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270名中共「十八大」代表中，原來至少有10人是在香港的，在澳門的則至少有8人。由於「港澳台地區的特殊性」，內地沒有把他們的名字完全透露出來，外界只能發現一些在香港工作的內地黨員，但未能發現在香港土生土長的黨員代表是誰，這就令他們更加神秘了。其實，這樣對中共的形象，對「一國兩制」都十分不利。
而且，這些香港「十八大」黨代表的產生過程也跟內地省市不同。
按《中國共產黨章程》第十條（二）規定：「黨的各級領導機關，除它們派出的代表機關和在非黨組織中的黨組外，都由選舉產生。」換言之，香港黨組織屬於「派出的代表機關」，有些黨員還在非黨組織的機構內生活，所以就不用選舉了。
此外，第十三條又規定：「上級黨的組織認為有必要時，可以調動或者指派下級黨組織的負責人。」也就是說，在香港很多情都被視為「有必要」，所有人事安排都由上級決定，誰人當「十八大」代表，也不用選了。
用香港一些地下黨員的「晦氣話」說：在內地還可以談談「黨內民主」，在香港卻談也不能談，還要像黑社會一般不能公開身分和活動，對他們來說是否太不公平呢？
其實，中共在香港一點也不透明，反而會引起更多猜測。在這裏，也要談談一些往事。
在香港回歸初期，新華社香港分社醞釀改名，有人建議改為中國共產黨香港黨支部，顯示中共光明正大。這個建議當然不被接納，官方有一個善良的解釋是「不要嚇怕香港人」。其實，這個解釋很矛盾。中共不是一個「偉大的、光明的、正確的」政黨嗎？為什麼自己反而會擔心嚇怕香港人呢？
我想，中共在香港隱形，主要有兩個原因。一，中共對回歸後的香港，仍然是革命黨的心態。他們認為香港情複雜，仍然是「白區」，也是「中外靜態戰爭」（外國政府要滲透並和平演變中國和香港）的地方，所以黨員不能公開身分。二，隱蔽、不透明是中共的慣性，而且不公開才可達致最理想的效果，方便行動，免受監督。
不信任的根源
不過，正因為這些隱蔽，才導致反效果。在此，不妨再談一件已經公開的往事。1987年，新華社香港分社有一名屬於地道香港人的副社長毛鈞年，後來更獲委任為《基本法》諮詢委員會秘書長，令外界感到，不是中共黨員的香港人也獲北京重用，中國的確開放了。
同年，中共舉行「十三大」，香港有5名黨員出席，名單保密。豈料，不知何故，一家官方通訊社後來在混亂之中，竟然報道了他們的名字，原來毛鈞年就是其中一人。自此，他的黨員身分公開了，令人感到，原來一定是中共黨員才能擔任關鍵性的位置，所謂「重用港人」，只是幻象而已。其後，毛鈞年的價值消失了，無獨有偶，梁振英接替毛鈞年成為「基諮委」的秘書長。我不知道梁振英是否中共黨員，但至少另一名承認自己是地下黨員的梁慕嫻有此推論。我也不知道她的推論是否準確，總之，這些都是不透明造成的結果，也是造成不信任的根源。
（「十八大」系列之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