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月三十日，天津薊縣最大商場發生大火，官方稱十死十六受傷，但目擊者都質疑，死者少則逾百，更有網民引述天津檢察院稱，大火燒死三百七十八人。我們無法判斷真偽，但天津當局事後控制死者家屬，對現場、醫院、殯儀館等地實施戒嚴，並警告所有黨員及公務員不許討論死傷數字，又阻止湧到當地的記者採訪，如此心虛，難免令人懷疑他們有所隱瞞，十死之說並不可信。
事實上，天津當局有很大誘因少報或瞞報死亡人數，這種做法在過去幾年的中共官場越來越普遍，這跟中共究責地方幹部的方式有關。為減少幹部疏忽、監管不力等造成的不必要意外等，中央將各種事故分成四級：死亡三十人以上，特別重大事故；十至二十九人死，重大事故；三至九人死，較大事故；死亡三人以下，一般事故。最高級別的「特別重大事故」須交給中央調查，地方幹部被追究責任的機會大增；次一級「重大事故」就由省級政府自行處理，地方幹部逃避責任的機會大增。
按規定，地方首長必須對「特別重大事故」負責。○四年，吉林市長剛占標因市內商廈大火造成五十四人死亡，引咎辭職；○八年九月八日，山西臨汾發生潰壩意外，二百七十七人死亡、四人失蹤，地方幹部隱瞞事件，但內地傳媒揭發，最終導致省長孟學農引咎辭職，他於沙士時也曾辭任北京市長。
自始，事故的死亡人數急降，有時更有救援奇蹟。二○一○年三月，山西王家嶺煤礦透水，一百一十五個礦工被困，當局主導一場救援奇蹟，礦工被困八天後全部獲救；更神奇的是，這百多人事後消聲匿迹，沒傳媒能接觸他們，救人英雄不僅沒受表揚，也反常的不到處宣傳，指揮者也沒升官。很多人質疑，這不是救人奇蹟，而是救人造假奇蹟。
此外，四川大地震的學生死亡人數，還有上海大火、溫州高鐵相撞、貴州運載七十二噸火藥的貨車大爆炸等官方的死亡數字，都受到目擊者及當地居民質疑。一方面，網絡興起後，民意要求究責的呼聲高漲，在民意壓力下，中央想拿地方幹部開刀。另方面，地方幹部絕不坐以待斃，就以慣常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手法自保：隱瞞死傷數字去減輕責任。事實上，很多事故都牽涉中央的決策失誤，例如高鐵意外，又或涉及中央最高領導層的腐敗，例如四川豆腐渣學校，一旦查下去，有中央領導難逃罪責。在此情況下，中央情願得罪民意，也不認真究責，對瞞報少報死亡人數也就隻眼開隻眼閉，隱瞞傷亡自然層出不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