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敏欣：《中國陷入困境的轉型：發展型獨裁體制的局限》全書結論部分

原文：China's Trapped Transition：The Limits of Developmental Autocracy

譯文：裴敏欣：《中國陷入困境的轉型：發展型獨裁體制的局限》全書結論部分

結論

本書試圖通過關注中國政治體制在總體上的關鍵薄弱環節，以及中國從共產主義（朝向民主）轉型特殊背景下的諸多隱性成本，來闡釋發展型獨裁體制的局限。儘管其經濟發展和進步令人驚嘆，但一系列自毀性的力量正在削弱中國最重要的政治制度——國家和執政黨。與中國經濟的快速現代化相比，其滯後的封閉政治制度越來越不合時宜。目前，對於代表中國複雜且多樣的社會利益，它已無法勝任﹔同時，它也沒有能力去協調威權國家與正在自由化的社會之間的衝突。

政治問責機制的失敗已經導致了腐敗的蔓延以及統治精英之間的勾結，而對政權自身未來失去信心則促使其內部人士參與到毫無約束的掠奪行為中。源於制度性失敗的不可避免的治理惡化已經削弱了國家能力、加劇了社會緊張局勢，並且在中國自上世紀70年代末以來所取得的進步是否可以延續的問題上引起了人們的懷疑。儘管中國的漸進主義的經濟改革戰略，已經由於其靈活性和效率獲得了幾乎普遍性的認可，但這一戰略的主要目的在於使中共能夠繼續生存下去，而不是單純為了發展真正意義上的市場經濟。通過護租(rent protection)政策確保中共政治壟斷的經濟成本，雖然是隱性的，但卻是真實存在的、實質性的並且在不斷增長。

通過批判性地檢視中國新威權主義發展戰略被低估的社會與政治成本後，本書還試圖對三種在其可信度方面不斷遭到懷疑的同時仍保持吸引力的觀點提出質疑。

第一種觀點認為，經濟發展是政治自由化的決定因素。不可否認，經濟增長和現代化會為自由主義的政體的產生創造有利條件，但中國伴隨著25 年經濟高速增長的緩慢政治開放步伐告訴我們，統治精英的選擇才是民主化真正的決定因素。事實 上，短期的經濟增長反而會對民主化產生負面作用，因為它為統治精英提供了拒絕政治自由化的動機。

第二種觀點認為，漸進主義的改革策略比被稱作是休克療法(big-bang approach)的策略更可取。儘管休克療法在俄羅斯和其他前蘇聯國家遭受了慘痛的失敗，但中國漸進主義策略所取得的成就也被過分誇大了。更重要的是，正如第三章指出的，由於租值消散(Rent Dissipation) 的後果和局部改革路徑依賴所產生的無效率成本的增加，漸進主義策略最終來講是不可持續的。

第三種觀點認為，新威權主義發展型國家(neoauthoritarian developmental state)是有效的體制。儘管新威權主義發展型國家在東亞獲得了成功，但由政權存續支配的獨裁-恩庇統治的政治邏輯和制度性決定條件、威權政權的政治壟斷、以及在缺少法治、公民自由和政治反對派情況下監控、監督國家代理人的低效——都可能將國家引向掠奪型而非發展型的道路上。

在確定經濟與政權轉型的路線方面，本書也強調了政治在總體上所起到的中心性作用，尤其是對政治權力進行控制所起到的作用。對中國領導人實施的政治與經濟改革政策背後后的政治考量的分析認為，決定他們採取何種策略的核心因素是這樣的策略是會增強還是危及其政治存續。在某種程度上所選策略增加了他們政治上存活下去的機會，統治精英可以在戰術方面採取靈活手段，使得局部改革能夠提高政治和經濟體制的短期活力。但這種戰術上的靈活性和調整是有嚴格局限的，且必定無法改變我們的以下認識：一個壟斷性的、不遺餘力想要永掌權力的執政黨與社會公眾對一個更加具有自主性並基於規則的經濟與政治秩序的集體渴望之間從根本來講具有不可調和性。像中國共產黨這樣通過槍杆子奪取政權的曾經的革命黨是不會通過心甘情願的改革來尋求其自身消亡的。

然而，發展型獨裁政權高於一切的自我延續目標終究要毀於幾乎存在於所有獨裁政權中的自我毀滅動力：低度的政治問責、不具有回應性、狼狽為奸和腐敗。在多數情況下，獨裁政權的集體利益與其代理人的個人利益是嚴重對立的。自利型代理人的理性行為就是最大化地尋求自己的收益，特別是在游戲規則的變化會為自我富裕帶來大量機會的轉型時期。這些代理人的私利交易行為(self-dealing) 所產生的經濟與政治成本不可避免地要由獨裁政權和社會來承擔（前者所承受的結果是隻具有低度的合法性、虛弱的權威以及組織化的腐敗，後者則要付出治理和經濟績效倒退的代價）。因此，發展型獨裁政權是不可能長期保持活力的。相反，嵌入發展型獨裁政權中的自我毀滅動力很可 能在該政權內逐漸積累起系統性風險並逐漸削弱其實力。正是因為這樣，除了少數例外，多數只具有自我特色的發展型獨裁政權都會最終失敗。

考慮到中國令人印象深刻的經濟增長，有人會懷疑本書的主要論點背後的悲觀邏輯。如果中國的政治體制的確如此功能失調，為什麼這個國家自1970年代末起能夠保持經濟高速增長？若干種解釋可以回答這種糟糕的治理與高速增長之間明顯的悖論。首先，在新威權主義發展戰略在中共內部佔絕了主導地位並且自由派力量在天安門事件之后不管是在黨內還是在社會上都被邊緣化了，一個掉入陷阱的轉型帶來的後果在1990年代已經變得更為嚴重、更為可見了。在某種程度上，治理的惡化對經濟表現具有著一種滯后效應（如人力資源和公共衛生方面投資不足的負面影響通常在一兩代人的時間后才出現），一個掉入陷阱的轉型的后果在未來年份裡對宏觀經濟表現產生重大影響是很可能發生的事情。

其次，從短期來看，經濟增長率能夠由高儲蓄、高投資率以及就業人口由農業向工業大大規模轉移來拉動，而后兩者正是中國近幾年高速增長背后的兩大主要因素。在中國，全國儲蓄率高達40%，且1990年代末以來每年有400—500億 美元的國外直接投資（佔GDP得3%—4%）。即使在經濟體系仍相對低效的情況下，高投資率也能拉動增長。

第三，關注增長質量是十分重要的，因為僅關注增長率本身會使我們忽視增長的潛藏成本和增長的低質量。換句話說，增長率不能准確反映甚至會嚴重扭曲社會的福利收益。例如，如果高增長是以加劇不平等為代價換取的，那它就是低質量的增長。由政府信貸 產生的中國金融體系大量不良借款的堆積也可視為低質量增長的一種表現形式或虛假增長的原因，因為此類浪費的投資都被統計為經濟產出。

最後，中國在經濟表現方面的不良治理的后果也已經十分明顯了。Martin Wolf指出，從國際比較的角度來看，中國的增長是很慢的。考慮到中國的規模、低起點、高儲蓄率和高投資率，1978—2003年間中國的年均增長率應遠遠高於6.1%。1 對中國未能充分發揮其經濟潛能的最佳解釋就是政治體制的制度性弱點。當然，把虛弱的制度辨認為是糟糕表現的肇因會同時造成悲觀和樂觀兩種態度。但如果中國成功地進行相關的改革，它的經濟績效毫無疑問會更好。相反，增長率就會減慢甚至出現倒退，尤其是處於較不利的宏觀經濟氣候下。實際上，中國在1998—2000年就經歷了這樣的衰退。與官方的數據不同的是，Thomas Rawski的研究表明，那一時期的中國經濟幾乎 沒有增長。2

擺脫掉入陷阱的轉型

本書的研究提出了另一個重要問題：如何能夠打破局部改革均衡？或者用隱喻的說法來講，像中國這樣的國家如何能夠擺脫轉型陷阱？在某種程度上，掉入陷阱的轉型最終將創造出某些條件，迫使統治精英作出根本性的抉擇，這其中包括三種可能的情景或出路。總的來說，這些抉擇與深陷於令人不滿與不可持續現狀的政治領導人所面對的那些選擇是相同的——如同緊隨著文化大革命結束而出現的狀況那樣。

首先，考慮到掉入陷阱的轉型具有自我毀滅的動力，一個新威權主義政權將很快耗盡其經濟與政治活力。伴隨著經濟表現的不斷惡化與社會緊張狀態的不斷加劇，中國的統治精英將被迫選擇是繼續維持正在不斷惡化的現狀，還是冒著實行更加激進改革的風險來重建政治問責制並約束分權化的掠奪行為。如果選擇進行改革，他們很有可能會通過動員起新的政治集團來克服受益於掉入陷阱的轉型的人群對改革的抵制，並有助於打破舊的局部改革均衡。然而，依照前蘇聯的經驗來看，通過動員社會力量對已經威信掃地的政權施加壓力的方式來促進變革會在不經意間釋放出一場推倒政權的革命。這樣“脫軌的改革（run-away reform）”或者說“托克維爾悖論（de Tocqueville paradox）”，給潛在的改革者們帶來了極大的風險。3 一旦從前被排除在權力之外的政治集團被充分動員起來，改革者們將失去他們控制這些新被賦權集團的議程與目標的能力。因此，只有當改革者能夠保持對重啟的改革進程的充分控制時，這個國家才能夠在不經歷社會動蕩的情況下擺脫轉型陷阱。如奧唐奈(Guillermo O'Donnell)與施米特(Philippe Schmitter)所指出的那樣，這一結果隻有在改革者獲得社會反對勢力中溫和派成員的協助時才有可能實現。4

其次，通過重啟的改革擺脫轉型陷阱的另一種可能結果則是政權崩潰。租值消散（rent dissipation）與分權化掠奪行為（decentralized predation）的邏輯意味著一個發展型獨裁體制的制度性退化（institutional degeneration）將逐步擴大，並造成威權主義政權的表現不斷惡化，特別是在經濟增長方面。在面對不斷降低的政治合法性與社會動蕩的前景時，擁有可用的退出選項的統治精英很有可能會接受這些局面，特別是在政權存亡面臨危機的時期。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可以預料到一種類似銀行擠兌的政治局面——不再有意願或動力來保衛這個政權的內部人將驚慌失措爭相退出。不幸的是，盡管在危機條件下一個發展型獨裁體制的崩潰可能會打破局部改革均衡，但並不保証隨后就能夠回復到一個穩定的自由主義的政治秩序中，這一點可以在前蘇聯崩潰后的俄羅斯與蘇哈托政權垮台后的印尼所經歷的困境中得到証明。

第三，像中國這樣一個幅員遼闊、多樣化的國家，通常很難在國家層面上建立起一個足夠有力的新改革聯盟。但地區性與地方性的改革聯盟則可能在有遠見的地方精英的首創性與社會力量所施加壓力的聯合作用下產生出來。雖然權力的下放導致了分權化的掠奪行為，但這兩種發展有可能產生更加積極的改革動力。權力的下放在某些情況下會帶來對地方精英更大的政治問責。更為重要的是，在中國的背景下，權力的下放鼓勵了地區間對資本、勞動力與市場的競爭。地方問責與地區間的競爭有可能驅使地方精英與公民社會團體共同進行新的體制改革試驗以應對掉入陷阱的轉型在地方層面造成的弊病。值得注意的是，在1990年代，最具創新性的治理改革嘗試，如鄉鎮一級的選舉以及嚴密設計的村民選舉，都是為了糾正地方問題而由主張改革的地方官員按照“由中而上”（middle-up）的首創-冒險-接受（initiatives-risk-taking）的理念來實施的。如果能有更多的司法權採取這種由中而上的路線，那麼至少由掉入陷阱的轉型造成的一些社會與政治弊病能夠在地方層面得到改善。最終，地方的首創性可能將助長全國范圍內治理方式的分化（governance divergence），因為一些地方會試圖通過改革來擺脫轉型陷阱而其它地方則會繼續停滯下去甚至使問題進一步惡化。

對國際社會的啟示

我們當然無法排除像中國這樣的國家能夠在轉型陷阱中堅持更長時期的可能性。可以想象得出，一個發展型的獨裁體制能夠繼續利用同樣混合了鎮壓、吸納與調適手段的方式使一個以精英為基礎的統治聯盟再維持數十年。不斷惡化的治理與經濟表現可能會是一次致命危機出現的必要條件，但它們還算不上是充分條件。採取策略性的調適手段、能夠隨機應變、走運以及大眾的冷漠，這些狀況結合在一起可能會使統治精英們即便在國家陷入混亂的時候也能繼續保持權力。

中國向一個市場經濟及開放社會轉型出現滯後的可能性對政策具有十分嚴重的意義。對中國領導人來說，轉型過程陷入局部改革均衡危及到了他們雄心勃勃的目標——使中國成為一個羽翼豐滿的全球性強權。有缺陷的經濟制度與政治制度的結合造成了市場的扭曲、資源利用的低效率，並為大規模的體制性腐敗創造了機會。中國在其轉型過程的頭二十五年中實現的快速經濟發展不可能會持續下去。與可能成為一個全球經濟霸權相比，中國更有可能進入一個長期停滯的時期。

此外，國內不穩定的風險也可能會增加，這是由差勁的經濟表現與對威權的、政治上具有排他性的、腐敗的以及低效的政權的政治不滿共同導致的。考慮到形成有能力反對中共並能提供一個可靠替代選項的、具有協調性的反對派組織所帶來的困難與成本，很難想象中共這樣的龐然大物會被一個自下而上的有組織的聯盟所推翻。由於缺乏一個深層的及廣泛的斷裂能夠從內部破壞中共，它的崩潰恐怕隻是一個小概率事件。因此，一個可靠的替代性力量無法出現以及這個政權自爆只存在極低的可能性，顯示出隨著經濟的停滯也將出現政治方面的停滯，由此會造成國家能力的進一步削弱、中共合法性的不斷喪失以及無法無天、腐敗與社會失序的增加。由於在這個功能失調的政治與經濟體制內的壓力不斷積累，這種停滯最終將逐步增加政權崩潰或國家失敗的風險。

對於國際社會來講，一個陷入長期經濟和政治停滯中的中國所提出的一系列挑戰很少有人認真考慮到了。自1990年代以來，中國的快速經濟上升已經改變了西方對其能力以及前景所做的評估。對中國未來增長的評估是在其近些年以來創紀錄的發展記錄基礎上做出來的，西方的企業界視中國為一種前所未有的商業機會以及一個戰略性的市場。雖然中國可能是一個做起生意來有困難的地方，但是西方企業已學會如何去對那個國家政治和經濟環境裡所具有的內在風險進行掌控並與其共存。但是，如果本書研究帶的啟示被証實了，那麼西方企業對於中國所報極高的期望很可能就會變成失望。中國可能會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之一，但西方企業所預計的經濟成長以及財富創造的高比率增長將不可能實現。至少，本研究所得出的結論應該使得這些企業去重新評估他們的中國戰略並調整其要求為他們的投資所獲取回報的風險溢價。

在地緣政治層面上，一個崛起的中國一般而言對現有世界秩序帶來了挑戰，具體而言就是對美國的領先地位的挑戰，這一前景已經佔據了1990年代以來針對中國問題辯論的核心地位。5 安全問題分析家全神貫注於中國軍事的潛力以及軍事方面的意圖。盡管關於中國問題的辯論，產生了兩個相互矛盾的政策方法，通常被貼為“遏制”和“接觸”的標簽，但是兩種相左策略背后的基本前提卻是近似的。接觸戰略和遏制戰略的提倡者都假設中國的崛起為一個既定的事實，並且他們有所不同的政策對策都集中在預計中國的實力上，而不是它的弱點上。可以肯定的是，中國的弱點有時候的確在西方引起了關注。但是這樣的場景，在1990年代中國經濟開始迅速發展時相對來講是少見的，那時候這些對於中國問題的分析往往是極端悲觀的，經常有著認為中國的政治秩序以及經濟即將崩潰的預言。6

中國的崛起會以虎頭蛇尾方式終結？正如本書所提到的，這是很有可能發生的事情，如果沒有實行根本性的政治改革的話，那麼無論是遏制論者(container)還是接觸論者（engagers）都將感到失望。對鐵石心腸的現實主義者來講，他們沉迷於具有力量對等的競爭對手(peer competitor)能力的中國的潛在威脅這種想象中，一個停滯於不完全轉型的中國意味著一個極為虛弱的中國，那樣的中國是沒有能力去發動對於美國全球領先優勢的真正挑戰的。具體而言，布什行政當局透過努力聯合日本和印度加入到一種潛在的反中國的安全聯盟中去的做法所追求的，審慎打造一種旨在對付中國不斷增加的影響力的那種戰略性的實力平衡措施，可能會變成是沒有必要的。這不是在說，作為合理回應中國不斷上升的軍事威脅而花費在軍費支出上的數以百億計的美元將被浪費掉。假如中國無法作為一個力量對等的競爭對手，那麼華盛頓的戰略思想家們將不得不從其他地方去尋找新的威脅。

但是身為自由派的接觸論者們(liberal engager)也將迎來一個較為艱難的時刻去調和他們的期望，那種期望認為經濟進步將帶來民主化，而實際發生的殘酷的現實卻是中國的經驗已經持續地否決了這樣的期望。令人沮喪地是，朝向一個真正開放社會的進步在中國進展的竟然是如此之慢，西方的自由派人士可能發現在中國未來成為一個民主化的候選國這件事情上去維持他們的樂觀主義變得越來越難。以政策術語來講，已經形成的針對與中國接觸的思想上的案例將建立在更加不穩定的基礎上。

國際社會應該以另外一種方式來看待中國，並且至少是在思想層面，開始為中國可能不僅無法完全實現其潛力，還且還會長期停滯下來這樣一種不令人愉快的前景做好准備。對於中國未來的這樣一種重新評估會在分析中國當前的轉變以及解決它所帶來的真正挑戰上產生一種全新的並且更為現實的框架來。與其把中國視為二十一世紀新的超級強權，國際社會可能更要視其為一個表現不佳的巨人，它已經無法在抓住這一歷史機遇來與其威權主義的過去作根本性的了斷，並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在所有可能性上，一個陷入到局部改革中去的中國會在相當多關鍵方面類似於一個無行為能力的國家(incapacitated state)。不像是一個徹底失敗的國家，一個無行為能力的國家保留了名義上的國家主權，領土完整和中央政府的權威。它的統治精英，通過對政治權力的壟斷，仍然是不受到挑戰的。然而，在一個無行為能力的國家中，政府廣泛的執政能力是脆弱的，即使它可能保留了一些有限的去有選擇性地執行它的意志和統治的能力，但在這些宣示國家權力的情景下，其大部分作為隻是在象征性層面確認了這個集權化的政治權威的存在而已。因此，在一系列廣泛的被認為對於國際社會具有至關重要利益的事情上，諸如環境保護、防擴散，禁毒，移民，艾滋病毒/艾滋病的傳播控制和減輕貧困，一個無行為能力的國家將無法履行其承諾或有效地實行它的治理職能。國際社會很可能會發現由無行為能力的國家所帶來的威脅和問題最終來講是更為沮喪並且更難以解決的，因為外交政策的傳統做法極少具有有效的對策去針對國家暫時失去行為能力的情況，鑒於中國的巨大規模，及其在全球安全以及國際經濟中的作用，由中國這樣一個無行為能力的國家所帶來的挑戰隻會超過國際社會提供有意義援助的能力（即便我們願意承擔）。中國的內部困境和弱點產生出的外溢效應(spillover effect)，不僅會影響許多國家的利益，而且也將使中國的問題成為整個國際社會的問題。

可能很少有人透過這些黑暗的鏡頭來觀察中國的前景。但是人們都忽略了掠奪型威權主義(predatory authoritarianism)自身危險所具有的自我毀滅邏輯。

注釋：

1. China's growth during this period lagged behind the growth rates for Japan, Taiwan, and South Korea during comparable periods of economic take-off. Martin Wolf, "Why Is China Growing So Slowly?" Foreign Policy (January-February 2005): 50-51.

2. Thomas Rawski, "What's Happening to China's GDP Statistics?"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memo, 2001).

3. See Minxin Pei, From Reform to Revolution: The Demise of Communism in China and the Soviet Unio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

4. O'Donnell and Schmitter, Transitions from Authoritarian Rule.

5. See Robert Ross, "Beijing as a Conservative Power," Foreign Affairs 76(2) (1997): 33-44; Ezra Vogel, ed., Living with China: US.-China Relation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New York: Norton, 1997); James Shinn, ed., Weaving the Net: Conditional Engagement with China (New York: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1996).

6. See Jack Goldstone, "The Coming Chinese Collapse," Foreign Policy 99
(1995): 35-53; Gordon Chang, The Coming Collapse of China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