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場白
我住在紐普茲（New
Paltz）的一個村莊裡。這地方靠赫遜河（Hudson River）西岸不遠，是紐約市及紐約州州會奧本尼（Albany）公路上的中心點。這村莊在一座小山之上，四境土地呈波狀起伏。地質的主要構成因素是頁岩。頁岩也稱泥板岩，原來是由泥土經過高度壓力而成，狀似灰黑色石塊，只是質地脆弱，一碰就碎。它特別惱人的地方是到處都有，即使是挖一個陰溝，或是整理一處地基，也都會碰到它。一九七三年中東戰事爆發，原油價格陡漲。美國又在前一年將小麥及王蜀黍大量廉價賣給蘇聯，所以這時候自己供應不及，物價直線上升，甚至影響到麵包、肉類、蔬菜的價格。我們靠薪水收入的家庭無一不受其苦，於是很多主婦都自行種菜。一時間每個家庭後面原先用來栽花種草的空地，都成了菜圃。我們家也跟著照辦。一年之內，我們吃了不少自己種的小白菜、絲瓜和西紅柿。可是開掘泥土，要彎身用手挑，我和我太太的皮膚，都被這頁岩割破，連種菜用的小刀、鐵鏟，也折損過半，花費時間不說，加上噴水除莠，及支付水費，還有種子、肥料、防蟲劑的本錢，則所省也無幾了。所以一到第二年市場供應情形好轉，我們這自動下放作農民的興致又直線下降，過了不久，村裡人人掘土家家種菜的風氣也稍歇，一方面顯示了一般美國人趨向時尚，見異思遷的習慣；另方面也確是經濟力量的驅使。合於利則行，不合於利則止，無從勉強。
但是紐普茲雖不是種蔬菜的地方，卻是種蘋果的好地方。可能因為此地的陽光水分溫度，都和蘋果相宜吧！而蘋果樹根也有能力透過頁岩層吸收地下的水分及滋養。所以這村莊十哩內外到處都是蘋果樹，成為本地最重要的資源。蘋果樹不能持久，幾年之後，就得砍去，另種新苖，不管是砍伐樹幹，或是噴射防蟲劑，都是打電話找專人來解決。所以種植蘋果雖屬農業，但卻無異於商業經營。而最值得注意的是：一到收穫的季節，即有承包商以巴士將摘蘋果的勞工大批載來，男女老少都有，他們都是中南美洲人，操西班牙話，也只有工頭才能帶領他們。食宿問題，都自行解決，不驚動本地居民，並且來時即工作，蘋果摘完裝箱後全部員工即時離境，爽快俐落。紐約的蘋果，行銷各州，也等於加州的橘柑、佛州的橙柚一樣。因為交通便利，各超級市場又大批整買，統一傾銷，所以各處價錢相差無幾，我們就算近水樓台，也不一定能夠廉買。
一個敏感的讀者看到這裡，就知道以上所說不僅是紐普茲和蘋果樹的情節，而是勾畫著一個資本主義社會的樣態和做事的程序。
我在這村莊內外散步的時候常常想起，要是在中國南方，紐普茲的土地必定也要大部開拓為水田。一方面要堵截山上的水源，一方面要汲引山谷下的水來灌溉低窪地帶的田地。這頁岩也只好一塊一片的用手清除。這樣，人民的生活怎能不艱難？用我們自己種菜的經驗，也可以想像到中國農村經濟情形的一般了。那麼中國為什麼不及早實行資本主義？
這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問題。要用很多層次，才能解釋得明白。
第一點，一個國家的歷史，與它天候地理有很密切的關係，加上很多事情時間上的匯合（timing），中國因為天候地理的需要，初期統一，實行中央集權，政府扶植無數小自耕農作為當兵納稅的基礎，所以人口密度大，農業的特徵是高度的精密耕作，主張各地自給自足，視糧食生產為主業，其他都是末業。從戰國到漢初，這些條件還可以當作一時之策，但是經過兩千年接續不斷的維持，上述諸條件，都已成為中國文化的一部分。不僅法律和家族制度支持這些經濟條件，就連科舉制度和社會習向也都支持它。即使在明末清初，可能在中國發現一處像紐普茲的土地，也不一定能讓它十哩內外一體種蘋果。即使種了也無人整批購買，無法集體採摘推銷。我們還從各地方志上發現歷史上有些「好官」，看到民間種植栗子、菸葉、棉花等商品農作物，竟命令立時拔去，改種稻粟，可見得這種歷史上的大問題，牽涉到技術及思想者各居其半。這裡面有很多根深柢固的因素。
美國開國之前，為英國殖民地，紐約州在英國勢力尚未鞏固之前，尤其赫遜河畔一帶，尚是荷蘭人開拓的地方。這地方地廣人稀，它的歷史有兩個特點值得注意：一、是土地所有權集中，後來經過無數分割買賣，才有今日的形勢，但是農場和園圃，仍是以兩三百英畝為單位，不像中國一畝兩畝支離破碎（中國一畝約等於六分之一英畝）。二、紐約及新澤西州有些地方是清教徒移殖之地。紐普茲村莊則是十七世紀法國新教徒「休京拉」派（Huguenots）所草創，在政治經濟的意義上講，當日新教徒即已象徵一種反抗中央集權的趨向和運動，「休京拉」派尤其盡瘁於各種新興企業。所以這些立場，都和中國傳統相反。美國大規模的內部改進（internal
improvements）即是聯邦以公款修築公路發展交通通信事業，尚在十九世紀初期，和現代科學技術的展開並行，紐普茲的果園也在這時候創設，所以能利用這優勢的環境。
但是以上是一個特殊例子。要整個檢討資本主義何以未能實行於中國，我們還要從這些背景因素之外，看清資本主義本身的特質。
嚴格言之，「資本主義」（capitalism）這一名辭，至今沒有公認的定義。亞當．斯密僅僅提出在增進人民的財富時，「商業的系統」優勝於農業的系統。馬克思雖在著書時稱「資本家」及「資本家時代」，也沒有引用資本主義這一名辭。我倒覺得英國歷史家克拉克（Sir
George N. Clark）所說，最近性理。他說：「用資本主義這一名辭，去概括現代經濟制度，是十九世紀中葉社會主義者所創行的辦法。其所解說的一種社會形態，內中最有權威的乃是擁有資本的人。」
什麼是現代經濟制度？以紐普茲的情形為例，我們也可以看出其中有三個基本條件：一是資金廣泛的活用，如果我們彼此有剩餘資金，必存集於銀行。銀行即將之挪借投資，此來彼往，資金永無休歇之日，有時出進之間，尚產生虛數，形成信用膨脹。二是產業所有人僱用經理，他營業的範圍，超過本人及其家屬足以監視的程度。三是屬於服務性質的事業，有如交通、通信、保險等共通使用，用之商業活動之所及，又超過各企業自辦自用的限度。這三個條件之所以能充分發揮，乃是商業信用（trust）業經展開。而信用則必須有法律在後面支持。倘不如此，誰敢把成千成萬箱的蘋果，憑一個電話的指示，運給幾百哩外的收貨人？又有誰敢開銀行，將存戶的款項貸與果場主人，讓他去安心經營，等他收穫之後才算帳還債，況且這果場主人的地產有一半還典押在債權人身上？
因為這現代資本主義制度是由以上三個條件所造成，它必然成為一種組織和一種運動。西歐資本主義推行的時候，就需要由國家以商業性的法律，逐漸推行到全民。不僅遺傳法、破產法需要符合商業社會習慣，甚至對監守自盜者的處置，虛枉欺騙者的懲罰，與強迫履行合同，都要能切實做到。因為這些法律同時也施行於商人集團之外，所以農業組織也要向商業作風看齊，這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即在西歐，因為這一套新制度與中世紀宗教思想和社會習慣大相逕庭，所以也曾發生過無數的衝突。我們也可以說，很多趨向現代化的戰爭和革命，都與此問題有關。如果我們不用意識型態的字眼，單從技術角度檢討這段歷史，也就可以說資本主義如能推行，社會裡的各種經濟因素（包括動產、不動產、勞力和服務）都要能彼此互相交換，私人財產也要有絕對的保障，然後這社會才能在數目字上管理（mathematically manageable）。再簡潔言之，即全民生活，都聽金錢制裁。國家訂立財政稅收金融政策，即已包括道德觀念和社會習慣在內，在執行時，除非立法錯誤，不能臨時在半途又撞出一個道德問題。這樣才能符合韋伯（Max
Weber）所說：「現代合理化的資本主義，不僅要有技術上生產的能力，而且還要有能讓人預為籌算的法制，以及經理上正式的規則。」
西歐資本主義的最先進是威尼斯。因為它是一個自由城市，處於一個海沼（lagoon）之中，受大陸的影響輕微，中世紀後，當地貴族都變成了重要紳商，或者受政府津貼。全民十萬口左右，壯齡男子，都有服海軍兵役的義務，陸軍倒以僱傭兵（condottieri）為之。重要商業又係國營，城中鹹水又不便製造，於是盡力經商。雖匠役寡婦，也可以將蓄積加入股份（colleganza），水手也能帶貨。這樣一來，一個國家就是一座城市，這一座城市又等於一個大公司。民法與商法，也區別至微。《莎氏樂府》裡面的《威尼斯商人》稱兩造合同預訂借債不還則割肉一磅作抵償，到時法庭就準備照約施行，雖說是誇大譏諷，暗中卻已表示威城以商業性的法律作主宰，信用必須竭力保障的背景，這也可以說是資本主義真髓。
十六世紀之後，荷蘭成為西歐資本主義國家的先進。荷蘭正式國名為「內德蘭王國」（Koninkrijk der Nederlanden）。荷蘭不過是當日七個省之一省，只是佔全境人口三分之二，又負擔全國經費四分之三，是商業財富的中心。內德蘭經過幾十年抵抗西班牙而獨立之後，行聯邦制，使經濟發展前進的地區，照商業習慣管制，其他隨現狀改進，這樣經過無數周折，而且荷蘭的農業也重畜牧，不重穀物生產，與商業習慣接近，荷蘭才能逐漸完成全國實行資本主義的體制。
繼荷蘭之後，英國成為傑出的資本主義國家。因為這國家農業基礎強，它的「普通法」（common law）以農業習慣為基礎，凡是以前沒有做過的事統統不能做，所以相當保守。一到十七世紀，世界局勢變化，英國也迭遭折磨，經過英皇與議會衝突，內戰弒君，改為民國，行獨裁制、復辟及第二次革命各種事蹟。今日看來，其癥結在經濟因素互相交換的程度不夠，不能全面在數目字上管理，所以才引起宗教信仰、皇權與民權種種問題。一六八九年「光榮革命」成功以後，即無此趨向，因為幾十年動亂之後，下層機構中的地產所有權，逐漸規律化，上層機構也承認「議會至上」（parliamentary
supremacy）的原則。而上下之間，也有普通法逐漸容納「公平法」（equity）的妥協方式，也就是一般與現代社會有關的問題，照商業習慣辦理。這樣一來，農業生產與商業交換併為一元，內地與濱海的距離縮短，一個國家可以像一個自由城市一樣的簡單緊湊，首尾相應，英國用這資本主義的組織做本錢，竟稱雄於世界好幾個世紀。進而逼迫世界上其他的國家照樣仿行，正如克拉克所說，讓資本家在社會型態中享有威權者。或者滲入國家資本和社會資本，相對的約束私人資本，成為社會主義。兩者縱不相同，但在下述幾點上是完全一樣的：法律須保障私人資產，鼓勵資金流通，經理僱用、服務性質的機構共通使用，促成互相交換使得全國能在數目上管理。
一九三九年毛澤東說：「中國封建內社會商品經濟的發展，已經孕育著資本主義的萌芽，如果沒有外國資本主義的影響，中國也將緩慢地發展到資本主義社會。」這是一種沒有歷史根據的見解。資本主義除非確實的控制司法權和立法權，使政府盡其功能，支持商業信用，不可能說是已經在某一個國家立足。商品經濟缺乏這種組織能力，也不能成為一種運動，亦即是無法孕育資本主義。稱之為「萌芽」，實無意義。因為資本主義的形成要透過國家體制，又要社會全民支持，還常常影響到宗教和信仰，絕非「緩慢的」或者自然而然可以發育成長，前述三個例子以及其他尚沒有提及的例子，除了威尼斯情形既簡單又特殊外，其他無一不經過內外煎逼苦鬥改革而成功。就是連威尼斯也因為它我行我素的與教皇衝突，多次被開除教籍，並不是完全沒有遭受險阻艱辛。中國是一個大陸國家，幾千年來重農抑商，所以改革尤難。
毛澤東稱中國社會為「封建」，也待辨正。中國只有商周之間稱得上是封建時期。明儒顧炎武說：「封建之廢，自周衰之日；而不自於秦也。」所以秦後統為「郡縣制」，亦即是中央集權。中國古代封建，與歐洲中古之feudal system以及日本迄至近代的「幕藩」，雖然時代差異，組織結構不同，但基本上也有若干相似之點。此即是地方分權，倚賴軍事系統作它自身的體制，爵位世襲，掌管封邑的貴族，不放棄土地所有權，既為地方首長，也是大地主。這與明清之中央集權，地方官由中樞派遣，重文輕武，土地零星分割，自由買賣，社會流動性大的情形可說正好完全相反。很多人之所以堅持中國近代仍為封建，一方面固然是便於因襲馬克思階級鬥爭的歷史公式，另方面是認為封建代表著落後，而中國不管是周衰也好，明清也好，總是不合時代，所以用不著仔細計較。
殊不知中國近代的官僚政治（bureaucratism），表面上要較封建或日本的幕藩時髦得多，明清尤其如此。日本在明治維新之後，照各地「大名政權」（即分藩的各諸侯）的辦法抽收近百分之五十的田賦。新政府也發行鈔票及公債，籌辦實業，扶植私人資本，具有資本主義的色彩。但是維新後二十年，田賦所得仍佔政府收入之最大宗，也就是說新政府能利用農業支持它的改革。中國的田賦，迄至清末，每年有三千三百萬兩收入的底帳，但實際上收支零碎，人民攤派或有餘，而入庫則不足。即算上三千三百萬兩，以總數二千縣計，平均每縣不過一萬六千五百兩。縣長的薪水通常接近二千兩，其他薪給齎付上級衙門公費等，也只能維持舊型式的官僚政治。民國成立以來，田賦始終未對中央財政發生作用，政府缺乏適當的收入，為政局不穩的最大主因。這樣一個世界人口最眾多的農業國家，竟不能從農業上獲得適當的收入，實為世界歷史所罕見。這種現象不能以「封建制度」這個名不副實的名詞去冒充解答。況且依據各處方志所載土地分割使用，零星雜碎，歷史家更不應以「膏腴萬頃」、「田連郡縣」等等土地集中的歷史資料去塘塞（要是真的土地集中到這程度，問題就容易解決了），
可是我寫這篇文章的時候，已在一九八六年歲暮，上面所敍各種情節，大部分已像雨過天青般，隨著過去的雷霆霹靂一掃而光了。讀者只要閉著眼睛一想，中國在一九八〇年代一定和一九二〇年代有一個很大的差別。這個差別的重點，即是歷史上長期的合理性（long─term
rationality of history）。
如用另一種方法解釋：中國全面與列強衝突，始自鴉片戰爭。戰事始於一八四〇年，距今一百四十七年，快要到一個半世紀。要是我們拿著這一個半世紀的歷史分成無數細微末節，憑著片面的見解去分析，讀來一定令人切手蹙額，總離不開愚人蠻漢做壞事的觀感。可是把這一百多年來的事蹟前後連貫起來綜合檢討，則所得的印象，又會截然不同。好多事情，很像是接二連三的失敗，但是實際上失敗之後，中國國家與社會卻又成梯度式的前進。這一百四十七年來最大的一個進步，即是當初中國完全不能從數目字上管理，皇帝也不知道和英國開戰，要用多少兵，人員如何調度，要用多少餉，錢糧如何籌措。今日中國仍不能說是凡事即能有效的合理的處置，但是至少已開始在數目字上管理。
現代戰事及群眾運動，要動員很多的因素。這全面動員之後，當初很多不平衡的地方，會因事勢上的需要，趨向平衡。很多以前被掩飾的弱點會因之暴露。被阻隔的地方，因之而疏遠。其程序有時尚出領導人物意料之外。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時，可以說是大日耳曼主義和大斯拉夫主義在巴爾幹半島的衝突。可是終戰之日，德奧既敗，沙俄也敗，需要善後的時候，幾乎與當初威廉第二及尼古拉第二動員宣戰的宗旨毫不相干。這主要是因為專制皇權（autocracy）跨地過廣，組織不符時望，所以統被清算。第二次大戰在歐洲爆發時，乃因希特勒要提倡他的人種優秀說，他還一定要替日耳曼民族，在東歐開闢一個「生存空間」（lebesraum）。可是這運動一失敗，不僅納粹人種優秀說瓦解，而且全人類平等成為此後世界公認原則，連那些沒有被戰禍波及的地方，也一體通行，殖民地全要剷除，不僅為希特勒想像之不及，也非張伯倫、邱吉爾所能預料。
中國近代歷史的複雜，超過單純的國際戰爭。但是歷史上的大問題幾經波折之後，要在實際的條件下找到適當的解決，則彼此都是一樣的。近數世紀以來，世界上一般的趨勢，是交通發達，技術進步，這潮流強迫閉關自守的國家門戶開放，以農業組織作基幹的舊社會實行改組，開始商業化。隨著資金流通，經理僱用，服務性質的機構共通使用的原則，每一個國家才能將它內部公私的利益融合為一元。這種商業化的組織，隨著生產進步，越擴越大，也決不是堅持農業習慣，以狹義的平等的原則，作一成不變的組織所能阻擋。縱是後者能使其國民衣食無缺，其人民也不甘心在技術拙劣人文因素簡單的條件下過日子。
我已經說過，一定要澄清今日中國的改革是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已無意義。孫中山先生在六十多年前著書，就說及中國一方面固然要節制私人資本，一方面仍要扶植私人資本。因為這六十多年來中外的距離越來越大，今日的中國尤其應該扶持私人資本。即使以國家資本開拓龐大的企業，也仍不能缺少民間企業作第二線第三線的支持。要加強其支持，則必須保障私人財產，使一切能在數目字上管理。這程序已由事實證明，不容任何意識型態加以否定，這也就是前述歷史上長期的合理性之一部分。
針對以上的情形講中國歷史，應當重新訂正。
歷史上的真人實事，是不會變化的（除非過去傳聞錯誤，可能因新證據發現而修改）。但是資料的取捨，因果關係的佈置，隨作史者及讀史者的立場而轉移。著名的經濟學史家熊彼德（Joseph Schumpeter）說過，歷史家舖陳往事，最重要的任務，是把今人的立場解釋得合理化。現在中國既然是雨過天青，假使作史者和我們一樣相信今後國家的策略是將全面組織商業化，以便一切都能在數目字上管理，而所寫歷史卻又離不開階級鬥爭的立場，視資本主義為畏途，企圖保持某種意識型態上的「純潔」，那也就是自我作對了。
況且中國的歷史，過去以傳統官僚政治的目光進行編撰。我寫的一本《萬曆十五年》已經揭載著這種立場的特徵。總之，傳統中國在技術尚未展開之前，因迫於環境，首先就實行了中央集權，因此下面的統計無法著實，各地區的特殊情形也不能全般檢討，只好先造成一個理想的公式，籠罩在這億萬軍民和犬牙相錯的疆域上，所以真理總是出自上端，皇帝的面目為「天顏」，他的指示即是「聖旨」，絲毫不容辯白。官僚集團只要能維持他們彼此間互相承認的邏輯，對實情不一定要認真負責。道德既可以替代法律，禮儀也可以裝飾行政。在這種情形之下，其所標榜的道德，也就浮泛而不著實際。用這種態度去修撰歷史，我們今日無法全部因襲。
我認為，中國雖和西洋文化摩擦接觸達百餘年，直到最近才完成了可以在數目字上管理的條件，自此中國歷史，才正式與西洋文化匯合。在這關頭重訂歷史，首先就要把叢錯的事蹟，針對今日著眼，並且追根究柢，回溯到公元以前初期統一的原因，加入中世紀以後國家愈著重於內向（introvertive）及非競爭性（non─competitive）的端倪，又牽引到鴉片戰爭後想要改造的艱難，最後才歸結到今日。這樣草擬的歷史，屬於「大歷史」（macro─history）的範疇。作者不斤斤計較於所述人物當時的賢愚得失，而只注意他們的作為，透過中國法制與社會，遺留給後代的影響。雖然敍述中盡量提及「負面因素」（negative
elements），然而等全部敍述完畢後，我們如果再回顧這兩千多年來的歷史，一定會嘆賞中國人所創造的這一個政治經濟系統之龐大。而雖說改造艱難，卻又在艱苦困難之中完成了改造的使命。這在世界歷史中算是首一無二的事，古代文明之中，還沒有另外一個國家或社會可以望其項背。我們根據全部事蹟去讚揚中國文物的偉大，豈不要比掩錯飾過，顛倒是非的讚揚要來得真切而暢快？寫歷史的人實應採取這種觀點。
然而以我一人之力，會有能力修訂中國兩三千年的歷史？我現在說的修訂並不是研磋考證，而是將現有史料，重新安排，注入新的眼光，做這樣的工作需要的不是才華，而是視界。因為我年輕的時候，在國軍當過下級軍官十多年，切身經歷內地鄉村的情形，也知道「壯士軍前半死生」，實際是怎麼一回事。以後又遊歷各地，凡本文提到的地方，或曾久居或曾暫住，總經耳聞目睹。最近幾年，自己更親臨到被裁失業的危機，所以現在寫歷史，已經有了文題內外的生活作陪襯。凡所敍群眾運動，飾過掩錯，雨過天青，經濟力量驅使等等情節無一托之空言。至於書面上的知識，卻只佔準備的一部分。
這段「開場白」就此停筆，下文不久即見分曉。
黃仁宇 一九一八年生於湖南長沙。抗戰期間及戰後，曾擔任國軍下級軍官十年；自成都中央軍校畢業後，任陸軍第十四師排長及代理連長。一九四三年加入駐印軍，任第一軍上尉參謀。一九四四年五月曾在緬甸密支那負傷，受頒陸海空軍第一等獎章。抗戰結束，任第三方面軍及東北保安司令長官司令部少校參謀。一九四六年參加全國考試後，獲保送美國陸軍參謀大學；畢業後曾任國防部參謀。一九五○年以中國駐日代表團少校團員的身分退伍。
再度赴美後，於密西根大學攻讀歷史，獲博士學位（一九六四）。曾先後在南伊利諾大學和紐約州立大學任教，又曾任哥倫比亞大學訪問副教授及哈佛大學東亞研究所研究員。
曾以《萬曆十五年》一書蜚聲國際，廣獲學界及一般讀者好評。其後《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更成為暢銷書，《放寬歷史的視野》、《中國的大歷史》、《地北天南敘古今》、《資本主義與二十一世紀》、《從大歷史的角度讀蔣介石日記》、《近代中國的出路》、《關係千萬重》等書也都獲得各地中國人社群的熱烈回應，成為學界異數，影響深遠。
