是複雜的，「我是完全沒有壓力，人事上亦沒有任何影響，對於《環球時報》那篇報道甚至覺得可以不用理會，也覺得隨後香港媒體的報道也有點神經過敏，面對那些嘲諷式、水平低的批評寫法，是完全沒有殺傷力，是以我覺得不需要高調回應，除非，除非這次是有系統地去游說，不過這樣的話也不會高調地去做。不過另方面，我的老師陳韜文卻認為我要出來說說，始終那是被視為官方的風向標，後來到細想，便寫了篇文章回應。」馬傑偉以〈香港身分認同研究的時代意義〉一文回應這次調查引起《環球時報》署名文章批評，文中一方面解釋研究的意義，另方面重申香港學術自由之可貴。「因為單靠個人的勇氣和骨氣是不健康的，香港學術界的活躍是來自制度，沒有任何政治的包袱，甚至我性格上是相對地軟弱，也能夠自由奔放，毫無壓力地以學術作為職業和興趣，香港一直如此，也正因為這個原因要開聲說話，這不是去駁斥任何官員，只是向他們解釋香港學術界的運作情。這種官方對學術研究發出的一個信號，是不健康的。」
行規，中立持平
馬傑偉不是第一個被點評的學者，類似情之前也出現在鍾庭耀、成名身上，學術自由跟政治，學者參與政治，所謂的中立，是什麼一回事，「這不會是個簡單問題，嘗試這樣說，其實人文社會科對社會的新發現自然會帶來後果，舉例說要去研究權力分佈，解釋形態，看百佳惠康的貨品，原來有三種減價，二十種減價，客觀持平去分析，這是行內有效行銷手法，這也是學術；另方面，對社會銷售業的影響，是否也可作出一個壟斷的價值判斷，這也是學術。又好像，學者對理想社會追求，希望推動社會變革，例如對弱勢社群的幫助，分析研究怎樣建設一個讓他們宜居的城市，這也是一種廣義的政治。
所以，如其說怎樣是中立持平，其實是看無論學者個人對理想社會有怎樣的理解，並不會稀釋其研究，無論其政治立場怎樣，也不會減低對學術理論，方法學的掌握，對問題的理解，如何分析，研究設計是否有效，最後的結論是否紮實，一切一切都有行規，假若守不住這些規則，而只是像喊口號，例同上街喊地產霸權，這不是學術而只是學者參與社會運動。而知識分子本覑其價值觀而參與政治，參與社會運動，或是參與建制內形形色色的諮詢工作，假若因為這些參與而令其學術研究有妥協的情或不夠水準的表現，他將會在學術界得到懲罰，在學術界不被尊重，他只會是一個從政的人。」馬傑偉提醒大家香港的學術界在國際上一直很有聲名，在很多國際期刊上出版很豐盛，這麼細小的地方能有這樣的成績是很難得，「這也是為什麼國內學術界，特別是人文科學難跟國際接軌的原因，如果香港稍為傾向內地是我不願意看到的情。假若有天校長，校監以或明或暗的方式要大家跟覑主旋律的指揮棒，那，我們就上街吧。」
研究因由
放心，這刻一切安好，對於這次調查引起的風波，馬傑偉沒有半點激動，總是輕描淡寫，不過說起研究卻眉飛色舞，本想由他親自說說身分認同是怎樣一回事，不過他相信正在看的你都知道什麼是身分認同，在〈香港身分認同研究的時代意義〉一文中便提到，「國族認同，並非生而有並非血緣關係的必然，而是一過歷史政治的過程。」這些最基本的概念我們都懂，那就說說他的研究經驗，他的身分認同研究怎樣來，「從事人文學科的研究，多少都是從解決自身問題開始，七十年代在香港長大，價值觀是香港浸出來，而我鄉下是另一個世界，不論是衣著，品味各方面。問自己為什麼對中國人的身分有疏離感，為什麼會為香港人的身分而自豪？博士論文開始研究本土與國民身分認同，寫的是《網中人》，劇中周潤發是港大生，廖偉雄是爛撻撻的阿燦，當中代表的香港和中國，後來才慢慢想到，《網中人》的家庭原來就是我自己的家庭，我也有一個大陸偷渡來的大佬，感覺他是外人，原來這是我視而不見的東西。」
北上探求中港變化
這是漫長的過程，這個問題從八十年代問到今天，漸漸化解了他心裏的疑問，從香港的流行文化出發，後來到深圳的酒吧，東芫的工廠去認識這個我所謂的家鄉，看中港的變化，之後還不滿足，繼續北上，到北京上海，寫了《酒吧工廠》、《時尚誌》，看內地城市現代化、中產化的轉變。「從個人出發，其實也有集體的意義，也解釋了我這一代人的想法。」
情緒，如何量度？
馬傑偉說慶幸當天李金銓老師安排他加入這個身分認同的調查，輔助了其他的研究，是個意外收穫，「量化統計不是我最擅長的研究，當天本覑對自己的挑戰便一試，卻找出了量化研究最強的地方，創造性地解答了質性研究的一些問題。我在想身分認同問題上不止是取決於價值觀，好像為什麼看到中國護照、國旗總是有點不自在，看到毒奶粉事件又會激心，這是情緒問題，那應怎樣量度情緒，是投射在哪些地方，於是想到用一些文化性的標記，如維多利亞港，萬里長城等。量化研究能細緻地看到一些情，結果是完全量度到的。」
這個做了十六年的調查，馬傑偉今天說起依然興奮，好像萬里長城的認同一直高企，對解放軍的認同視乎那時的公關手法是否有效，從數據再分析社會政治因素，原來這個量度方法是相地準確。「再看香港人跟內地人印象差距這一項就更明顯，最新調查的結果，差距最大的是自律，這個很易理解，滲透在我們日常生活的是商場地鐵內的自由人旅客，其實這跟媒體也有關係，九七年香港對大陸新聞的報道是比較概括，近年無論正面還是負面的報道都是很詳細，很埋身的，李旺陽事件更是香港記者自動去調查。」
疑問，問下去
馬傑偉的研究嘗試解答了他那代人的疑問，也繼續替新生代尋找答案，他相信身分認同這是香港的獨特性，五十年前我們不用問，五十年後，或者也不用問，偏偏我們生於九七前後的數十年，沒辦法，還是要問下去，是幸運還是不幸，我們也必須處理一下這個具有時代意義的問題。馬傑偉在〈香港身分認同研究的時代意義〉一文結語寫道：「幾年後，若香港全面內地化，或內地展開政治改革，內地與香港價值差距收窄，又或內地與香港互動而創新局面，到時我們的研究設計將會失效，亦是我們功成身退之時。當然，我們期待的，是內地的民主化，而不是香港的內地化。」
如無意外，2014年再做這個調查，那時郭晶晶與霍啟剛會否生了一個中國香港香港中國小孩，我們又怎樣看國旗國歌，還是我們不再需要回答這些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