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樓低廈,人潮起伏,
名爭利逐,千萬家悲歡離合。

閑雲偶過,新月初現,
燈耀海城,天地間留我孤獨。

舊史再提,故書重讀,
冷眼閑眺,關山未變寂寞!

念人老江湖,心碎家國,
百年瞬息,得失滄海一粟!

徐訏《新年偶感》

2012年11月15日星期四

呂大樂﹕只談分配 零和遊戲




某天早上聽到電台的公眾資訊廣播,呼籲市民對施政報告及財政預算提出意見,令我突然對那兩份重要的政策文件,十分好奇,很有期待。

我之所以對那兩份施政大文件有所期待,是因為自新政府上任以來,整個社會的討論都聚焦於資源分配的問題之上,鮮有提到如何開拓一個新局面的議題。這跟過去香港社會的主調很不一樣——以往香港人喜歡量入為出的一套,總愛說要先將餅做大了,然後再談分配。不要誤會,我並不是說舊有的一套正確。事實上,過往那套「做餅論」很多時候都只不過是迴避分配的議題的藉口,並不一定就是很認真的去研究如何創富。再者,我也無意否定資源分配或民生議題的重要性,更不會認為政府不應辦社會福利。我只是想指出一點:很多市民對政府只重分配,而不善生產,其實相當失望。

如何開拓新局面?

但梁振英政府可以在開拓一個新的經濟局面這個題目上說些什麼呢?今時不同往日,他的團隊不可以再向廣大市民說:背─靠─祖─國!香港可以受惠於內地經濟發展,這可能是事實,但假如梁振英想以此作為未來香港經濟發展的大旗,則肯定會惹來批評及甚至是相當強烈的反應。在中港經濟融合所帶來的副作用(由搶購奶粉、雙非、因自由行而引起的爭執、到北區水貨客的問題)愈來愈多及顯眼的情下,再拋出「中國好,香港好」,又或者以進一步發展CEPA來創造的機會之類的說話,不單只欠缺說服力(因為過去將宏觀條件轉化為個人的發展機會的問題,一直存在困難,以至所謂中國機會,長期都只是一個概念,而不是一個立即可以改善年輕一代的就業及事業發展機會的機制),而且只會暴露出政府領導層對香港經濟的全球及區域定位,其實就只有依附於內地的一套,並沒有另一種搞發展或「走出去」的觀念和策略。這放到以前(例如10年前),會被評為不及格的策略建議;放到今天的社會、政治環境裏,就更不單只是不及格,而且還會理解為一種進一步令香港依附內地的部署,必定引來巨大迴響。梁振英政府在準備新的一份施政報告時,有需要特別留意這一點。

但重讀梁振英的競選政綱,不難發現,發展經濟並非他的強項(所以上任以來,主動推出的都是資源分配的議題)。他的經濟發展政綱毫無新意(照例談到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也循例表示會支持中小企),撇開中港經濟互補與融合,以及那頗為空洞和只是一種姿態的產業政策之外,其實只有發展地區性保險中心和促進漁農業發展的兩點上,算是有點創新。不過,前者的具體內容其實也是中港融合,而至於後者則有待觀察梁振英如何調整土地規劃,認真推動香港務農了(不過,假如這是他的重點政策,便應以另一種方式來處理新界東北發展所產生的衝突)。

有何條件進行各種資源分配

簡單的說,如果市民的期望是特區政府需要交出一個可以令香港重新面向世界,重建在全球經濟的競爭力的發展方案,梁振英政府恐怕只會啞口無言。而可以想像,這個簡單而直接的如何發展經濟的問題,將會成為發表施政報告期間其中一項引人注意的議題。如果特區政府領導層不能在這個問題上提出一些具體策略,他們將會進一步受到質疑,批評為依附內地,讓無形的經濟力量來消磨兩制。與此同時,由於缺乏開拓新局面的視野,新的特區政府也會被質疑,它有何條件去進行各種資源的分配,憑什麼去支持財政上可持續的社會政策?就算政府的領導層在資源分配上有更好的主意(到目前為止,還未察覺得到),他們始終需要回到生產、創富的問題之上。

而更尷尬的是,假如特區政府領導層突然表示要認真的搞產業政府,決定由政府干預和領導,那恐怕又到香港的廣大市民不會相信他們有足夠的政治授權、民意支持和政治能量去落實政策,交出具體的成績來。要將政府轉變發展型,只會落得有心而無力(當然,以現時的特區政府而論,是否有心,也成疑問)。

一個沒有創富能力而只談分配的政府,將會把社會上不同利益推往一個「零和遊戲」,從此你爭我奪,摩擦、衝突日增也。

作者是新力量網絡主席、香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